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我”的故事与祥林嫂的故事

《祝福》有两个故事：“我”的同乡故事，“我”讲述的“他人”—祥林嫂的故事，更准确地说，小说讲述的是“祥林嫂与鲁镇”、“我与鲁镇”、“我与祥林嫂”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故事。关于“祥林嫂与鲁镇”，我们已作过分析，这里不再重复，而着重分析“我的故事”：“我”与“鲁镇”，以及“我与祥林嫂”的关系。如果说小说中“祥林嫂”与作为中国传统社会象征的“鲁镇社会”是一个“被吃”与“吃”的关系，而过去有不少分析文章与教学参考资料，常常引用毛泽东关于“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的论断(参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来说明样林嫂的悲剧，这确实可以部分地阐明“原因”。“族权、神权、夫权”在祥林嫂悲剧命运中的作用本是十分明显的，但过分强调“政权”的作用，特别是将鲁四老爷作为“杀死”祥林嫂的主要元凶，则让人感到多少有些从理论原则出发，而脱离了本文描写实际。

在小说第一部分，“我”就这样介绍祥林嫂，说她是“百无聊赖”的，“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并且说她“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这里，再沉重不过地揭示了祥林嫂这类处于封建等级制度(“人肉的筵席”)最底层的妇女，在“鲁镇社会”(中国传统社会)唯一的存在价值，就是充当“玩物”，而且“看得厌倦”，变得“陈旧”，就被剥夺存在的权利：这正是祥林嫂真正不幸之所在。因此，在我看来，《祝福》中最惊心动魄的场面，无疑是村里的男人女人们从四面八方“寻来”听(看)祥林嫂讲述她的阿毛被狼吃了的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了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在这里，人们已经不只是麻木、迟钝，而恰恰表现了对于不幸的兴趣和对痛苦的敏感，“自身以外的任何痛苦和灾难都能成为一种赏心悦目的对象和体验”，一方面是把他人的痛苦、不幸审美化，另一方面又通过“鉴赏”别人的痛苦，来使自身的痛苦得到排泄、转移，以至最后遗忘，甚而至于从这种“鉴赏”(以及“鉴赏”中的种种表演，如叹息、流泪之类)中达到自我的“满足”(自我的崇高化)，而在别人的痛苦、悲哀“咀嚼赏鉴”殆尽，成为“渣滓”以后，就立即“烦厌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这类情感与行为方式表面上麻木、混沌，实际是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忍的(以上分析参看前引高远东的文章)。可是，在《祝福》里，当村民们尽情地“鉴赏”(“看”)祥林嫂的痛苦时，读者又分明地感到，在这背后，还有叙述者的“我”(以及隐含作者)在“看”：用悲悯的眼光观照祥林嫂被“鉴赏”的屈辱与不幸，更冷眼嘲讽着“看客”的麻木与残酷。

读者也许还会联想起鲁迅所说的，“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我之节烈观》)；祥林嫂正是这“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的祭坛上的牺牲品。

我们已经说到了“我”，不妨再来看一看小说的另一个重点：“我的故事”。如果说在“他人的故事”中，占据中心位置的“祥林嫂”与作为中国传统社会象征的“鲁镇社会”的关系是一个“被吃”与“吃”的关系；在“我的故事”里，“我”在与“鲁镇社会”的关系中，始终是一个“异己者”。“我”当年离去，自是对“家乡”的背弃，如今“我”归来，故乡“已没有家”，不再存有《故乡》里的“我”那样的寻梦的奢望，“我”只是四处飘泊中在家乡暂作停留，因此，不需经过《故乡》中的“我”那样的精神幻灭，“我”就敏锐地发现在“我”“离去”与“归来”之间，故乡的一切都没有变：祝福的祭祀把活动，“年年如此，家家如此”，“今年自然也如此”；鲁四老爷这位“讲理学的老监生”依然在骂早已成为保守派的康有为为“新党”；几个本家和朋友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我”注定与这停滞不变的“鲁镇社会”格格不入，“我”“明天决计要走”，本是意料中的事：到这里为止，《祝福》中“我”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只是表明了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中国社会的不相容性，他(他们)注定要扮演永远的游子（漂泊者）的角色。

但作者却要把他对知识分子心灵与命运的开掘深入一步：小说接着告诉我们，我“决计要走”，还另有深因：“一想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这样，作者就十分巧妙地将“我的故事”与“祥林嫂的故事”联结起来，正是在“两个故事”的关系(关连）中，寄托着鲁迅的深意。于是，在鲁迅笔下出现了“我”与“祥林嫂”最后相遇的场面(这可以说是小说的核心部分)：祥林嫂最后的形象以及她对“我”的追问，提出了人的死亡以及死亡的命运的问题，这可以说是关于人的生存的最尖锐、也最深刻的问题。但却将白认为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我”置于困境：“我”既对这类形而上意味的深层问题缺乏关注与思考，面对祥林嫂的追问，又落入“说出真实”与“说谎”的两难境地，我终于以“说不清”即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回避了对追问的明确回答。

在这个令“我”感到极端“惶急”不安的场面里，祥林嫂无意中扮演了一个“灵魂审问者”的角色，“我”则成了一个“犯人”，在一再追问下，招供出了灵魂深处的浅薄与软弱，并且发现了自认为与“鲁镇社会”(传统)绝对对立的“自我”与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正因为如此，当“我”匆匆逃回四叔的家以后，就不但因为自己的逃避而“觉得不安逸”，而且开始思考起自己对于祥林嫂的最终悲剧性的结局应负的“责任”问题。尽管“我”找出种种理由来为自己排解，却始终未能摆脱内心的“不安”与“不祥的预感”。正是在这种心境下，“我”再次“明天决计要走”，这“再度离去”就多少含有了对家乡现实所提出的生存困境的逃避性质。

这是对“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中“再离去”的负面意义的深刻揭示，比之《故乡》中的“我”的最后离去的开掘显然更深了一步。而当最后祥林嫂的死成为事实，“我”终于陷入了负疚的深责之中：这样，“我”对于现实与自我的双重绝望就达到了一个顶点。而这种绝望又是与从绝望中挣扎出来的“轻松”与“舒畅”交织为一体的——“我”终于在雪花落地的“沉寂”中与现实拉开了距离，开始回忆，并且讲述“祥林嫂的故事”。而当故事讲完，“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在反讽的距离中结束了祥林嫂的人生故事与“我”的心灵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