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刻下的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十一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

有些历史学家把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制，解释成为一个封建社会，此极不合理，与宋朝的情形尤其文不对题。封建着重地方分权，皇家只责成诸候对中央有一定贡献，其采邑内部的处理，由它们自己裁夺。中国的传统则皇帝派遣官僚到各处向全民抽税。我们称之为官僚主义，这是一种中央集权的特殊办法。

这种体系包括过宽，下面的单位过于琐碎，在旧有落后的交通通信条件下，官方无法确悉每一位纳税人的资产，尤其无法追究其转卖顶当。至于抽取累进税，更是技术为难的问题。于是只有鼓励小自耕农各安本业，又竭力防制兼并，更以极低的税率，扁平地向全国征收。而且小民收入浅薄，也不能供应法庭审判的费用，于是民法长期间没有进展，政府则提倡各人自我约束和对人谦让。在行政方面说也就是不注意真切，不讲究效率。好在这些个人的美德，也出自儒家经典，也为官僚集团成员所诵悉。因此以道德代替法律，也有长时期的根据。纵算理想与现实不符，只要全体官员将这些原则当作口头禅，着重其内部之淳朴雷同，也仍可以保存这官僚集团的完整。

可是北宋开国以来，其朝代本身的特征，已经与上述的情况发生距离。赵宋王朝之为一个朝代国家，在中国历史中最富于竞争性，因此行政效率非常重要。第二，其收入以银绢和缗钱作基础，也就是经理依赖于民间经济比较前进而活跃的部门，而把人力及食粮当作次要。第三，其税收底帐根据五代十国的数目字，比一般的将税率提高，同时政府大规模地开矿铸钱，更使其数目字无法固定，也违反上述简单均一的原则。

综合这些条件，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在公元十一世纪已经在某些方面感觉到需要现代化的压力所谓现代化，以商业的方式管理，或者说是推行金融经济，在数目字上管理，都是要具备若干基本条件。简而言之，则是先要承认私人财产权之坚定性，如此其下层机构内才能有确切加减乘除的公数。这说来容易，可实行起来等于推行一种新的宗教思想。因为所牵涉的不仅是千万人的生活，而是他们生活的宗旨。对西欧言，则经过宗教革命，政教分离才能达到这目的。次之，则私人财产之享用转让，也要脱离专制皇权与宗法社会的限制与垄断，不仅司法要独立，而且民法也要彻底展开，诸凡婚姻，遗传，负债，签订合同的信用，宣告破产的程序都要有合理的处置，不仅法律的条文具在，而且一民间生活习惯也不发生轩轾。北宋期间中书管民，枢密管兵，三司主财，而下面则是亿万不识字的农民，社会上又普遍的缺乏中层机构，所以我们也用不着追问他荆国公王安石介甫是否贞忠谋国，已先可以断言他的筹划不合实际了。

王安石新法失败的后果，超过过去一般读者之所想象。三百年后明太祖朱元璋放弃第帝国开放性的财政设施，而采取一种保守性和收敛性的体制，与他个人对王安石的反感有关。这种反感见诸文字。

王安石的故事深有耐人寻味之处，试想九百年之前，中国即企图做现代性的改革，而当时的欧洲尚停滞于中世纪的黑洞内。这和本世纪西方的悬殊相比，前后相差何远。然则在这关头我们要摆脱宿命论之看法的话，则更要认识地缘政治之重要。中国的官僚主义，是亚洲大陆主体的产物。其政治体系既要管束亿万农民，又要对付森林地带和草原地带的少数民族，就只能注重数量而无法提高效率，不容易改变而称为一种轻而驾巧的带商业性的组织。

以上选自《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王安石改造财政部的一套规划称为新法。当中一项创制称为青苗钱，即政府在栽种禾苗的季节贷款于农民，秋收之后还款时附加百分之二十，此在当时不算过分。另外一种办法叫作免 钱，此因宋朝衙门里有些差使如衙前典府库或为外班皂隶书手，弓手，散从等无不由招募而得，系不给值地由民间差派，并由其担负起财政责任，如有差失须由服役之人出资赔补，王安石主张由民间普遍地输钱助役，其人员则公开招募。政府仓廪里的物品存积不能生利，王之市易法则将之货于商人，在出卖完毕结帐时连本带息归还，或事先以金银地产作保障金。同样的，均输法让各地转运使将应当送往开封的物品在当地卖掉而卖得在京城不易到手的物品牟利。在整理土地税时，王安石用方田法，这方法基于全面的土地测量，以每边5000尺为方，内中又按土地之肥瘠分作五等以便按出产量征税另外，为保障兵员之来源，王安石作保甲制度亦即今日之民兵制度。

自新法公布之日，王安石即遭遇同僚的反对，各种不同的批评一时甚嚣尘上。新法中无一项目得到确切的效验，它只使官僚机构分列。而这位改革者则在罢免之后，又召而复用，又再度罢免，最后被贬回南京当日称为江宁，派给无关宏旨的官衔，赐以公爵的名号而退休。

可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始终没被王安石看穿，也很少被日后的崇拜者顾及，即现代金融经济是无所不至的全体性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它因素分庭抗礼。显而易见的财产权之被重视和分工协作的交换率所根据之客观价值，不能在某些方面有效而在其他的地方无效。如果这当中产生两种条例和不同的习惯，则必生去罅隙，不仅引起争辩，而且将鼓励经济因素逃脱管制。大凡金融经济生效，有关货币和信用必须取得随时随地都可自由交换的法定地位，此由于液体被封锁于油管或水管之内而仍保持其赋有之压力。揆诸世界历史，迄今尚无一个国家可以不经过一段艰苦奋斗，而能构成此种组织之体系。旧有之系统包括其中的既得利益必须铲除，然后所有的物资和所有的服务才能全面的交换，新的体系才能成立。王安石的变法没有引起所述的社会冲突，是因为宋朝的社会还未发展到这一程度，足以纠结新旧两派作这场决斗。他的改革只是政治上的一种冲动而不是一种经济上的发展，所以其争执只出现于官僚组织之中。

中国社会的低层机构之内，有更多不相符合之处。王安石之改革影响到全国农民，其最后之目的是将改革成果带到华北战场。如此的一种商业组织是不能缺乏农村内最低阶层的支持，可是宋朝和以前的朝代一样，土地之占有分割为无数小块，这种情况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农民弃地逃荒的情形经常发生，除了特殊情况之外一般不由农业村级资本的情形在当时和现在没基本的差别。当这种条件继续的过程中有关服务性质的事业不能建立而展开。付费公路既未曾建立一种正规的邮政体系付之阙如法庭的费用无力支付则迟滞新式民法之展开。地方官发现农民只能集体的指挥对付，所以宋帝国全国一致的局面，是由于文化凝聚的力量，构成了社会的纪律，而不是金钱的力量和因之共存的凡有事物者所共通交换的因素。

以上选自《中国大历史》文之 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