巴老和一个世纪

一、一个划时代的年龄

巴老活过了整整一个世纪，诞辰就在眼下的１１月２５日。我们不妨把视野拓宽，看看人类历史上真正活到一百岁的文学家有几个，由此可以领悟，我们国家和我们这座城市，这几天面对着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奇迹。

在我记忆中，中国古代，活到４０多岁的有曹雪芹、柳宗元；５０多岁的有司马迁、韩愈；６０多岁的就多了，屈原、陶渊明、李白、苏轼、辛弃疾；７０多岁的不多，有蒲松龄、李清照；８０多岁现在能想起来的一位是陆游。世界上５０多岁的大作家有但丁、巴尔扎克、莎士比亚、狄更斯；６０多岁的有薄伽丘、塞万提斯、左拉、海明威；７０多岁的有小仲马、马克·吐温、萨特、川端康成、罗曼·罗兰；８０岁以上的有歌德、雨果、托尔斯泰、泰戈尔。我还没有想起９０岁以上的世界级作家。中国现代作家的寿命比世界上的作家高一点，原因何在，不太清楚。７０岁以上的有张爱玲、周作人、张恨水；８０岁以上的就多了，郭沫若、茅盾、丁玲、沈从文、林语堂；９０岁以上的居然也有，叶圣陶、夏衍、冰心。

现在我们要面对的一个奇迹就是巴老，他活过了一百岁。所有的作家都会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进入人生的各个层面，又不得不面对自己的人生这么一个极其神秘、又无法完全控制的生命现象。从文化的意义上来看，因为活满一个世纪的巴老的存在，一个世纪的变幻在一个生命体上获得了完整的结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目光，在一个世纪的多个时期进入到了中国社会的各种层面，一直看到今天。这双眼睛还睁着。一个生命的事实把僵硬的历史串成了一个活生生的肌体，这就是生命奇迹的意义。我们可能还没有能够理解这件事情的意义，理解它在偶然性和必然性上的比例，但是它已经存在了。“他还活着”这四个字，已经震撼人心。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后余绪，居然还留在上海，这也是上海的一种光荣。

二、一个重要的文学形象

巴老的意义显然不仅仅在于他的年龄。从文学的视角来看，巴老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尤其是他所塑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高觉新”的形象，可说是世纪性的贡献。

弗洛伊德的学生荣格曾经说过，文学的特殊价值，是对于集体潜意识的寻照。这当然不是说每个人的意识和潜在的东西都有传播和鉴赏价值。有一些意识流的作品，读者在阅读上产生了障碍，就是因为它们所表现的潜意识未必具有普遍欣赏的价值。所以荣格认为集体潜意识非常重要，他说，浮士德只能是德国人写；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这说明了集体潜意识和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

鲁迅的阿Ｑ为什么一下子能够震撼大家呢？因为他碰撞到了中国人集体的深层意识。如果仅仅把它看作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浙江一带一个贫苦农民的生活方式，那么它的精神格局就被缩小了。阿Ｑ对于中华民族潜在心理的概括，就像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碰撞到了美国人的潜在心理一样。

就是在这个思路中，“高觉新”这个形象同样构成了一种世纪性的概括。时代转型非常艰难，他在时代的进退中苦恼彷徨。他犹豫得那么认真，中庸得那么诚恳，最后带来的却是全局的破碎和自己的悲剧。这是２０世纪中国多少温和的改革者、善良的掌门人的集体写照，也是社会群体心理的集体写照。所以我很赞成这个说法，高觉新这个人物具有“原型的价值”。形象往往大于作家，作家未必是有意识的，但是由于他的真诚，他的深入，他碰撞到了。有的文学作品可能形象更生动，语言更别致，风格更优美，但是这种能够和一个时代的民族深层心理紧紧连在一起的形象，就不是很多。

三、一次勇敢的抗争

创造了大量作品和形象，还只是巴老的一半，甚至是一小半。巴老的更大光辉，在于他的道义精神。尤其是，１９６２年５月９日，他在上海文代会上的一次有关作家的责任感的发言，口气平和，却在极“左”的文化气氛中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他发言的题目是“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他在发言中说：“我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拿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我当然不会看到棍子就缩头，但是棍子挨得多了，脑筋会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在我们社会里有这样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时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你只要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他们喜欢创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去，倘若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头去，倘若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别人的窗前多几声鸟叫，倘若他们听见了新鲜的歌声，看到了看不惯的文章，他们就会怒火上身，举起棍棒，来个迎头痛击。他们人数很少，可见他们声势浩大……”

几天以后美联社就此作了报道：“巴金５月９日在上海市文化艺术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缺乏言论自由，正在扼杀中国文学的发展。”于是巴老这篇讲话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不善言辞的巴老在这个发言中表现出了一种巨大的文化勇气。相比之下，他的朋友们，也就是中国现代的那些作家，不论是位居高官的郭沫若、茅盾、夏衍，还是受到打击的如沈从文、丁玲，还是处于普通状态的许多人，都没有在“左”倾泛滥时期，发出过这样等级的抗争。

巴老的发言纯粹是从文化意义上提出的，即使从现在看起来，这也是切中要害的。巴老认为最坏的事情，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文化的建设机制，远远抵不过文化的破坏机制。他当时主要指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他们就是用大一统的“左”倾的标准，不断地伤害、诬陷、侮辱辛辛苦苦的文化建设者。巴老的这种揭露，直到今天看来还没有过时。

这个发言以后，文化界许多人既佩服又伸出了舌头。“文革”期间张春桥说，对于巴金，不枪毙就是落实政策。那么他能指出巴金什么罪行呢？他指的就是那个发言。

平心而论，一个作家要评述最上层的路线斗争，往往是搞不清楚的。但是一个作家能够切身感受到文化建设与文化破坏之间的关系。因此巴老立足文学本位，守住作家本分的发言，就能产生强大的效果。这是一种真正的勇敢，这个发言也成为了这个世纪最为重要的发言之一。

四、一句珍贵的留言

巴老的这句留言，就是“讲真话”。这三个字，可以说是一句世纪性的留言。我们可以找到改变中国经济和政治面貌的许多精彩的话语，但哪一句是切中我们世纪的文化弊病、又朴素又能够让大家记住的最重要的话呢？我以为就是巴老所说的三个字“讲真话”。

这话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非常难做到。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缺少实证意识的国度里边，“讲真话”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而巴老的“讲真话”，正是有着挑战某种民族思维的性质。

我本人，是在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假话，也深受了许多假话和谣言的伤害以后，才慢慢明白了为什么鲁迅先生说的中国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是“瞒”和“骗”的文化；鲁迅先生还反复讲，路上的“看客”，特别喜欢看这“瞒”和“骗”的文化，反而觉得真相、真话都太“扫兴”。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心理疾病。

对于巴老呼吁的“讲真话”，当时有一个说法叫作“真话不等于真理”，很能迷惑人。这就是号召大家讲“真理”，不一定去讲真话。我在一篇文章中讲：我的一生虽然没有巴老那么长，可我们听到过多少“真理”又听到过多少假话。很多伪“真理”正是攀着假话的翅膀在到处飞翔的。“真话不等于真理”制造了一个假逻辑，它把真话和真理这两个并非对立的概念，粘连在一起并对立了起来。其实，真话的对立面是虚假，不是真理。而有些人是经常在玩着这种假逻辑的。

“文革”以后，我们平反了几十万件冤、假、错案。但是这些案子当时都是有证人、证词和证据的，人们也都以假为真，包括了相信国家主席是叛徒、特务、工贼。这时候我们才真正认识到鲁迅所说的中国文化中的某种“瞒”和“骗”的性质了。而文化又与大家的集体心理有关，连没有文化的人也挣脱不了这个惯性。正因为全民族没有对虚假和真实之间的界线的敏感，于是冤、假、错案就产生了那么多。

对于民族文化中的这种劣根性，鲁迅先生早就讲了，而巴老又用“讲真话”三个字在呼吁，虽简单却刻骨铭心。巴老的告诫，不仅仅是文学意义上的，它在召唤一种以真实为基础的良知。如果我们在新的世纪中，要使中国文化在盗版、谣言、诽谤、假药、假酒、假文凭、假身份证中挣脱出来，重新获得自己应该具有的尊严，应该记住巴老的这个告诫。

五、一种贯穿始终的忧郁

巴老的忧郁也是一种世纪性的文化基调，因为巴老充满敏感和良知，又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因此不能不忧郁。

但是巴老的反抗不走极端，而是以人道主义作为反抗的底线。正因为这种底线，使巴老受到过两方面的不理解：激烈的族群会认为他不是彻底的革命者；而过于温和、现实的人，则觉得巴老经常有触及时弊的思想言词出来，揭穿了他们“粉饰太平”的企图。因此巴老会存在一种孤独。

作家的孤独并不是他缺少读者，但是在最深层的精神意义上，他是一个寂寞的思考者、体验者和感受者。

“文革”期间，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有文章批判巴老，“肩挑两百年，思想反革命”，要革命群众不要为他的劳动表现所迷惑。这样来对待一个年纪相当老的作家，让人实在痛心。当时，我有一种判断，巴老为什么能承担起那么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定是因为精神的苦闷无与伦比，而在土地上的劳作反而会获得一种轻快；但是它是不是能排解巴老的内心苦闷呢？不能。后来传来他妻子病危的消息，他去请假，要求回去照顾，得到的答复是：“你又不是医生，回去干什么？”这对巴老的精神打击很大。

巴老在妻子去世不久后回到家里。一次我去巴老家，听到他一个人在房间里背诗，听不懂。李小林告诉我，父亲是在背但丁，背《神曲》，并说他在隔离室、在农村监督劳动时也在背。面对个人的灾难，但丁的《神曲》是不是他的精神领地呢？至少他把灾难提升了。这也正维系了一种高贵的孤独和忧郁，而它们以后一直没有在巴老身上失去过。冰心曾经劝巴老不要那么忧郁，但是后来她明白了：这是他的享受。巴老正是在忧郁的过程中享受着生命。这种精神品格对我们今天的文化气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在今天的文化气氛中，除了暴戾的毁人欲望之外，还有大量的假装欢快的成分，以至是虚假的文化狂欢，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缺乏高贵的忧郁。

巴老是安静的，即使在身体还好，担任中国作协主席和政协副主席的时候，也是安静的。作为一个下一代的观察者，我看到许多文化人做的完全是另外的一些事情，要么假装浑身的欢快、浑身的牢骚、浑身的愤怒，要么假装有一肚子的材料要揭发别人。而巴老即使在分析灾难时也没有过多的个人控诉，更多的是在探究人性与社会的关系。巴老一辈子不骂谁，不批谁，不伤害谁，他总是乐于帮助人，如果帮助不上，还会十分歉疚。在他的反思文章中，主要有这样两方面：没有能帮助可以更多给予帮助的人，可能不小心还伤害了不想伤害的人。

巴老一百岁了，在他高贵的忧郁中，既有自己的道德取向，又不断拷问着民族的精神与灵魂；这样高贵的忧郁，能否留存？又能够保存多少和多久？

一个世纪以来，“五四”以后志士仁人的努力，大体上应该有一个句号了。而在新的世纪，我们的文化结构到底会怎样呢？我们期待在巴老以后，不会是一片精神的荒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