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心灵的诗

《故乡》里分明有两个故事：他人的故事──闰土的故事与“我”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了一个“复调”。以往的阅读偏于注重闰土的命运及其意义；其实，作者的着力点反倒是在对“我”的精神历程的审视，对闰土的观照是包孕其内的！《故乡》更是一首心灵的诗。

今天的研究者往往把鲁迅的《故乡》与他的另几篇小说，例如《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都归为一类，因为它们共有一个“离去──归来──离去”的叙事模式，即所谓“归乡”模式。但《故乡》里“自己的故事”又确实是从“我”“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说起的，作者显然采用了“横截面”的写法，将完整的人生（心灵）历程的第一“旅程”──“离去”推到了后景，成为仍然影响、制约着正在进行的人生（心灵）历程的不可忽视的心理背景。这样，“我自己的故事”就包含着“我过去的故事”与“我现在的故事”这两个部分；前者是作者正面描写的，后者则是通过某些提示虚写的，需要读者在接受（阅读）时通过自己的体验理解与想象，将作者的零星提示加以扩充与完整。例如，在小说开头即提到故乡“聚族而居的老屋”，以及自己“在谋食的异地”，小说结尾处，又谈到“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读者可以据此而想象，“我”（以及与之有着很大重合的“作者”）正是这样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或因被“聚族而居”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农村社会所挤压、抛弃，走投无路，或为“欧风美雨”所带来的西方现代文明所吸引，或为“人”生来俱有的对于“未知世界”的神往，“飞”向“远方”的“梦”（欲念）所驱使，纷纷“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因此，当“我”这一代知识分子“离乡”而“去”，奔向现代化都市时，他们实际上是实现了某种精神上的蜕变，即在价值上告别了“故乡”以及与之相联的一整套童年生活经验，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

但是，现代都市（特别是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却没有提供他们理想（梦幻）中的精神乐园，如作品所提示，“我”依然为生活“辛苦展转”，并无以摆脱孤独、寂寞等精神痛苦；于是，又为作为“人”的本性的“归根、恋土”情绪所蛊惑，开始做起“怀乡”梦来──这就是小说开头所说“二十年来时时记得“故乡”的意思。因此，“我”此番归来，固然是“专为了别他而来”，但确又有“寻梦”的意义。既是“寻梦”，“我所记得的故乡”，那幅“神异的图画”里的“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以及“其间”那勇敢、机灵、健康、活泼、“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的小英雄，甚至“我”与闰土间毫无隔阂的关系，都是心象世界中的幻景，而非“此岸”的现实：当然不是“现在的现实”，而且也不是（不全是）“过去的现实”（至少是被纯化、理想化了的）。但是，当“我”还沉浸于“怀乡”梦时，是不可能将“幻景”与“现实”区分开的──小说开头忽而惊呼“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

我的故乡好得多了”，忽而又承认“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象，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固然反映了处于“幻景”与现实之间的恍惚；但“我”最终还是肯定了那幅“神奇的图画”，表示“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而且，由于前述从“离乡”到“作怀乡梦”这一段精神历程，在小说里仅仅作为背景“虚”悬于“回乡”的“实”写背后，因此，在读者的心目中，“幻景”与“现实”也是混沌一片的。因此，“我现在的故事”即“回乡的故事”不仅自始至终在“心里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互相剥离的过程。是一个“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的现实图画逐渐代替了那想象中理想的“神奇的图画”的过程，是“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由“十分清楚”到最后“模糊”的过程。

在这里，“现实闰土的故事”（以及“现实杨二嫂的故事”）无疑起了“惊醒”的作用，帮助“我”完成了“幻景”与“现实”的剥离，闰土一声“老爷”，使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终于从“幻觉”的世界回到了“现实”，并进而感到了被“隔成孤身”的“非常气闷”与“非常的悲哀”，这是一种因“希望”的破灭而格外加重的深刻的精神的痛苦，当“我”宣布“所谓希望”不过是“自己手制的偶像”，比之闰土们的菩萨崇拜更为“茫远”时，就达到了“绝望”的极致。“我”终于重新肯定对故乡的价值否定，再度离去，从而完成了“离去──归来──再离去”的人生循环（在小说的外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始于篷船，终于篷船”的一个“圆圈”）；与此相应的，是一个“从希望（第一次离去时）到绝望（第一次离去后），再从希望（小说开“归来”时）到绝望（再一次离开时）”的心理过程。

但“绝望”却并非“我”的心灵历程的结束：鲁迅在发现“希望”为“虚妄”以后，又发现了“绝望”的“虚妄”，正是所谓“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因此，在《故乡》里，“幻景”与“现实（过去的事实）”的分离，并不意味着“理想”本身的失落。在写作《故乡》的五四时期，鲁迅强调，真正的“革新的破坏者”“内心有理想的光”（《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这样，在小说的结尾，我的眼前再一次“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这幅“神异的图画”在“模糊”以后再度清晰呈现，自有着别一种意义：它已不再和此岸的“过去的事实”相纠结，不具有变成“现实”的任何可能性，因而不再成为人们的“精神避风港”，它仅仅高悬于彼岸世界，作为“理想”（“希望”）的象征照亮了此岸世界，使人们对“现实”产生不满，进而激发出变革“现实”的热情与努力──这就是小说结尾所说的“走路”：这是在一个日益接近，而又永远达不到的“理想”目标激励下的不断的前进运动，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实现在这“走”（不断的运动）过程中，“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在有了这样的认识（与发现）以后，“我”（“回乡”的知识者）的最后“离去”，就不是一种单纯的绝望，而且包含着绝望后（或者说是为绝望所逼出的）新的奋取，新的探索行动（“走”），或者说是对于世界与自我“双重绝望”的抗战，重新响彻起“绝望”中的“希望”的旋律，从而完成了“希望──绝望──希望”的心理循环（“圆圈”）。我们由此而发现了鲁迅《故乡》（以及其它类似小说）在小说结构上的一种苦心设置与追求：不论情节发展，还是情感、心理上的推演，都有一个“顶点”：在《故乡》里就是少年闰土“小英雄”形象的“模胡”（消亡）与“我”在情感、心理上的“绝望”；在推至消亡与绝望的“顶点”之后，又反激出一种“死消亡”后之“生”，“绝望”后的反抗（挑战），然后戛然而止──这当然不是纯粹的结构技巧，它内蕴着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和生命体验，自是十分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