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主体间对话和陌生感体验

“陌生化”作为一个标志性概念，由俄国学者什克洛夫斯基最早提出，近百年来，已经成为我们解读文本的重要策略和方法。然而，“陌生化”不是对文本读者的硬性要求，而是一个潜移默化的阅读效果。读者进入文本去寻找的，往往是能够与阅读对象产生亲和力的“知音”和“知己”，是再现自身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在书面文化（文章和文学）的大视野里，“陌生化”不仅是一个心智过程，更多的是诸方阅读主体通过文本中介与创作主体之间的对话过程。

这种对话既是潜在的，又是显露的；是开放的，又是有界的。而这些对话的基础源于阅读主体对读物的“新”感受。这种“新”感受的最大特点就是其所具备的不确定性，正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当此“新”感受一旦确定下来，对于特定的阅读主体来说，对于“他”的阅读过程就结束了；随着新的阅读过程的开始，“新”的感受仍在继续产生着。

如此周而复始，永无止境。这个无限循环的触发点，便是“阅读的陌生感”。陌生感不是文本中固有的，而是在阅读主体与写作主体之间的对话过程中不断建构起来、不断变换体验的。

阅读是主体与主体间的多重对话

阅读对话不是在“主客间”，而是在“主体间”进行的。现在，阅读学界和阅读教育界流行着一种“主客间对话”的阅读理念和阅读教学理念：“阅读是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科书编者、文本之间的多重对话”。为了证明“主客间对话”的合理性，中外一些文论家不惜把客体文本说成会自身说话的“主体”，认为“文本像对话中的另一个人”“文本不是作者的代言体，而是有生命的主体”；“学生、教师、文本是‘对话’的三个主体”。这样把阅读主体（学生、教师）与阅读客体（文本）混为一谈，文本作为“精神客体”便不复存在，随之，解读也取消了“客观统一性”而只剩下“主观差异性”。

我认为，这是急需防治的一种“阅读流感”。文本一旦脱离作者独立自足，其潜在意义就被自成体系的言语符号所凝固，其内涵具有自律性，并不是自行扩充，超出作者初定的意义，而是随着读者的重新建构而增值的。我们说文本是“开放的召唤结构”，意在肯定文本意义的未确定性，同时也肯定作品是作者的宣言书，但文本自身是缄口无言的，所谓“召唤”实为作者借助文本的无声“召唤”。因此，阅读对话不能在读者与文本的“主客间”进行。

单从“主客间关系”看“阅读”，仅限于本体论阐释；进而从“主体间关系”阐释“阅读”，才坚持了辩证的认识论。阅读对话是双向的、交互的，单向倾诉是“独白”，不是“对话”。作为哲学概念的“对话”，是对人际关系的本质的认识，是人与人的精神相遇。作为阅读概念的“对话”，是读者缘文会友的社交行为，是读者与作者及其他读者的思想碰撞和心灵交流。

那种跨越时空的阅读对话不具有共享的现实语境，其交流是不对称的：即使读者用有声的朗读、发言或有形的书面评论来向作者倾诉，去世的或远离的作者也不会当面回答或背面反馈，而只能凭文本符号体系的内在意蕴向读者做无声的回答或默默的反响。作为阅读教学的“对话”，表现为无声的和有声的多重对话：读者（学生、教师）与原文本背后的作者、与课文本背后的编者的对话，因跨越时空的缘故，其交流是一方有声、一方无声的；而同一课堂的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阅读教学对话，具备了共享的现实语境，其交流却是有声有色的；如果配上多媒体课件，多方读者与多种文本互动，让课文本的编者、原文本的作者、互文本和超文本的作者群、读者群多向互动，其交流更是丰富多彩的。鉴于《语文课程标准》对阅读教学对话的表述只见“文本”不见“作者”，缺乏对“文”后之“人”的终极关怀，显得不够完善，我在2003 年就建议应修订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科书编者、文本（作者）之间的多重对话。”这样在“文本”之后加一个括号，添上“作者”二字，让潜在的对话一方明朗化，突显阅读对话的人际交往关系，就使阅读教学对话避免了“主客间对话”的常识性错误，坚持了“主体间对话”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