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噓"唐詩宋詞"是中國的悲哀?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自春秋戰國以來第二個學術自由的時期。宋代在哲學方面一改春秋戰國以後歷代沉悶墨守的局面，伴隨通經致用，講求義理以及疑古思潮的興起，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頤、程顥、朱熹、陸九淵為代表的理學等諸多流派。周敦頤創立濂學、邵雍創立象數學、張載創立關學、程顥、程頤兄弟創立洛學、王安石創立新學、司馬光創立朔學。蜀學的領袖則是蘇軾、蘇轍兄弟，陸九淵則是“心學”的開山鼻祖，朱熹更是集理學之大成，還有以陳亮代表的“永康學派”和葉適代表的“永嘉學派”。除此宋朝著名思想家還有李覯、呂祖謙、張拭等等，宋朝學術發達、百家爭鳴，宋朝時期是中國思想活躍的時期。學派林立、崇尚新奇。早在先秦時代，《老子》、《易經》已表明有對立統一的原理，宋代的張載、沈括、朱熹等人更是對辨證邏輯作出了重大貢獻。使中華民族早就擁有辨證的思維、深邃的思想。“當希臘、印度人很早就仔細考慮形式邏輯的時候，中國人對發展辨證邏輯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近代文化大師王國維說：“天水一朝(宋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學術，多發端于宋人。”著名學者宋晞說：“論學術文化則以兩宋為先。宋代學者氣象博大，學術途徑至廣，治學方法亦密。彼等此項貢獻，在我國學術史上應予大書特書，不容忽視”。歷史大家錢穆說：“治近代學術者當何自始？曰，必始於宋。何以當始於宋？曰，近世揭橥藥漢學之名以與宋學敵，不知宋學，別無以平漢宋之是非。”

對一個民族最重要的是這個民族的思想深度，對一個人最重要的是這個人的大腦的思維能力。思想家哲學家永遠是一流，而詩人再出色也只能是二流。唐朝近300年出現什麼思想大家？就是以詩取仕造成的，唐朝文明的層次不高和宋朝比完全是兩個不同層次的文明。詩寫得再好管什麼？在世界思想文藝有什麼地位？100個詩人也不如一個哲人的歷史地位……

唐朝是詩的時代，而宋朝不是詞的時代。唐朝是以詩取仕，而宋朝不是以詞取仕。唐朝做詩功利性強，宋朝做詞則娛樂性強。唐人寫詩是專業，宋人寫詞是業餘。唐詩宋詞無論是它們在的當時的社會地位和文化性質都沒有可比性。唐詩宋詞最好不要相提並論，更不能比個高下。用唐詩代表唐朝的文學可以，但用宋詞來代表宋朝的文學那太膚淺的。唐朝文學和宋朝文學不是一個級別的，唐朝文學根本不配和宋朝文學比。現在中國人對宋文、宋學研究的落後造成了。把宋詞捧得太高的局面。正如張海鷗先生在《宋文研究的世紀回顧與展望》中感慨：“二十世紀的宋代文學研究落後於唐代文學和宋史研究。而在宋代文學研究中，宋文研究又比詞、詩研究蕭條得多。如果說宋詞學和宋詩學已經形成或正在形成學科規模，那麼，宋文研究則連個“散文學”或“文章學”的學科概念都還沒有。”

唐詩發達根本就是因為唐政府的變態強調，考詩做官。“以詩取仕”正是唐朝文化落後的根源！唐詩在唐朝社會的變態強大，使唐朝其他文學形式沒有多大成就，如散文除了韓愈、柳宗元就沒有什麼可稱道的了，韓愈、柳宗元是唐朝的叛逆，唐朝三百多年也只出了這兩個叛逆，再無第三人。韓愈、柳宗元的聲音在唐朝是柔弱的，而歐陽修的聲音在宋朝是響亮的。

北宋大文學家蘇轍一針見雪的指出：“唐人工於詩而陋于聞道”。歷史學大家錢穆也指出：“唐代社會乃為一詩家的社會。詩之為用，抒私人之情懷，發私人之哀怨，則有餘。闡揚聖君賢相周公孔子之治平大道，則不足。”從中國文學史全局觀來看聞一多先生指出：“唐人把整個精力用在作詩上面，影響後代知識分子除了寫詩百無一能。他們也要負一定的責任。雖然他們那樣也是社會背景造成的，可是國家的政治卻因此到了大媚。”

古希臘因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才顯得偉大，才有高山仰止的文明高度。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因有老子、孔子、莊子、孫子、韓非子等等思想家才在世界享有有至高無上的榮譽。宋朝因有朱熹、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才等博大思想家，才使宋朝偉大擁有至高無上的文明高度，不可預測的思想深度。

對一個人最重要的是這個人的大腦的思維能力，對一個民族最重要的是這個民族的思想深度。思想家哲學家永遠是一流，而詩人再出色也只能是二流。唐詩、宋詞、元曲都是二流文學，吹得再大也鑄造代表不了一個民族的精神、靈魂。也在世界文明史也佔據不了什麼地位，也不能帶給中國文明至高無上的榮譽。在世界產生巨大影響的帶給中國榮譽的是孔子、老子、莊子等思想大家及朱子朱熹等宋代大儒們。而不是雕蟲小計的李白、柳永。李白、柳永之流在世界的影響遠遠比不過朱熹。在世界各地有研究孔子、朱子的思想協會，沒聽說過有研究李白、柳永的小詩小詞協會。唐詩、宋詞、元曲這種二流文學怎麼能在世界上拿出手？在世界上產生巨大影響的人第一是思想家，第二是思想家，第三、第四、第五、第六都是思想家，哪有擅長做小詞小曲人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