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游褒禅山记》

时间:2021-03-19 05:05:02 作者:

王安石《游褒禅山记》是一篇名文,高中语文必修一也选了,自然是因为它因事见理之理,对我们现在还有教育意义。为了受教育,读文章无妨断章取义;至于评价文章,就要兼考虑义理之外的其他方面。最近我把这篇文章又读了一遍,对于有些问题,如写法究竟好在哪里,记游而大发议论合适不合适等等,有些粗浅的想法,写出来供研讨此文的人参考。此文的受人重视,主要在于它宣扬了无论是求学问还是建功立业,都要勇往直前,求登峰造极,得其究竟,而不畏难苟安,人云亦云,半途而废。这个道理之为正确,重要,显而易见,因而说这方面是文章的优点就不成问题。──这都可以不谈。以下着重谈别的方面。

游记一类文字,辞章之美很重要。柳宗元《永州八记》是名文,很多人喜欢读,主要原因之一是辞章好。就这一点说,《游褒禅山记》就差一些。是文笔的造诣有高下吗?似乎不好这样说。辞章的高下不同,大概是出于另外的原因。可以想到的有以下几种:1、荆公此文,名曰游记,而重点是讲道理,所以不想绘影绘声地描摹景色。2、荆公好游而象是不喜欢或不惯于写游记,如文集中游记很少,一篇《鄞县经游记》也写得平平,有如记帐。3、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荆公行文,常常漫不经意,一挥而就。《宋史·王安石传》说:“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这是因为他才大,志大,不惯于在文字的雕琢上多下工夫(自然不是篇篇如此,因为还有修润“春风又绿江南岸”的传说)。这样,日子长了,大醇小疵也就在所难免。如他的《钟山绝句二首》里有一句,“一鸟不鸣山更幽”,与流传的王籍名句“鸟鸣山更幽”相比,不但语拙,意思也难通。又如他著《字说》,灵机一动,专以会意解释字义,苏东坡同他开玩笑,问“坡”字何义,他说:“坡者,土之皮。”苏东坡说:“然则滑者,水之骨乎?”即以这篇《游褒禅山记》而论,如“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也写得颇为缠夹,既然已经“漫灭”,为什么“其为文犹可识”呢?象这类地方,都失之胆大而心不细,我们也不必为贤者讳。不过无论如何,这总是小疵,我们读古人作品,不妨舍小疵而取其大醇。大醇为何?我个人以为,是“文如其人”。王荆公是大政治家,为救国救民而变法,大气磅礴,百折不挠,至于传说的不拘日常小节,如少洗脸,不更衣,须上生虱等,也许正是值得称赏的吧?

辞章之外,读《游褒禅山记》时会想到的一个问题是,记游而大发议论,这种写法究竟如何。古人写游记,常用的办法有两种:一是单纯描画所见,如《徐霞客游记》,姚鼐《登泰山记》等。一是于所见之外,兼写一些因所见而引起的感慨,如杨士奇《游东山记》,末尾说到“人生聚散靡常”,邵长蘅《夜游孤山记》,末尾对比贾似道与林逋,以寄一时的兴会。荆公此文就大为不同,记游部分轻描淡写,一掠而过,议论的话却说得很多很重。与一般游记相比,这种写法是重点写有所“悟”,所以无妨谓之为变格。对于这样的不同寻常,我们应该怎样看呢?这可以分作两个方面探讨:一是何以这样写,二是这样写好不好。

变格的由来,我个人以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去推求:一是作者的时代,二是作者的为人。

先说时代,是宋朝。我们都知道,宋朝是理学盛行的时期。理学讲些什么,今天看来,应该如何评价,这些与本文关系不大,可以不谈。只是有一点要指出,就是理学家惯用的所谓“格物、致知”的办法,正是“因事见理”。自然,因事见理也是古已有之的,如庄子的道在屎溺,墨子的见染丝而叹都是。不过到了宋儒就于今为烈。这原因是他们学了佛家的禅宗(虽然口头上大力辟佛),而且要比汉儒更进一步,穷追圣经贤传的微言大义。他们着重讲的大道理,有心、性、诚、敬,尤其是形而上的太极、阴阳等,都是玄之又玄的,离开事物就更难理解,因而他们从禅宗老衲那里引进一些办法,以眼前事物寓玄理,并且用人人都懂的大白话,即所谓语录反复阐明之。这样做,时间长了,人数多了,自然就成为风气,我们称之为道学气也好,总之,是习惯成自然。例如《论语》的“莫春者,春服既成”一段话,旧注只是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生值乱时而君不用。三子不能相时,志在为政。唯曾皙独能知时,志在澡身浴德,咏怀乐道,故夫子与之也。”夫子所与,不过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一点点意思。可是到朱熹笔下就不同了,注说:“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这个“妙”,我们现在看来就莫名其妙。宋儒的因事见理,不只常见于文,而且有时见于诗。例如也是刚引过的朱熹,写过一首《观书有感》,诗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还有一首,题目是《泛舟》,诗云:“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源头活水”,“中流自在”,显然都是禅语,表面言事而实际是讲道理。这样的诗,王荆公也偶一为之,如《登飞来峰》云:“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显然也是言在此而意在彼。荆公不是理学家,他志在救国救民,要“行”;理学家则醉心于“思”,思太极、阴阳等等,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想入非非。这是一面。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荆公虽然是大政治家,于学却无所不通。文章和诗词,在宋朝都是第一流。旁至于理学、佛学,他不只是通,而是精通。他写过《原性》《性说》等文章,而且自信为前无古人。他还作过《楞严经疏解》,也自信为成一家言。因此,我有时想,杰出如王荆公,在学问文章方面,或者也不免沾染一些时代的风气;如果这个猜想还有些道理,则这篇游记用了因事见理的写法(不是“人”的“思想”,是“文章”的“写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样写的另一个由来是作者的为人。荆公的为人,大家都很熟悉,才高,志大,有见识,有魄力,无论是治学还是建功立业,都要求登峰造极。他的《忆昨诗示诸外弟》里有句云:“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游褒禅山记》是三十四岁所作,他拜相在五十一岁,这篇游记中的大议论,正是壮志未酬的真实反映。写此文之后的十几年,他掌政了,果然就象文中所说,“尽吾志也”,“可以无悔矣”。总观他的一生,变法;训释《诗》《书》《周礼》,成《三经新义》,颁之学官;黜《春秋》,说它是断烂朝报;著《原性》之类的论文,不只驳杨朱、韩愈,而且驳孟子、荀子(杂文《读孟尝君传》驳世人皆称孟尝君能得士,而说孟尝君是鸡鸣狗盗之雄,也属于这一类);创诗词集句,开后代集句的风气;等等:可以说件件(至少主观上)是登峰造极。无怪乎《宋史》说他:“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象这样的为人,在游记中发一些不甘于“夷以近”的大议论,正是不足为奇了。

最后谈谈这样不同常格的写法,我们究应如何评价的问题。这显然是个难题,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且说我自己的看法,是大有可取。理由有三:一,这类变格也是古已有之。例如《史记·汲郑列传》的“赞”曰:“夫以汲黯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应该评论汲郑二人的功业而专说世态炎凉,这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变格。又如曹操《祀桥太尉文》中有这样几句:“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庄语之中忽而插入玩笑话,这也是变格。还有变得更厉害的,如韩愈的《送孟东野序》,通篇大谈其不平之鸣,说到孟东野只寥寥几句。即此可证,变格也未尝不可,有时甚至更好。二,古已有之是旁证,更重要的理由是,就《游褒禅山记》说,这样写效果更好,因为因事见理,则玄远化为切近,读者更容易悟入,换句话说,就更容易说服人。三,从文章作法方面考虑,变格的灵活性也有教育意义。俗话说,文无定法。从读者方面说,我们更应该尊重作者的自由。某一个主题,或某一点点意思,可以用这个体裁表现,也可以用那个体裁表现。体裁确定之后,次序,组织,甚至措辞,也可以千变万化。小题可以大作,大题可以小作,还可以连类而及,声东击西,等等。当然,变要有变的规矩,不能随笔乱写。规矩是什么?无非是不离主题,能够同样或更好地达到写作的目的,所谓万变不离其宗。这个道理容易说,也不难理解,不过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尤其是千篇一调的文风正在风靡一世的时候。练笔自然不可少,而知道如何能不陷入流行八股的泥塘,也同样是重要的。就这一点说,王荆公这篇不同流俗的文章也是值得我们深入体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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