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赏析

《离骚》是屈原自叙平生的长篇抒情诗。它的名称有双重涵义：从音乐方面来说，《离骚》，可能是楚国普遍流行的一种歌曲的名称。游国恩曰：“《楚辞·大招》有‘伏羲驾辩，楚劳商只’之文，王逸注云：‘驾辩、劳商，皆曲名也。’‘劳商’与‘离骚’为双声字，或即同实而异名。西汉末年，赋家扬雄曾仿屈原的《九章》，自《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牢’‘愁’为叠韵字，韦昭解为‘牢骚’，后人常说发泄不平之气为‘发牢骚’，大概是从这里来的。”（《楚辞论文集》）这一论证是确切的。屈原的创作是从楚国的民间文学汲取丰富的泉源，既然他的作品内容，“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黄伯思《翼骚序》），那末作品的名称袭用民间歌曲的旧题，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然，这一句词并非有声无义。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引刘安的话，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离骚》就是“离忧”，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劳商”“牢愁”和“牢骚”，都是一声之转的同义词，同样是表示一种抑郁不平的情感。《史记》本传说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足见标题是决定于作品的内容，而标题的音乐意义和作品的内容是统一的。“离忧”“离骚”以及“劳商”“牢愁”“牢骚”，都是双声或叠韵字所组成的联绵词，只是一个完整的意义。班固《赞骚序》说：“离，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王逸《楚辞章句》说：“离，别也；骚，愁也。”显然，他们都是在替司马迁“‘离骚’者，犹‘离忧’也”这句话做注脚，但却误会了司马迁的原意。又，项安世《项氏家说》说：“‘楚语’：‘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韦昭曰：‘骚，愁也；离，畔也。’盖楚人之语，自古如此。屈原《离骚》必是以离畔为愁而赋之。”也是把“离”和“骚”分成两个字来讲。把两个字义凑成一个词义，以致理解不同，纷歧百出，都是由于不明词性的缘故。

本篇原名《离骚》，到了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却称之为《离骚经》。他的解释是：“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这话的牵强附会，无待辨明。“经”，当然是经典的意思。《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把《离骚》下面加上一个“经”字，正如洪兴祖所说，“古人引《离骚》未有言经者，盖后世之士祖述其词，尊之为经耳。”（《楚辞补注》）又，本篇也有人简称之为《骚》，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就以《辨骚》名篇；甚至有人竟把屈原的作品以及后来模仿屈原的作品都称之为“骚体”。这也是原于王逸，因为他在《楚辞章句》里，把凡是他认为是屈原的作品概题为《离骚》，凡是模仿屈原的作品概题为《续离骚》。如《九歌》，题作《离骚·九歌》，《九辩》，题作《续离骚·九辩》。这些名称，虽然相沿已久，但并不合逻辑。复次，本篇也有人称为《离骚赋》。这起源于汉朝，因为“汉赋”的表现形式是从“楚辞”演化而来，所以汉朝人的眼光里，屈原的作品无一不属于“赋”的范畴。司马迁说屈原“乃作《怀沙》之赋”（本传），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的作品二十五篇，则更进一步都称之为“赋”。其实，“赋”到汉朝才成为文学形式上一种专门体制。称屈原作品为“赋”，由于受了汉朝人对“辞”“赋”的概念混淆不清的影响，是不恰当的。

关于本篇的写作时代，过去和现在都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据《史记》本传记载，是叙述在上官大夫夺稿，“（怀）王怒而疏屈平”之后。但这并不等于说，就是这一年的事；而只是说，《离骚》是屈原政治上失意以后的作品。这里所指的时间是广泛的。但《离骚》作于楚怀王的时代，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究竟是哪一年呢？远在二千年前的司马迁已经感到文献不足征的困难，而无法作出绝对的论断。当然，今天更不能加以主观的臆测。可是，在司马迁的提示下，如果作进一步的探讨，多少还可以寻找出一点关于这一问题的消息。我以为《离骚》既然是一篇抒情诗，而它的具体内容又属于自叙传的性质，则作品本身有关客观事件的叙述，个人遭遇的因由，情感上所表现的忧愤之深广，创作上所表现的气魄之雄伟，这一切，都透露了它自身产生的时期：既不可能是少时的作品，也不会是晚年的创制，最适合的那只有是四十左右的中年时期。篇中关于年龄的叙述，处处都证实了这点。我们试把篇首“恐美人之迟暮”，篇中“老冉冉其将至兮”，篇末“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其犹未央”等句综合起来，互相印证，就不难得出一个整体的理解：假如是三十以下的少年人，无论怎样多愁善感，也不会说出这样老声老气的话；但要把它作为五十以上的人的语气也不妥贴，因为那就谈不上“时亦其犹未央”了。屈原四十左右正是楚怀王的末期，当时楚国屡次兵败地削，怀王主张不定，楚国政府内部亲秦派和抗秦派之间的斗争非常剧烈。寻绎《离骚》文义和上述的时代背景，是完全吻合的。

本篇是屈原用血泪所凝成的生命挽歌，作品的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正反映了作者丰富而复杂的斗争生活，坚贞而炽烈的爱国心情；精神实质的内在联系，使得它成为天衣无缝，冠绝千古的名篇。可是后世读者的欣赏往往停留在音调的铿锵，词藻的瑰丽的上面。甚至有人认为“古今文章无首尾者惟庄骚两家”。说它“哀乐之极，笑啼无端；笑啼之极，言语无端。”（陈继儒语）这种似是而非的十分抽象的模糊概念，其结果必然陷于不可知论。关于本篇的主题思想及其篇章结构除了上面分段说明（见译注）外。兹提出下列几点：

第一，本篇以现实的火热斗争作为通篇的主题思想，它不但说明了屈原和贵族的腐化恶劣势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反映了他是怎样在残酷考验中战胜了自己思想里脆弱的一面，完成了他那种坚强的具有伟大悲剧意义的高尚人格。围绕着这一核心，层层深入。例如女媭、灵氛、巫咸三大段谈话，本身并非事实，只是表现屈原在现实斗争中曲折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他（她）们同样是同情屈原的；可是他（她）们的身分不同，表现在语气上的关切程度不同，而且论点也是各异的。女媭单纯从爱护屈原、关心屈原出发而说出娓娓动听的人情话，她只是劝屈原作明哲保身之计。处于这样黑暗的政治环境里，要想明哲保身是不容易的，那就只有消极逃避之一法；这正符合于战国时代盛行于南方的道家思想。灵氛回答屈原问卜之词，是为屈原的事业前途着想而提出的当时士的阶层社会意识的普遍诱惑。巫咸的语言表面仅仅是一篇不切实际的大道理，实质上则是以妥协代替斗争，为同流合污、苟合取容的作风和行为自己在思想上先找好一个防空洞。这正反映了屈原在思想上可能动摇的三个方面。对这，屈原都没有作正面的答覆：听了女媭的谈话以后，借“就重华以陈词”从理论上予以否定；回答巫咸的则是从具体情况的分析来粉碎其客观现实的根据；灵氛的诱惑，虽然引起了他暂时的动摇，可是伟大的爱国热情终于使得这种诱惑完全破产；而屈原也就在思想斗争中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样不但在表现手法上极尽变化之能事，而它主题的突出是如何的明朗而深刻！

第二，本篇在组织形式上一个最基本的特色，那就是现实的叙述和幻想的驰骋的互相交织；而这，又是被它的内容所决定的。诗篇一开始是从现实的叙述着手的，接着他就现实问题加以详尽的说明和反覆的剖析，可是精神上仍然找不到自己的出路；于是丑恶的憎恨和光明的憧憬，就使得他那迷离恍惚的心情进入一种缥渺空灵的幻想境界。随着幻想的开展，扩张了作者忧愤的深度和广度，驰骋着人生的炽热爱恋与追求。可是这幻想是无法脱离现实的，这就决定了幻想最后的破灭，它终于不得不回到现实而结束全篇。本篇的结构，就是这样统一起来而达到完满的高度。

第三，尽管幻想和现实交织，全篇的线索是分明的。作为本篇的具体内容是屈原的自叙生平；而屈原的生平是和楚国客观形势密切联系着的。伴随楚国客观形势的不断变化，屈原所采取的态度是怎样呢?最初他满怀信心的提出“愿俟时乎吾将刈”，可是现实不允许他实现他的理想，接着就是“延伫乎吾将反”；再次，是“吾将上下而求索”；复次，是“吾将远逝以自疏”；而这都不可能，最后是“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了。这五句所标明的是思想发展变化的五个过程，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是紧紧相联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这样就很自然的划清了文章的层次；更重要的是，引出了贯串全篇的一条主要线索。从这一主要线索派生出来的其他各个方面的叙述亦莫不如此。例如：篇中以男女的爱恋象征理想的追求，始则曰，“吾将上下而求索”；继则曰，“哀高丘之无女”；继则曰，“相下女之可诒”；继则曰，“闺中既以邃远兮”；继则曰，“岂惟是其有女”；继则曰，“聊浮游以求女”。又如用芬芳的服饰，比喻自己的好修，遣词用意，也都是前后一贯，脉络分明，自成体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