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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心灵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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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里分明有两个故事:他人的故事──闰土的故事与“我”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了一个“复调”。以往的阅读偏于注重闰土的命运及其意义;其实,作者的着力点反倒是在对“我”的精神历程的审视,对闰土的观照是包孕其内的!《故乡》更是一首心灵的诗。

今天的研究者往往把鲁迅的《故乡》与他的另几篇小说,例如《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都归为一类,因为它们共有一个“离去──归来──离去”的叙事模式,即所谓“归乡”模式。但《故乡》里“自己的故事”又确实是从“我”“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说起的,作者显然采用了“横截面”的写法,将完整的人生(心灵)历程的第一“旅程”──“离去”推到了后景,成为仍然影响、制约着正在进行的人生(心灵)历程的不可忽视的心理背景。这样,“我自己的故事”就包含着“我过去的故事”与“我现在的故事”这两个部分;前者是作者正面描写的,后者则是通过某些提示虚写的,需要读者在接受(阅读)时通过自己的体验理解与想象,将作者的零星提示加以扩充与完整。例如,在小说开头即提到故乡“聚族而居的老屋”,以及自己“在谋食的异地”,小说结尾处,又谈到“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读者可以据此而想象,“我”(以及与之有着很大重合的“作者”)正是这样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或因被“聚族而居”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农村社会所挤压、抛弃,走投无路,或为“欧风美雨”所带来的西方现代文明所吸引,或为“人”生来俱有的对于“未知世界”的神往,“飞”向“远方”的“梦”(欲念)所驱使,纷纷“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因此,当“我”这一代知识分子“离乡”而“去”,奔向现代化都市时,他们实际上是实现了某种精神上的蜕变,即在价值上告别了“故乡”以及与之相联的一整套童年生活经验,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

但是,现代都市(特别是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却没有提供他们理想(梦幻)中的精神乐园,如作品所提示,“我”依然为生活“辛苦展转”,并无以摆脱孤独、寂寞等精神痛苦;于是,又为作为“人”的本性的“归根、恋土”情绪所蛊惑,开始做起“怀乡”梦来──这就是小说开头所说“二十年来时时记得“故乡”的意思。因此,“我”此番归来,固然是“专为了别他而来”,但确又有“寻梦”的意义。既是“寻梦”,“我所记得的故乡”,那幅“神异的图画”里的“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以及“其间”那勇敢、机灵、健康、活泼、“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的小英雄,甚至“我”与闰土间毫无隔阂的关系,都是心象世界中的幻景,而非“此岸”的现实:当然不是“现在的现实”,而且也不是(不全是)“过去的现实”(至少是被纯化、理想化了的)。但是,当“我”还沉浸于“怀乡”梦时,是不可能将“幻景”与“现实”区分开的──小说开头忽而惊呼“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

我的故乡好得多了”,忽而又承认“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象,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固然反映了处于“幻景”与现实之间的恍惚;但“我”最终还是肯定了那幅“神奇的图画”,表示“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而且,由于前述从“离乡”到“作怀乡梦”这一段精神历程,在小说里仅仅作为背景“虚”悬于“回乡”的“实”写背后,因此,在读者的心目中,“幻景”与“现实”也是混沌一片的。因此,“我现在的故事”即“回乡的故事”不仅自始至终在“心里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互相剥离的过程。是一个“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的现实图画逐渐代替了那想象中理想的“神奇的图画”的过程,是“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由“十分清楚”到最后“模糊”的过程。

在这里,“现实闰土的故事”(以及“现实杨二嫂的故事”)无疑起了“惊醒”的作用,帮助“我”完成了“幻景”与“现实”的剥离,闰土一声“老爷”,使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终于从“幻觉”的世界回到了“现实”,并进而感到了被“隔成孤身”的“非常气闷”与“非常的悲哀”,这是一种因“希望”的破灭而格外加重的深刻的精神的痛苦,当“我”宣布“所谓希望”不过是“自己手制的偶像”,比之闰土们的菩萨崇拜更为“茫远”时,就达到了“绝望”的极致。“我”终于重新肯定对故乡的价值否定,再度离去,从而完成了“离去──归来──再离去”的人生循环(在小说的外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始于篷船,终于篷船”的一个“圆圈”);与此相应的,是一个“从希望(第一次离去时)到绝望(第一次离去后),再从希望(小说开“归来”时)到绝望(再一次离开时)”的心理过程。

但“绝望”却并非“我”的心灵历程的结束:鲁迅在发现“希望”为“虚妄”以后,又发现了“绝望”的“虚妄”,正是所谓“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因此,在《故乡》里,“幻景”与“现实(过去的事实)”的分离,并不意味着“理想”本身的失落。在写作《故乡》的五四时期,鲁迅强调,真正的“革新的破坏者”“内心有理想的光”(《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这样,在小说的结尾,我的眼前再一次“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这幅“神异的图画”在“模糊”以后再度清晰呈现,自有着别一种意义:它已不再和此岸的“过去的事实”相纠结,不具有变成“现实”的任何可能性,因而不再成为人们的“精神避风港”,它仅仅高悬于彼岸世界,作为“理想”(“希望”)的象征照亮了此岸世界,使人们对“现实”产生不满,进而激发出变革“现实”的热情与努力──这就是小说结尾所说的“走路”:这是在一个日益接近,而又永远达不到的“理想”目标激励下的不断的前进运动,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实现在这“走”(不断的运动)过程中,“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在有了这样的认识(与发现)以后,“我”(“回乡”的知识者)的最后“离去”,就不是一种单纯的绝望,而且包含着绝望后(或者说是为绝望所逼出的)新的奋取,新的探索行动(“走”),或者说是对于世界与自我“双重绝望”的抗战,重新响彻起“绝望”中的“希望”的旋律,从而完成了“希望──绝望──希望”的心理循环(“圆圈”)。我们由此而发现了鲁迅《故乡》(以及其它类似小说)在小说结构上的一种苦心设置与追求:不论情节发展,还是情感、心理上的推演,都有一个“顶点”:在《故乡》里就是少年闰土“小英雄”形象的“模胡”(消亡)与“我”在情感、心理上的“绝望”;在推至消亡与绝望的“顶点”之后,又反激出一种“死消亡”后之“生”,“绝望”后的反抗(挑战),然后戛然而止──这当然不是纯粹的结构技巧,它内蕴着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和生命体验,自是十分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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