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佛来思节夫人鸣冤

应该说《<项链>三辨》（《中学语文教学》1988年第6期，以下简称“辨文”。）是一篇较有份量的文章。可是辨文作者为了替玛蒂尔德翻案而把佛来思节夫人踩在脚下的做法，又显然是不妥当的。

诚如辨文所说，“玛蒂尔德不是作者讽刺的对象，作者是以玛蒂尔德的纯真来反衬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甚至把满腔同情倾注到这个人物形象里了。”可是辨文又说，“玛蒂尔德所借的项链是从她有钱的朋友的首饰盒子里精心挑选的……这串项链来自佛来思节夫人，岂不是有力地揭示了这位朋友在优越富有的外表下面掩盖何等虚伪的本相！”

倘若我们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真正从作品的实际出发，我们就不难发现，佛来思节夫人就象路瓦栽夫妇一样也是一个在莫泊桑小说中难得找到的“诚实的，有美德的人。”（同上）这突出的表现在小说的末尾。

本来，如果有必要的话，佛来思节夫人是可以在玛蒂尔德向她借那挂项链的时候或在玛蒂尔德来归还项链的时候就向玛蒂尔德说明事情真象的。可是，借项链的时候，玛蒂尔德“跳起来，搂住朋友的脖子，狂热地亲她，接着就带着这件宝物跑了”；还项链的时候，玛蒂尔德又担心着这样一系列问题：“如果她发觉是件代替品，她会怎么想呢？会怎样说呢？她不会把她的朋友当作一个贼吗？”在这样一种卑怯心理的驱使之下，玛蒂尔德也不会给佛来思节夫人道破真象的时间。十年之后，双方在公园里相会，情况就不同了。第一，在公园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没有宾主之分。第二，双方都舒坦：佛来思节夫人“领着一个孩子在散步”；路瓦栽夫人呢，趁星期天“到极乐公园去走走，舒散一星期来的疲劳。”“而且这个时候的玛蒂尔德除无限感慨”之外，再没有先前的那种卑怯心理了。这就把她提到了跟佛来思节夫人同等的心理位置。心理位置同等了，原先又是同一个教会女校的同学和朋友，玛蒂尔德终于说出了先前受了卑怯心理的驱使而不敢向佛来思节说的话：“我还给你的是另一挂，跟你那挂完全相同。”听了这番一挂项链十年辛劳的告白，“佛来思节夫人感动极了，抓住她的双手说：“唉！我可怜的玛蒂尔德！可是我那一挂是假的，至多值五百法郎！”前面说过，这时候玛蒂尔德跟佛来思节夫人有着同等的心理位置。但是心理位置同等不等于社会地位也相同。玛蒂尔德就清楚的知道她是“什么也没有的人”，而佛来思节夫人却是“什么都具备的人。”既然一个人“什么也没有”，那这个人也就不会有体面；既然一个人“什么都具备”，那这个人也就有了体面。可见，佛来思节夫人向玛蒂尔德道破真象，其实是以牺牲自己的体面为代价的。那末，一个有着“何等虚伪的本相”的人能够为了朋友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体面么？我们可以说，小说末了佛来思节夫人与朋友真诚相待以至于不惜牺牲自己的体面这一情节是感人的。

然而，辨文却又说，小说“末了的揭示真象，与其说更加辛辣地嘲讽玛蒂尔德，还不如说是更加辛辣地嘲讽佛来思节夫人，嘲讽那腐朽没落的社会。”“末了揭示真象”是否“嘲讽那腐朽没落的社会”，这里且不去说；单说“末了的揭示真象”是否“辛辣地嘲讽佛来思节夫人，”这就牵涉到了作者的写作意图问题。辨文声称，“末了的揭示真象”是“辛辣地嘲讽佛来思节夫人”这样的观点，是在“仔细研讨一下作者的写作意图”之后提出的。其实，作者写《项链》这篇小说的意图，即使我们没有“仔细研讨”也还是能够发现的。小说在写到路瓦栽夫人十年辛劳“债都还清了”之后，说了这样一段话：“要是那时候没有丢掉那挂项链，她现在是怎样一个境况呢？谁知道呢？谁知道呢？人生是多么奇怪，多么变幻无常啊，极细小的一件事可以败坏你，也可以成全你！”这段话的前半部分连用了三个问句：一个设问句，两个反问句。设问是一种修辞格，反问是一种修辞格，同样的反问连续出现两次，又构成了一种新的修辞格：反复。我们完全可以体味出作者寄寓在字里行间的深沉的感慨。作者这种深沉的感慨为引出后面对于人生的哲理的思考作了张本。可是，如果篇末佛来思节夫人不来道破真象，那我们对这一段话中提到的“极细小的一件事”就不好理解。这是一。二，倘若路瓦栽夫人早就知道她失去的那挂项链只值五百法郎，那她会不会由一个“美丽动人的姑娘”“成了一个穷苦人家的粗壮耐劳的妇女”，会不会从飘渺的云端里降落到坚实的土地上，跟在教育部做小书记的丈夫站在同一位置并与丈夫风雨同舟甘苦与共呢？一句话，如果小说不写末了一章，那就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小说的命意在于接受苦难的磨炼，以止于至善。这样以来，《项链》也就平平，莫泊桑也就不成其为莫泊桑了。

读一读张英伦的《莫泊桑传》，对于我们了解莫泊桑，把握《项链》的命意，应该说是不无益处的。张英伦说：“莫泊桑备受病魔磨难，痛感人的生命的脆弱，幸福不过是空梦一场，滋长了他的悲观主义情绪。”张英伦还说：“这种悲观情绪浸透在他的许多作品中，《漂亮朋友》中诗人伐仑关于人生的那一番悲凄绝望的长篇议论，即是作家本人的肺腑之言。”（《名作家欣赏》83年第5期。）《项链》写在《漂亮朋友》之前。写《项链》的时候，把莫泊桑折磨至死的神经系统的疾病还没有发作。但这种疾病远在莫泊桑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先兆。因而我们就不难理解作家为什么在《项链》之中也浸透着他的悲观情绪了。由于作家对于人的生命的悲观情绪凝聚成的“人生是多么奇怪，多么变幻无常啊”的感慨，正是爱默生所说的“圣灵者所洞见的灵境”（《爱默生谈读书》，《读书》84年第5期）所在，也正是《项链》的命意所在。让这样一种命意得到明确而又充分的展示，依靠的就是小说末了玛蒂尔德与佛来思节夫人久别重逢的场面。作者能够在小说末了安排这样一个场面，又得益于他对小说创作的艺术追求。

佛来思节夫人向玛蒂尔德道破真象之后，会不会让这挂价值三万六千法郎的项链完璧归赵？玛蒂尔德知道了事情的真象之后是欣喜欲狂还是悲痛欲绝？这些问题还客观的存在着。但这些问题相对于人的生命的问题来说是显得那样的微不足道，以至连我们读者都无暇顾及。我们都被事情的真象震颤之余，我们都不禁要跟着作家发出“人生是多么奇怪，多么变幻无常啊”的感慨。这也正是作者所希望的。也就是说，小说安排末了一章，只是为了强化作者对于人生的哲理的思考，而不是为了“辛辣地嘲讽佛来思夫人”。

明白了小说作者写作意图之后，再回过头去读《项链》，我们就不禁要说：辨文作者横加在佛来思节夫人身上的不实之辞，是冤枉了“诚实的，有美德的”佛来思节夫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