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人格中的儒家思想

苏轼一生才行高世，却宦海沉浮，历经磨难，九死一生：从自求外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再到被贬黄州、常州、颖州、扬州、定州，最后竟至岭南惠州、海南儋州等荒蛮之地，他始终以浩然正气积极入世，坦然面对挫折与压力，乐观豁达，关心民生疾苦、国家命运，求真务实，政绩斐然；在此前提下，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文，且诗词文画书皆自成一家，可谓难得的旷世奇才。南宋孝宗皇帝曾高度评价苏轼其文其人：“..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节。”“立天下之大节，非其气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盖存之于身谓之气，见之于事谓之节，节也，气也，..”这个“气”指的就是苏轼的主体人格。苏轼一生的经历向我们展示的正是他高于天下的巨大的人格魅力卓然超群、历尽磨难而衷心不改。

历来研究苏轼的学者在谈到他的文化人格时往往过多,强调了佛道思想对他的影响，而只将苏轼贬黄州前的生活归结为儒家思想的影响，后期生活归结为佛道思想的影响。但本人认为：在苏轼的个人经历和人格中，儒家思想真正起着主导作用，是其“本”，佛道思想不过是苏轼缓释个人抑郁和个人心理压力的手段。

儒家入世思想对苏轼的影响最大的是其政治人格。他时刻把儒家积极入世思想作为自己立世的标准，“不独独善其身，又兼兼济天下”成为他一生行为的信条；借助佛老超越佛老，而未消极出世、陷入个人的痛苦，因而苏轼超然卓绝的人格魅力历来为人们称道。

1,不独独善其身，又兼兼济天下——苏轼对儒家思想的自觉继承与坚守

苏轼自幼就聪颖过人，七岁知诗书，十岁即有当世志。其弟苏辙回忆“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

考“制科”时，他曾对北宋王朝的腐败现状，写了《策略》、《策别》、《策断》等篇文章，提出“立法禁”、“抑侥幸”、“决壅蔽”、“教战守”等一系列富国强兵、改革弊政的主张。而在他考礼部进士的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更是提出了“天下归仁”的理想：“以君子长者之道得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这种德治仁政的政治思想成了苏轼后来一生从政贯彻始终的基本指导思想。

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苏轼自幼开始接受爱物仁人、经世济民的儒家思想，从而成就了他“奋厉而有当世志”、“不独独善其身，又兼兼济天下”的浩然之气。这种济世救民的思想进朝为官后就更加明显了。他殚精竭虑，积极上书，希望能够改变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在《思治论》奏章中，他指出北宋国力衰弱的三大因素是：“无财”、“无兵”、“无吏”，进而提出“丰财”、“强兵”、“择吏”三方面的改革目标和措施，指出这是宋王朝政权能否巩固的关键问题：“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而天下之大事也。”

这种德治仁政理想体现在处事行为上就是忠君爱民。苏轼的忠君不是愚忠，而是直言敢谏，公心为国。他与王安石激进变革、司马光的保守不同，提出渐变。以致既不取悦于变法新党，也不见容于力废新法的旧党，最后，自求改派外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辗转周折。然而即使被贬他也恋恋不忘君主朝事，认为“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和子由苦寒见寄》）。《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中那种“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渴望报效国家的雄心，让多少士大夫追慕不已；其中“亲射虎，看孙郎”的年轻英武的孙郎就是苏轼想要效法的对象，把自我形象融入“太守”、“孙郎”、“魏尚”的形象中，希望朝廷能重用自己，使自己一展宏图，实现富国强民的梦想。“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虽然形同囚犯，但他依然作诗，“愿为穿云鹘，莫作将雏鸭。”

（《给友人陈慥》）。在到黄州的谢表中他写道：“贪恋圣世，不敢杀身，庶几余生未为异物，若获尽力鞭棰之下，必将捐躯矢石之间，指天誓心，有死无易！”（《与滕达道书》）其肝胆忠烈，不惧不悔，死而后已的壮烈情怀，足以感天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