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言为什么非要“顺耳”不可？──读《邹忌讽齐王纳谏》有感

邹忌的进谏艺术，历来被人赞颂有加。因为他巧妙地将本来逆耳的忠言包上了糖衣，使齐威王不知不觉地被“糖弹”命中，束手就擒。古语云：“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是告诫人们（特别是当权者）要听得进逆耳之言的，然而，喜欢被肯定、讨厌被否定是人类的通病，千百年来，无论帝王将相也好，“引车卖浆者流”也好，能听得进逆耳之忠言者，可谓少之又少。

古时的谏官，为了将“忠言”包装得“顺耳”一些，可谓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了，可是弄不好却依然要掉脑袋。在专制社会，任何一位皇帝都喜欢做“圣君明主”，于是便设了“拾遗”之类的官职，专司进忠言的，可见皇帝们也懂得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自己有时会有错，需要有人提醒，否则会错得很离谱。皇帝提倡大臣们都做忠臣，而做忠臣的最高境界为“文死谏武死战”。“死战”者常常会得到当朝皇帝的赏赐，其“忠心”甚至可以让皇帝都感动得泣下，家属亲友便可以带挈获得一些好处；而“死谏”者就未必这么幸运了，遇上“宽厚”一些的皇帝，或者只将其革职了事，遇上不那么宽厚的皇帝，不但自己小命难保，而且要连累家属亲友。象唐太宗那样的开明君主，在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就是他，在魏征失了他面子时，也曾扬言要杀了魏征这个“乡下佬”；就是他，到了晚年也照样听不进忠言。那些因进谏而掉了脑袋的人，常常会得到后代皇帝的表彰，不过当这个皇帝面临忠言直谏之时，又是要对直谏者实施打击的。那“拾遗”便只不过是皇帝的一个花瓶，作装饰门面之用；或者是替罪羊，作推卸责任之用。皇帝有了过错，“拾遗”如果尽职，可能要死；如果不尽职，一旦皇帝的过错酿成了灾难，首先拿来问罪的也极可能是这个倒霉的“拾遗”。“当初发现我错，你为什么不提醒我？你拿了国家的俸禄，是叫你干什么的？”于是皇帝依然圣明，错就错在“拾遗”不称职。可以说，“拾遗”最难当了，谏不是，不谏也不是。假若历代的“拾遗”们都有邹忌那样的才能，中国历史一定早就跳出周期循环的怪圈了。

当历史的车轮脱离专制轨道，走向民主共和时，谏官掉脑袋的悲剧理应永远成为历史。然而，遗憾的是，尽管共和时代的谏官已经费尽心机包装忠言了，却依然无法逃脱悲剧的结局。曾经叱咤风云、威震一时，令日寇美蒋闻风丧胆的彭大将军，却因向最高领导上了“万言书”而成了“野心家阴谋家”，我们虽然无法目睹“万言书”的本来面目，但也隐约察觉到：那其实就是提醒最高领导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忠言。也许就因为包装得不够好，“逆耳”了一些，以至成了“罪证”。现在看来，退一步说就算彭总讲的不对吧，至多你就不采纳，怎么可以把连“错误”的档次都够不上的“上书行为”“提升”到“罪恶”的高度呢？并且不单是他，凡是对他的观点表示认同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打击，那“北大才女”林昭女士，不就因为同情彭总而被捕，最后“死不悔改”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了吗？当大家都战战惊惊、噤若寒蝉时，那脱离常识的浮夸风便大行其道，恶性膨胀。结果酿成经济衰退、人口大面积“非正常死亡”的恶劣后果。那“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之后，对这一全局性、长期性的错误，很多人都预见到“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可就是没有谁敢说半个“不”字，你可以“不”呀，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你的“不”不但不能促使最高领导及早结束“文革”，反而可能连你的亲族、好友、师长都被株连“治罪”，“逮不着狐狸惹一身臊”，这又何苦呢？因为你不可能将忠言包装得很顺耳，就算你用尽办法包装了吧，也不一定能逃过最高领导的“火眼金睛”，一旦他发现你用“糖衣裹着的炮弹”向他“进攻”，你便要“吃不了兜着走”。我想，那因犯“恶攻”罪而被处死的张志新、李九莲女士，其“恶攻”内容，就是未经包装赤裸裸的或者是包装得不够好还有些“逆耳”的“忠言”，只可惜“信而见疑，忠而被贬”，她们未能见到自己受表彰的那一天。畏死求生乃人之本能，在这种本能的支配下，面临一“说”就“死”的恐怖，谁还敢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辛亥革命时的未庄，那阿Ｑ被拉出去枪毙后，群众都认为阿Q坏，“被枪毙便是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凡是被“政府”定性是“坏人”的，就一定是“坏人”了；凡是被“政府”认定是“好”的事物，大家也不必考虑为什么“好”，好在哪里，只要跟着喊“好”便可保平安无事。于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口号声中，整个国民经济几乎遭到灭顶之灾。我相信那时为国事而焦急的老干部老百姓们，一定会渴望得到一套超乎于邹忌之上的进谏艺术，要是真的人人都能成为邹忌，那该为国家挽回多大的损失呀。

拨乱反正后，民主法治精神得到宏扬，“谏官”们再也不用担心因言获罪了，有什么治国良策尽可以畅所欲言，忠言可以赤裸裸地直来直去，不必考虑包装，各级政府常向社会征求提案，好些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向政府提出的建议，都得了采纳。说得不对的，也绝不会追究建议者的“责任”，邹忌的“包装艺术”再也没有多少市场了。

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结社、集会、示威、罢工”的自由，无论“忠言”也好，“奸言”也好，都没有必要包装。群众的意见，既可以用书面方式直送到最高领导那里，无论措辞多么激烈都不会受到追究，又可以在大街上公开表达，以示威游行的方式让所有人知道。当然，话你可以说，建议你可以提，采纳不采纳那是领导的事，并不是说不追究你的“恶攻”责任就表示对你意见的认可。

什么时候百姓提意见不必再象邹忌那样拐弯抹角，什么时候专制的残余就彻底清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