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你要“报告”！

言及报告文学，人们都会想到它是“真”的，缘何？有“报告”二字管着。

何谓报告？《辞海》上列了一大串，但无论是“公文”意义上的报告，还是“新闻纸”（报纸）上和报告文学中的报告，它都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或“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至于报告文学中的“文学”二字，无论从人们约定俗成的观念中，还是从文学创作必不可少的典型化途径看，说白了就是艺术虚构，或者是源于生活的合理想象。

既然“报告”意味着“真实”，“文学”意味着“虚构”，那么，让—个真实的“报告”与—个虚构的“文学”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通婚，所孕育出来的“报告文学”究竟是“报告”还是“文学”？

事实上，关于报告文学的一些基本理论，本身就有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比如，《新闻工作者手册》、《新闻写作》、《新闻文体写作》等一些基本新闻理论书籍，都将报告文学纳入“新闻体裁之一”；而《文学辞典》、《文学理论简明辞典》、《辞海》等文学理论书籍和权威性工具书，又都将报告文学划入“文学体裁之一”。

“报告文学”一仆两主，孰是？孰非？

理论是指导实践的。理论思维不清，学术观点不明，必然要导致实践上混乱、无序。

有人不承队“报告”与“文学”的矛盾性，指出：报告文学既不是新闻，也不是文学，是介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新闻与文学的综合体。

这种回答貌似客观、公正，但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报告文学在我国产生至今，理论界除有人这么寥寥数语和泛泛而谈外，尚无有足够的论据和公认的论证来对这“综台体”的内涵与外延加以科学的质的规定性界定。因此，不足为凭。

有人搬出《辞海》说：“报告文学是文学体裁之一，散文的一种。也是速写、特写等的总称。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经过适当的艺术加工，迅速及时地表现出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有文学创作‘轻骑兵’之称”。

那么我要问，何谓“艺术加工”？“加工”到什么程度才算“适当”？为什么要“适当”？

还是茅盾先生说得干脆：“报告文学就是运用文学手法写出来的真人真事的报告。”那什么又是“文学手法”？《写作问答》解释说：“报告文学的文学手法就是通过典型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生活的本质。具体说来，它要通过对真人真事的严格选择，深入的调查研究，挖掘本质特征，然后再通过严格的选材、剪裁，对某情节、细节的提炼，对人物、景物的刻画

描绘，并认真地锤炼语言，从而鲜明生动、具体形象地把典型的人和事表现出来。”

毫无疑问，照这种方法“文学”出来的“报告”，应该不会出现“虚构”的成份。这也是大家对报告文学的“文学”之所倡。事实上，在报告文学一词出现前后，广大真正的新闻工作者在大量新闻作品中，一直都是这么选择典型、锤炼主题、精选材料的。然而，目睹当今很多明显有虚构成份的报告文学，人们又将作何解释？不言而喻，理论上的“文学手法”代替不了现实中的“文学手法”。时下一些报告文学中虚构成分增多的本质原因，就在于作者自觉或不自觉汲取了“文学”二字基本的、约定俗成的、理论与实践都赋予的主旨──典型化手法。即“杂取”种种人创作出一个“典型”，或“杂取”种种人的事堆放在一个人身上。

可见，本本上的报告文学的定义再和谐、再统一，也掩盖不住当今报告文学失真较多的现实。

纵观当今形形色色的报告文学，说是报告吧，有的却带有明眼人一眼即知的文学虚构；说是文学吧，却都还注明了新闻的五个Ｗ且外加一个Ｈ。结果，弄得报告不报告，文学不文学，真不真，假不假，假的变成了真，真的也变成了假。

请看一篇报告文学的细节：

“他的口腔已完全溃烂，无数个万恶的癌菌在争分夺秒地吞噬着他那灿烂的生命细胞。他说不出话，可他想说话──引进设备的谈判进展如何？陈总工程师的调进手续办好了没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都在他脑海萦绕着，牵挂着。就这样，他牵挂着公司，牵挂着事业，牵挂着知识分子……痛苦地走了……”

“癌菌”一词是否规范暂且不说。“他”脑海中的书面语言像不像一个生命弥留之际的危重病人的口语也暂且不说。既然“他口腔已完全溃烂”，“他说不出话”了，那么，他脑子里“萦绕”的“引进设备的谈判进展如何”，“陈总工程师的调进手续办好了没有”等一连串的加了“引号”的“脑海”之言，报告文学作者又是怎么知道的？无疑，是“文学”的结果，是假的，虚构的。

像这类经不起推敲的通过艺术虚构演义出来的合理想象，随便翻开哪篇歌颂“企业家”、“私营企业主”之类的报告文学，几乎在每篇中都能看到。

一位专门给“企业家”写报告文学的作者告诉笔者说：“我采访一个人物顶多两小时，记上千把字，回家就能码出一万字的报告文学。”

乖乖！笔者孤陋寡闻，只知道采写的规律是“收集材料要以十当一”，越多越好，“使用材料要以一当十”，精当为妙。而他倒厉害，采访了一千字素材，就能轻轻松松地“码”出一万字来，那九千字不是“文学”出来的是怎么来的？

报告文学本来是个好东西，文字欢畅淋漓，情节波澜起伏，结构起承转合，写的潇洒，读的有味……然而，曾几何时，变成了现在这副不人不鬼的样子了呢？个中原因，新闻界、文学界早已说得没心再说了。一言以蔽之，钱在作怪！

管你是男女老少天才蠢汉人才庸才阿猫阿狗，只要肯出银子，就能步入报告文学的殿堂。银子出得多，稿子就写得长，“事迹”就“码”的多，照片也就大，题目也就随之醒目。

金钱、权力的渗透、介入、操纵、垄断，使得当今的文章价值、作者人格、社会和新闻观念、读者观念等一一扭曲、变态。在这种气氛的包围中，报告文学不“文学”，不虚构，不失真，那才叫怪呢！

金钱（包括利害关系）驱动着作者打着“报告”的幌子大行“文学”之实。既可利用“报告”的真实性、权威性欺上瞒下，从中捞取诸多好处；又可利用“文学”的艺术性推卸虚构的责任。什么叫失实，我写的是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你懂吗？那是形象思维的产物，是允许艺术想象的。如此进退自如，左右逢源，四方得宠，八面玲珑……这就是当今报告文学的又一大功效。

当然，作者采访不深不细，文笔太拙，道听途说，画龙点睛，拔苗助长等等，也是今天报告文学失真较多的原因之一。

至此，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说，当今的诸多报告文学，“报告”的少，“文学”的多，是假“报告”之名，行“文学”之实，尤其是一些自费出版的什么“厂长经理”之类的报告文学集和报刊上以报告文学形式出现的整版整版的企业综述、总述。

“报告文学在贬值”──这是社会各界普遍的共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些报告文学作者，还生怕人们认识不到“报告”与“文学”既真实又虚构的矛盾性，竟然大笔一挥，把“报告”改为“纪实”、“新闻”，把“文学”换成“小说”，于是乎，一大批比标注“报告文学”更明显矛盾的“纪实小说”、“纪实文学”、“报告小说”等纷纷出笼。笔者实在弄不明白小说中夹杂着真人真事的不伦不类的东西，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尽管“报告”与“文学”矛盾不通，有如众所周知的矛盾概念“打扫卫生”一般，但由于几十年来已约定俗成，姑且由之。实际上，人们对报告文学质的规定性，认识上谁也不糊涂，都知道真实性是它的生命。问题在于有些人出于种种目的，装假洋鬼子，故意给报告文学里掺假，反正有“文学”给他（她）撑腰。故笔者顺笔在此点破。

日前与一朋友闲聊，提及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对方说：都啥年代了，还管得了那么许多？如今是市场经济（按：别忘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定语是社会主义），钱是大爷。人家出了钱，不拔高就不典型，不典型就登不出来，不编（按：不是“编辑”而是“编造”）咋行？编了，登了，钱来了。作者拿小头，报刊拿大头，被写者拿风头，一些读者还都蒙在鼓里抢着当新闻看，真把人偷着笑死！

“时下的报告文学真多”──这也是社会各界普遍的共识。

改革开放，典型层出，热点横溢，非大力讴歌而不能反映时代之貌，于是，报告文学就多了起来了。这是站得住脚的理论。

多了不能滥，多了不能假，多了不能让钱所左右，多了不能置党的新闻原则于不顾。

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纯而又纯。有人把这话引进新闻写作，说报告文学既不可能做到１００％的真实，也不可能是１００％的失实。

我说：这是诡辩！

有一本叫《写作文体知识》的书上说：“采写报告文学，对那些早已消逝了或记者、作家无法看到的场景，允许作者经过仔细的体察，做些符合事实的艺术加工，进行‘合乎逻辑的想象’（基希语），使之在作品中重现。”

这话说得矛盾。没经过生死搏斗的场面，能“仔细的体察”出战斗的气氛吗？你给我体察一下试试。

还有一本书，叫《写作简论》。书中说：“把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强调到绝对化的程度，不仅不利于表现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要求报告文学绝对真实，也是不符合写作实际的。还可以把报告文学比之为摄影艺术，那一幅幅壮丽的生活画面，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摄取来的，但绝对不是对生活的兼容并蓄。”

这话有些钻牛角尖。既然常识告诉我们，世界是不存在“绝对化”的纯而又纯的事物，那么，人们要求报告文学“绝对真实”，这只不过是一种口语化的、大白话的、形象化的说法，无非是要求报告文学“真实、真实、再真实。”作者为何要片面地把人们对“绝对真实”的一般意义上的认识，硬扯进哲学原理的“真空”王国；再说，把摄影艺术与报告文学扯在一起类比，也是缺乏可比性的。

总之，报告文学“绝对”不能虚构。此禁一开，实际上就等于取消了报告文学的存在性。

周恩来的《旅欧通讯》，瞿秋白的《赤都心史》、《俄乡纪程》，夏衍的《包身工》等，作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奠基作，都是绝对真实的。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魏巍的《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穆青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黄宗英的《大雁情》等一大批脍灸人口的报告文学，也都做到了绝对真实。

前辈们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尚能如此，我们今天也应该能够做到。

报告是寻找典型，人物事迹是从人物身上挖掘出来的；文学是创作典型，事迹是从他人身上移植上去的。

报告文学是时代的写照，是历史的反映。

今日之报告，明日之历史，昨日之报告，今日之历史。

倘报告文学都借“报告”之名行“文学”之实，那后人编史修志时，依据今日虚构或水份甚多的“报告”来纵述历史，横陈百业，那煌煌史册岂不贻害子孙？！

文章千古事，乃传世之作。这一路想下去，真有点儿不寒而栗，更觉笔杆子分量之重，也豁然明白了圣人孔子昔日写《春秋》时，为何要坚持“述而不作”的道理。

报告文学，你要“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