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义“教科书”

“初阳台”有最初看到阳光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郭初阳教语文与这一意象很切合，他在很大程度上找回了语文教学的尊严，这大抵属于“一阳来复”。

杭州西湖边有个著名景点叫初阳台，杭州还有个非常语文老师叫郭初阳。郭初阳三十出头，在杭州一所著名中学教语文。我不认识他。但我认识他出的一本书：《言说抵抗沉默》，副题是“郭初阳课堂实录”。

想起郭老师与他的书，是因语文教材“换汤换药”引起的争议。暑假里，北京修编语文教科书的事，沸沸扬扬了好一阵子。那是“高中课改实验版”，一些老课文“下课”了，如《阿Q正传》、《陈奂生上城》、《孔雀东南飞》、《过秦论》；一些新文章进去了，如铁凝的《哦，香雪》、阿城的《棋王》、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公众的讨论争议，基本上在“该换不该换”的层面上推进。

我心说，“该换不该换”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教材之变，是很正常的，有上来就有下去，不变的教材才荒谬。问题是，进入语文课本的，难道就是“学习”的“典范”？不是的，课文应该是“研究讨论”的对象！既然是师生拿来研究讨论的对象，那么，在广义的“名篇”那么多的今天，选用什么不选用什么，就不该成为一个问题。选什么名篇大作进课文，并不构成对错的问题。而真正的错，就错在大前提—我们将“教材”的概念错位理解了。

什么是“教材”？最新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中性一点：“有关讲授内容的材料，如书籍、讲义、图片、讲授提纲等。”另有对“教科书”的解释：“按照教学大纲编写的为学生上课和复习用的书。”这里“教科书”的概念显然忽视了“老师教学用”这一意思。而《辞海》的经典解释是：“根据教学大纲编选的供教学用和要求学生掌握的基本材料。”并说教材包括教科书、讲义以及视听教材等。《辞海》的解释的核心意思是“要求学生掌握”，正是这个“要求学生掌握”神化了课本，导致所有论争者都有个“集体无意识”，就是承认“要求掌握”为前提，所有课文都要符合这样的标准。

文科的教材本来就不同于理科的教材，不是对错是非之区别；但事实上，这种“是非对错”意识太深入人心。此前，西安有位历史学教授建议将诸葛亮的《出师表》撤出中学语文课本，也是从“是非对错”这一大前提出发的，所以他的理由是《出师表》宣扬了一种错误的“愚忠思想”。我们对课文的理解，大抵还停留在早年小孩子看电影的思考水平：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郭初阳《言说抵抗沉默》里的课堂实录，恰是将现有语文课文当成了剖析的对象；他一直致力于探索一种理想的语文课堂教学，目标是“让学生成为具有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现代公民”—这样的想法，是多少语文老师想也不敢想、想也不会去想的。比如讲授舒婷的诗歌名篇《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原为《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或是进中学课本时将“呵”改成了“啊”？)，郭老师的教学设想就是“作反思性的解读”，要区别“祖国”与“国家”的概念；经过一节课的推导，他最终成功地证明了将“公民与祖国”的关系表述为“儿子与母亲”的关系之大谬，并在最后希望学生去看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了解一下公民和国家究竟是怎么一种关系。郭老师没有直接给出卢梭那个非常简单的答案：国家只能是自由公民自由协议的产物。然而，他已经完成了一堂革命性的语文课。

舒婷的这首名诗，是我大学时代当代文学课所学的课文，当年我的老师引导我们学到的只是“爱国”二字。那样的“证明”，在寻常思维下当然一点也不错；而今天从现代公民意识上说，郭初阳老师推导的结果可谓是颠覆性的。尽管诗无达诂，但这样的证明更正确。那么，《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是不是应该因郭初阳的“证明”而让其“下课”呢？显然没有必要，因为它作为一篇课文，具有真正的研究价值和探索意义。

“初阳台”有最初看到阳光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郭初阳教语文与这一意象很切合，他在很大程度上找回了语文教学的尊严，这大抵属于“一阳来复”。郭初阳赋予语文课堂以公民的意识、民主的思想、自由的启蒙、理性的光照、学术的深度，从而极大地提升了语文课堂的人文品格。他用实践证明了语文教科书文本意义何存、真正价值何在；我相信在这样的老师手中，无论是那些换下还是那些换上的课文，都能教出深意。而那些思想稀缺的语文教书匠，拿什么课文来教都没有用；那些课文的价值甚至被折腾得连蝉蜕都不如，那蝉的幼虫变为成虫时蜕下的壳，好歹还能入药。

语文是可研究的语文，课文是可探讨的课文，这才是语文教材的真义。手头有三卷本的《美国语文—美国著名中学课文精选》，让我看到人家中学生学语文大抵像大学生的学习，是研究性的，是可以用来分析的。美国语文按“编年体”形式编排，每篇课文后的问题设置很精彩，侧重调动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全方位启发学生的多元化思维与独特体验。比如《独立宣言》一课所设的问题中，有“根据杰斐逊的看法，什么时候一个政府应该被废除”、“《独立宣言》如果作为一篇演讲会有同样效果吗”这样或大或小的问题，都带有思考性与研究性。这样的教材和教学设计，体现了语文教育的人文性、思想性、开放性，语文的“工具教程”已退居其后，更多的是历史人文教程、思想实践教程的成分。

语言是工具，语文则不是，但我们的应试教育早已将语文弄成了工具—考试的工具。工具性的语文教学，教育出来的我们是没有文化的，不会研究的，最多只会虚张声势的“分析”，甚至不知装作知、不懂装作懂。这从这回争论“课文换血”中的一个细节，就看到了我们真是没文化的一代：

从新闻到评论，从作者到编辑，几乎没有几家将错误的“陈焕生进城”改为正确的“陈奂生上城”。一篇课文名称6个字错了两个，高晓声在天有灵，一定会将“苦瓜脸”拉得更长。一生甚为凄苦的高晓声，老同学林斤澜说他“整个儿是条苦瓜”。《陈奂生上城》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来还改编成同名电影；“陈奂生上城”的意象接近“刘姥姥进大观园”。二十年前，我业余到高考复习班教语文，《陈奂生上城》是我教作文的例子，拿它来说明写文章开头一句的重要性，那就是如何“定调子”。《陈奂生上城》开头一段只有一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漏斗户主’陈奂生，今日悠悠上城来。”在今天，看见新闻界这么多“没文化”的人如此作践老实巴交的陈奂生他老人家，恐怕将是“‘漏斗户主’陈奂生，今日愤愤上城来”。

简单地看，课文无非是“举例说明”。既然是举例，那么举这个例与举那个例本质上没有多少差别，上城的陈奂生上不上课文没有多大问题，鲁迅的文章多选几篇少选几篇也没有多大关系。但教材问题的本质，是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问题。在所有参与这次“教材换血”讨论的文章中，《南方周末》刊登的一则高三学生的来信，给我印象最为深刻。这位河南的陈翔同学说，课本无论怎么换，无趣也不会变有趣。因为那些有趣的作品终将被解读成无趣的东西；那些带星号的课文为选学，就算是没有星号的，高考也不会考，所以老师基本上不会教这些课文—不去学，又怎么会“晦涩”、“压抑”呢？问得好。可见高考指挥棒如何厉害。语文早变成了跟着高考指挥棒起舞的“高考应试工具”。

但是，优秀的中学语文老师，他能够在对付高考指挥棒的前提下，成功解构课文文本，求出文本背后的“真”来。郭初阳就是这样的，尽管他很可能“像一面旗帜被空旷包围”。其实，他有优秀的学生与他呼应，比如一位学子这样说：“许多语文老师和他们上的课是墙；郭初阳和他上的语文课则是窗，一扇干干净净、透明的窗。”年轻的学生在思想接收与接受上本无问题，问题是太多“年老”的教师漏洞百出；而一茬茬的老师，本身就是错误的教育理念熏陶出来的。语文教育的错误理念，集中体现于对“教材”经典概念的信仰式理解；这样的错误理念不修正，如何修正教材课本最终都是白搭。

教材版本的新旧变迁，无非是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而“教材”概念的本身，却停滞久矣。于是，我坚定地想：现在是到了该推倒教科书经典定义的时候了，一定得去掉“要求学生掌握”的关键词，而将其更改为“教材是供师生学习、分析、研究、探索用的基本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