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岗：在教室里还有“经典”吗？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题目是模仿斯坦利·费什(Stanley·Fish)的名言：在教室里还有“文本”吗？（IsthereaTextinthisClass?）按照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由于每一位读者都是带着不同的个人背景——譬如政治地位、文化传统、经济状况、宗教信仰乃至情感体验和鉴赏趣味等诸多方面的差异——进入到文本阅读的状态，即使他们身处在同一间教室里，对文本接受也一定会因为彼此之间的差别而呈现出理解的差异，有时候甚至出现大相径庭、相互对立的阅读效果。所以斯坦利·费什才有这样的疑问：在教室里还有“文本”吗？在设问的背后他想表达的其实是另一层“感受文体学”的意思：教室里已经没有统一的、纯粹的“文本”了。“文本”意义的生产依赖于人们在阅读过程中获得的经验感受，它不再是一个包含着固定意蕴的纯粹客体，而是在读者思想里展开的事件和造就的效果。

同样，这里把“文本”二字置换为“经典”，也是想借助这个著名的设问句把“经典”背后某些习焉不察的部分揭示出来。

在教室里还有“经典”吗？首先意味着“经典”不单是陈列在书架上的一册册巨著典籍，而且是一次次发生在具体历史时空中的阅读活动。既然是阅读活动，“经典”作为一种“文本”，它的意义同样要透过阅读者的接受和反应“生产”出来，而阅读者自身的诸多差异必然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内化为对“经典”理解的差异。这一差异不仅表现为对某一部具体的“经典”的阐释可以见仁见智，更关键处在于它历史性地决定了“经典”的意义生产内在的包含了“不平等”的因素。具体而言，就是阅读者对“经典”的不同理解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美学趣味的高低或艺术感知能力的强弱，需要进一步追究“美学”或“艺术”之外的社会原因，譬如阅读者是否存在受教育程度的差异？这种差异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地域、历史的因素还是政治、经济的缘故起到了主导作用？我有一位朋友，从江西老区来到上海读大学，有一天和寝室里的同学讨论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是哪几部，他一口咬定《罗密欧和朱丽叶》是其中一部，另一个同学说不是。

于是打赌，大概是谁输了谁就下一顿饭请吃一块大排，我的朋友当然输了。他后来痛心疾首地对我说，他是在读中学时看过一本《语文小百科》，上面就是这样写的，自己其实从来没有读过莎士比亚的原著。而他那位上海同学不仅读过莎士比亚的书，而且有可能在剧院还看过他的戏，自然知道“四大悲剧”到底是哪几部。也许有人会嘲笑我的朋友的无知，他自己也是把这件事情当作笑话说给我们听的；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搞错了一个“文学常识”，不会影响到对“经典”的阅读和欣赏……“无知”也好，“常识”也罢，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阅读者处于“文化”中心与边缘的不同位置：一些人可以阅读“文学原典”，另一些人只能背诵“文学常识”，这并不取决于个人的能力，而是受制于社会给定的位置。

所谓“经典面前人人平等”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这样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阅读的“不平等”，同时也掩盖了“阅读”背后的政治、历史和文化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