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语文教育”的若干重大问题

一、“新语文教育”提出的背景

２０００年９月，在第１７期《语文教学通讯》第一次系统阐述。

１、不是标新立异赶时髦。此“新”即“五•四”新文化的“新”，意在“立人”，立具有独立的个性、自由的精神的现代人，而不是立“共性”的人。

２、现代教育呼唤“以人为本”。“新语文教育”是以人为中心的教育，不是以教师、教材、课堂为中心的教育。

３、现代的语文教育是精神教育，是灵魂教育。 “伪圣化”和“假崇高”是多年形成的痼疾，它让师生远离真实的人生体验，压抑人的精神自由。

二、“新语文教育”的有关界定

以“一”、“二”、“三”、“十”概之。

１、“一”即一个本质。“新语文教育”是一种奠基性的精神教育，是通过语言和言语的教育奠定学生的民族文化精神和真实自由的个性精神。

２、“二”即两个操作原理。① “举三反一”为主，举一反三为辅；②着意于精神，着力于言语，得益于能力。

３、“三”即：ａ、三个环节强化语言教学。①强化言语的揣摩；②强化大量的阅读；③强化自我的习惯。

ｂ、三个警惕。①警惕政治对语文教育中师生精神的“异化”，因而提出反对“伪圣化”；②警惕现代工业对语文教育中师生精神的“异化”，因而提出反对“技术化”；③警惕商业化和后现代文化对语文教育中师生精神的“异化”，因而提出反对“萎靡化”。

三、“新语文教育”的十大原则

１、重视语言学，更重视文学。

多少年来，现代中国语文教育一直有意无意地躲避着文学。语言（言语）学才似乎是语文教育的正统。自建国以来，语言学界和语言学家对语文教育的干预远远超过文学界和文学家的干预。中小学语文教育基本是语言学理论一统天下，或者更直接地说，现代中国中小学语文教育基本理论，是奠定在语言学理论的根基上的，而这个理论又是十九世纪的静态的语言学理论！

其实，文学之于语文教育的作用，功莫大焉。可以说，一切语言（言语）教学，离了“文学化”的教学方法，简直寸步难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最能体现语言价值和语言真谛的，是文学；最能负载语言价值与语言真谛的，还是文学。一句“苍黄的天底下，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这是语言学的，还是文学？让孩子用“种”造句，孩子说“孙中山种了中华民国，毛泽东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语言学，还是文学的？

２、重视白话，更重视文言。

鲁迅、郭沫若一代人曾大反文言，叶圣陶先生似乎也不大赞成学文言，毛泽东也反对。 为什么反对学文言呢？大概意思有三：一，文言中有许多封建思想糟粕，它在“封资修”的名单中排头号，与现代的政治文化思想相抵牾；二，文言是僵死的东西，禁锢学生的思想与精神；三，文言在现代生活中已经不用。

其实，这是十分肤浅的。文言中有糟粕，但更有精华。屈原、司马迁、李白、苏轼等先贤大师，以文言构筑的诗文，那是辉煌灿烂的“精神灯塔”，足以照彻千万年，足以沐浴古今人。他们的灵魂，用“文言”“走过”的漫漫的、璀璨的精神历程，我们再通过“文言”，鲁迅、郭沫若一代人反对文言，自有他们那代人的历史文化背景。因为生在五四前，他们是在文言的“酱缸”中浸泡过的，他们的每个毛孔中都有文言的滋养；也就是说，他们的文言的根底，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奠定得异乎寻常的雄厚了，所以，他们无论怎样反对文言，他们所受的文言的有益滋养，是反对不掉的，他们的文言的或者说是文化的根底，是不会因此而变薄的。鲁迅读过古书不少，从而‘知旧世之弊’，文章‘雄厚冷峭，于书卷气杂以斗士风采’。仔细阅读鲁迅的白话文，不难发现他笔下其实‘白’中处处有‘文’，可见文言真是白话的基础。”（董桥）

３、重视“举一”，更强调“举三”。

自五四后，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总体思路，就是四个字－－“举一反三”。什么是“举一反三”？就是每学期以“二三十篇文章”为“例子”，对例子进行非常“科学”细致地“拆解”、深入地“鉴赏”、精心地“把玩”、反复地“历练”，以此来达到让学生“循例”学会听说读写、“循例”自能“繁衍”大量语言（言语）的目的。

其实，大量的研究、实践以及常识告诉我们，语言（言语）的学习规律，恰恰是“举三反一”。语言学习不太类似于“科学化”的数理化学习、可以“举一”（如例题）“反三（做习题）”，“举少”而“胜多”。语言学习常常是“举三”而“反一”，“举多”而“胜少”，“举十”才“反三”。人类语言的学习，是在“巨大数量”的语言（言语）的“例子”的反复撞击、反复刺激下，才点点滴滴“说出”，成年累月数量再无限量地加大后，才“奔涌而出”。因此，数量的巨大，例子的极大丰富，才是形成语言（言语）能力的最首要的前提条件！婴儿学口语的例子颇能说明这个问题。孩子呱呱坠地时，一言不会，1周岁左右说出最简单的“妈、爸、水”语词，2周岁左右就能自如运用语言，说出奇妙的句子。为什么口语学得这么快？效率如此之高。因为他接触了“天文级数量”语言（言语）的“例子”！以平均每天听大人100句话计算，每句话10个字，每天就是1000字，一年365天就是365000字，两年就是730000字！那就是说，孩子学会口语，等于两年“读”（用耳）了五六部长篇小说！我们学书面语，中学六年语文教材才多少字！所以我坚定地认为，语言学习的规律是决不是“举一反三”，而是“举三反一”，现代语文教育总体思路必须彻底改变！

４、偏了分析，应重视吟悟。

叶圣陶先生早在四十年代就说：“吟诵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现在国文教学，在内容与理法的讨究方面比以前注意得多了；可是学生吟诵的功夫 太少，多数学生只是看看而已。这是偏向了一面，丢开了一面。惟有不忽略讨究，也不忽略吟诵，那才全面不偏。吟诵的时候……亲切地体会，不知不觉之间，内容与理法化而为读者自己的东西，这是可贵的一种境界，学习语文学科，必须到这种境界，才会终身受用不尽。”叶老先生这段话，是针对四十年代的情况说的，四十年代之后的情况怎么样呢？熟悉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现状的人知道，这种“重分析、轻吟悟”的状况，愈演愈烈。现在五十年过去了，情况怎么样了呢？也可以说，仍并无大的改观。请各位注意，我并不反对“理法”的分析，不主张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全盘吟悟。我是说吟悟这种中国传统的颇为有效的语文教育方法，与来自西方的所谓理法的分析相比，在成效上绝不比它差，甚至有时远超过它。

为什么把我们民族自家的、这么好的语文教育的“看家本领”给丢掉了呢？我想，说透了，这实际是自五四以来的一种泛化的崇仰西方科学的民族自卑心态所致。五四后，似乎各行各业、各门学科，一切都讲科学，都讲理性分析，讲分解和所谓的“解构”，似乎语文教育不讲这些、不引进这些，就是落伍的、低效率的。未来中国语文教育，应该拣起这个丢弃“宝贝”了！

５、重视理解，更重视背诵。

人的语言（言语）能力的学习、语言（言语）能力的形成，其实主要是依靠对前人经验的一种模仿；且基本是一种“不求甚解”的模仿。因而背诵在语言学习中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

背诵，是化别人的语言为自己的血肉。那文句、那意境，萦绕心头，如发于已心，如出于已口。愈积累愈丰富，愈丰富愈自然贯通，逐渐就积淀成一种语感了。中国传统的语言教学，最基本、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背诵。巴金先生能够背诵200篇的《古文观止》，茅盾能够背诵全本的《红楼梦》，这是他们作为文学家有着超人的语言能力的重要原因。

可是五四后，尤其建国后，以“理”来解语言、来学语言的方法，代替了以“背诵”为主基本不讲“理”或少讲“理”的方法。几十年来，中国语文教育的课堂上讲“理”过多，而求“背”太少。从偏于分析、轻视吟悟，到偏于例子、轻视数量，再到偏于理法、轻视背诵，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现代中国现代中国语文教育的探索者有一个美好幻梦－－－即总想走出一条所谓的“科学化”“理科化”的捷径，但没曾想，却走向了“科学主义”的歧路！

６、重视散文，更重视诗。

翻翻我们的教材，散文（广义的）占了90％，诗退居到了10％。（我这里说的诗也是广义的、宽泛的，那种虽以散文的体式写成，但内核具备诗的精神，也是诗。）对现代诗选得少，对古典的诗选得也少。语文考试也有个流行的不成文的禁令，那就是作文不能写成诗。

可我们是一个诗的国度！我们有着几千年的“诗教”传统，“诗书传家”－－不但可用之于家，还可用之于国。孔子甚至说，不学诗（诗经）无以言。从诗经、离骚到唐诗、宋词、元曲，中国的诗歌传统一脉相承。可以说，诗，是中华文化精华中精华，是中华文化宝库中最光辉灿烂的部分。古代文人，写诗抒怀，以诗筹答，以诗相赠，是平凡生活中最平凡不过的事。可现代当代的文人（广义的），还有多少能写诗！即使能写诗，可又有多少人能够写得好诗，实际情况确是“一代不如一代”。也就是说，中国诗教的薪火已经快没有传人了，快要熄灭了！追根溯源，这不正是现代中国语文教育的一个悲哀吗？诗诉诸于人的“内在精神”，散文诉诸于人的“外在交际”。我们不能只顾实用性的交际，而荒芜了孩子的“精神”。

７、重视神圣和崇高，更重视平实和真诚。

现代中国语文教育太重了，它太庄重，太沉重，太峻严！

教材的内容：社论、领袖的报告、领袖的故事、直接阐释时政观点和政策的文章，太多地充斥于我们的教材之中。相反，谐趣的、幽默的、亲和于人的文章，你能从小学到高中的24册语文教材中找出几篇？对比一下英国人编写的《新概念英语》和中国的语文课本，同是语言教材，哪个更有趣、更有人情味？其实，中国的文章中有许多是诙谐有趣、循循善诱、和言悦色的，诸子百家中有许多寓理于诙谐幽默、于日常情事之中的妙文。这是中国文章的一个传统。

我们古代有《笑林广记》，现代也有老舍（如他的《老张的哲学》）、钱钟书（如他的《围城》《写在人生边上》），更有当代的王蒙（如他的《冬天的话题》《坚硬的稀粥》）、王小波（如他的杂文）。他们都是文章大家。可课本均不收。

我们“庄严”的语文教育体制下教育出的孩子，写出的文章、说出的话，跟小大人一般，沉稳老成，老气横秋 ，甚至千文一面，很少有人会在文章中“幽他一默”，来点诙谐，加点调侃，妙趣横生的文章更是罕见。当今优秀作文期刊和书籍铺天盖地，但是真正纵情挥洒、谐趣为胜的作文有几篇？

现代中国语文教育一直高高扬起“语文教育为现实应用”这面旌旗－－建国前语文教育为民族救亡之用、建国后语文教育为民族复兴之用。我们呼唤，语文教育中多一点平凡、多一点谐趣、多一点自由、多一点真我、多一点雍容与宽宏自由的精神氛围……，一句话，少一点伪神、少一点伪圣，从语文书本到教师的面孔，都不再那么峻厉、冰冷！急功近利时，莫弃人的真精神和大精神如敝屣！反伪神、伪圣时莫弃真正的神圣如敝屣！

８、重视写实，更重视写虚。

所谓写实，指说明、描写、叙述；写虚，指抒情、议论、想象。（刘锡庆语）说明、描写、叙述，是根据实有的东西，来形成语言文字，是“从有到有”；抒情、议论、想象，是从虚无的东西，生成语言文字，是“从无到有”。写实是指向交际实用的，写虚是指向精神创造的。

我们的语文教育，一直只重视学生写实的能力，而轻视写虚能力的培养。

其实，在一定年龄阶段，写虚的能力要重于写实的能力。写虚，实际是一个人创造能力、想象才华、发抒独到见解能力的集中展现。写实体现的只是摹仿、记录、复述能力。写实是按部就班，丁是丁、卯是卯，不敢越雷池一步。写虚，则是充分舒张自我的意志和自我胆魄，用神奇、大胆的想象，构筑一个奇特瑰丽的精神世界。一个只会写实的人，是较为平庸的，而一个写虚能力超众的人，才是一个杰出的人。

９、强调统一，更强调多元。

从选文到衡文，使得我们语文教材的“精神空间”极为窘仄、偏狭，缺乏应有的雍容大度、自由的“精神气度”。

教法统一，某教师的教学法成功了，于是就全省甚至全国大面积地争相模仿 效法、推广，不顾教师个人的个性。

考试模式和试题统一，试题路子如出一致。尤其自八十年代初到九十中期，语文教育试题的理科化倾向愈来愈严重。

甚至学生写出来的文章，也大体一样，大体一样的开头，大体一样的故事，大体一样的主题，一样的用词。缺乏孩子们在这个年龄阶段本应该有的率性、幻想、奇思、天真、浪漫，孩子们过早地成熟、老成，过早地包裹起了真实自由的“自我”和“个性”。这也是由我们的语文教育，从教材到教法、从形式到内容过都于严整一律、“精神气度”逼仄和窘迫所导致。

今天本是一个多彩多姿时代，是一个充分施展个性的时代，是个允许大胆创新和探索的时代，是一个自由、民主、多元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这些“统一”还是正常的吗？

１０、强调技术，更强调精神。

语文教育，越来越推崇“技术”。

教师上课凭“技术”，诸如什么开课的技术、结课的技术、板书的技术、朗读的技术、调动学生情绪的技术乃至极为详尽的几课型、几步法、几环节等等。学生在语文课上也基本是学“技术”，我们的孩子们也已经变成了一批批小小的熟练的语言技术工人！他们熟练地答着试卷，如同在机器旁熟练地处理着一批批的零件；他们熟练地写着抒情文章，但内心却已经不起半点情感的波澜；他们或高亢或深沉地忧国忧民，但他们自己心里却觉得好笑！

我认为，技术是绝对重要的。没有技术，教师怎么具体上课？没有技术，学生怎么进行具体的言语表达？语文教育当然离不开“技术”。最具体的操作“技术”，永远是第一线教师上课的基本手段；学生语言听说读写，也存在基本的十分细致入微的操作“技术”。但，我们且不可由此，把语文教育异变为一门单纯学技术并基本用技术来驾驭的课程！

学生学习母语的过程，首先是一个丰富自我精神经验、培育自我精神、形成自我个性生命的过程，是本民族文化的一个教化的过程。其次，才是一个语言（言语）能力的训练和提高的过程。－－－我们在理解上和表述上是这样说，实际上二者就是一个过程。前者是一种“人化”教育，后者是一种“公民能力”训练。百年来，我们在认识和把握母语语文教育的本质时，一直只认识到它是一种技能训练，如同游泳、打乒乓球一样的一种技术行为（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语），明显是不够深刻的。

这种语文教育本质的观点，可以概括为－－“文就是道”！既不是“文以载‘道’”，也不是“文以交际”，又不是简单的“文‘道’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