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郁达夫日记的思想美学价值

作家日记，由于能够较真切、较轻松地反映作家的某些生活细节和思想线索，因而引起人们的重视，但范围多局限于研究者。日记体的小说或散文，则具有独立的文学价值，或抒发感情，或描写人物，均能产生美学与社会的影响。作家日记与日记文学之间的微妙界线，不仅在于文字的粗细，不仅在于记事的祥略，甚至也很难单纯从感情色彩上去分辨，真正的差异在于：作家是为了自己记录备忘或自察内省呢，还是有意为之从事艺术创作？－－恰恰在这一点上，郁达夫使人们感到困惑。

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来看，郁达夫的日记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他曾为此也发表过《日记文学》和《再读日记》等论文，并祥尽地阐述作为文学门类之一种的日记文学的地位、作用和特点。又身体力行，非常重视日记的写作，无论是在日本留学，还是回国以后，都不曾间断过记日记的习惯：“自从南下广东，北回北京，生活上起了变化之后，日记方才记得多了一点……”（《再谈日记》），可见，生活的变化直接影响着郁达夫日记创作的数量和内容。根据上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从1921年刊于《时事新报·学灯》上的《鞠城日记》，到1937年的《 回程日记》，郁达夫自己发表的日记，总数不下二十余万字。《沧洲日记》、《水明楼日记》记载1932年杭州客居生活，《西游日录》其实是游记，《避暑日记》、《故都日记》则记述1934年青岛、北平之行，后来还有《梅雨日记》、《秋霖日记》、《冬余日记》等等，期间最著名的，还是前期的《日记九种》，曾经风靡一时，脍炙人口，其影响不亚于他的小说。

郁达夫关于“日记文学”的理论也很引人注目。他以不少中外日记作家（特别是英国人爱米亚尔）为例，认为“解剖自己”、“批评文化”、“究究哲理”的日记足以传世乃至不朽。日记文学，他不仅认为是散文作品里头最便当的一种体裁，甚至认为“是文学里的一个核心，是正统文学以外的一个宝藏”。因为“文学家的作品，多少总带有自传的色彩”，“在日记里，无论什么话，什么幻想，什么不近人情的事情，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记叙下来。”（《日记文学》）

郁达夫的日记正是这样的，把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嬗变，坦率真切地显露在读者面前，成为研究他生活的思想极其难得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一、忠实地记录了汹涌澎湃的年代巨澜对一个知识分子的冲击和涤荡

郁达夫的日记所载示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震荡和深刻变革，因而引起郁达夫“生活上起了变化”，思想处于重要转折的伟大历史时期。从他的日记中，人们的不难发现作家充满苦闷矛盾的思想发展轨迹，听到他对旧社会、旧制度抗争进击的呼号和呐喊，看到他苦苦地探求真理、追求光明的艰难沉重的步履和感情上的创作，以至生活上的颓唐。如《芜城日记－－1921年10月2日》

“……那些门板上，却剩有许多暴风雨的形迹在那里，就是用了粉笔写的歪歪斜斜的‘爱李罢市’那些字。我看了这些好象是小学生写的热心的表现，就禁 得微微里笑将起来。盖因我们中国人的民众运动，大抵都龙头蛇尾持续不久，譬如抵制日货那一件事，我们目下在冷清街上，看见这四个字的时候，如何的不光荣！如何的胸中觉得羞愧！如今的安庆的这一次运动却不然，民众竟然战胜了。无理的军阀，军阀的傀儡，终究在正义的面前逃避了。所以我看了那些暴风的遗迹，心坎里觉得舒畅得很，就不知不觉的说：‘Die Zukunft gehortuns’（‘将来是我们的东西’）。”

一九二一年九月，因郭沫若推荐，郁达夫起点安庆法政学校执教。回首历史，我们可以看到1921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7月初，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作为一支新生的革命力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的历史重任。日记中指的“这一次运动”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安庆路矿工人大罢工。郁达夫不仅真实的记录这次运动的结局－－“无理军阀的傀儡，终究在正义的面前逃避了。”即以军阀的失败而告终，并由此而感到遗憾到无限的欣慰－－“觉得舒畅得很”。“将来是我们的东西”，这一句精当的评点，不仅使郁达夫看到革命的希望，又深刻的指出民众是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再看《芜城日记－－1921年10月5日》：

“……同胞呀，可怜的农民呀！你们经过了这许多兵灾、旱灾、水灾，怎么还不自觉，怎么还淡起来同那些带兵的，做总统总长及一切虐民的官和有钱的人拼一拼命呀！你们坐而待毙，倒不如起来试一试的好呢。不管他是南是北是第三，不问他是马贼是强盗，你们但能拼命的前进，就有希望了。

寥寥数语，寄寓了郁达夫对那些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农民深深的同情，同时，又“怒其不争”，强烈的呼告民众起来反抗，即使是“试一试”，也是“好呢”。这时的郁达夫清醒地认识到：唯有起来反抗，才有希望，因为“你们但能拼命的前进，就有希望了。”为推翻这个毫无平等可言的旧制度大声疾呼，以唤起民众的觉醒。

1926年，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州作为革命的大本营，对郁达夫来说是充满诱惑力的，他是满怀着对革命的向往，对革命的希望而奔起点广州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觉得走消极的路是行不能通了，我想一改从前的退避的计划，走上前路去，所以我就不远千里的跑往南方。”（《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

六月初，因儿子病重，郁达夫立即离开广州前往北京，一直到10月初，才南返。通过友人了解到工农革命运动的形势，并颇有感慨地说：“我来广东，自然可以说是心境一直有些忧郁，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心里不快活，感到革命队伍里也有不少投机分子，别的可以投机为什么革命不可以投机呢？有的甚至是军阀摇身一变，便成了所谓革命人！……”（许娥《郁达夫到汕头》）。

这段话很明显地表明，郁达夫的思想已从一般的对黑暗社会的现实的不满，发展到密切的关注革命形势的发展。

1926年10月28日，郁达夫回到广州，尽管当时的形势如火如荼，北伐革命已取得节节胜利，但郁达夫敏锐地感觉到有一种暗流。

他在11月11日的日记中写首：

“一种孤冷的情怀，笼罩着我，很想脱离这个污浊吐不出气来的广州。”

在11月12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首：

“今朝是中山先生的诞期，一班无聊的政客恶棍，又在讲演，开纪念会，我终于和他们不合作，我觉得政府终于应该消灭的。”

这些激愤之辞，表明郁达夫对当时的国民政府中的一些政要已有深刻的认识。

11月21日，当时在广州的创造社的几个主要负责人商议，推选鬃达夫回上海整顿创造社出版部的工作，出任总务理事，尽快回上海去。出于责任感到遗憾和事业心，郁达夫接受了同仁们的要求，于12月15日登上了去上海的客轮，他在1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

“行矣广州，不再来了。这一种龌龊腐败的地方，不再来了。我若有成功的一日，我当肃清广州，肃清中国。”

这表明他对当时的国民政府不再抱有幻想。由此可见他的政治敏感性和观察力，以及他的革命热血及其正义感。

正因为在广州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等他回到了上海后，于1927年1月7日，便写了在1月16日出版的《洪水》第25期发表的引出许多麻烦事情来的《广州事情》，指出“……这一次革命，仍复是去我们的理想很远，我们民众还应该要为争我们的利益而奋斗。”这实际上是告诉人们，当时的国民政府已被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势力操纵了。而蒋介石势力是并不“代表民众的”。可以说，郁达夫是最早公开站出来揭露右派势力的真面目的作家。

自从蒋介石的右派势力控制上海后，他们一直在暗地里紧锣密鼓地策划着一场政治大阴谋，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郁达夫于1927年1月17日的日记中记载着：“编《洪水》二十六期，做了一篇〈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在此文中，他极为敏锐地指出：“……我国的革命，在未成熟的时期，就发现了这一种现象。”可见，郁达夫已经为人们敲响了警钟，并指明了革命的领先力量的主力军－－“真正的彻底的，若不由无产阶级者－－就是劳动者和农民－－作为中心人物，是不会成功的。”

再看四月八日的日记：“早晨起来，头就昏得很，因为《洪水》二十九期的稿子不得不交了，所以做了一篇《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在此文中，郁达夫又一次指出：“所以在这一个危险过程中，我们民众所应该做的工作，自然只有两条：第一，把革命的武力重心，夺归于民众；第二，想法子打倒封建时代遗下来英雄主义。”这实际上是在号召革命者和革命民众必须掌握枪杆子，打倒蒋介石的“英雄主义”。文章最后的结尾说：“况且现在中国革命，还只做成了一半，万一功亏一篑的现在，不幸有上举的黑暗行为出现，那么这一次革命，要全部化为乌有……”

仅仅在郁达夫写此文之后的４四天时间，蒋介石果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便惨遭失败了。郁达夫不幸做了一个预言家。

4月22日的日记又写道。

“蒋介石居然和左派分子裂了，南京成立了他个人的政府。可恨的右派，使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不得不中途停止了。”

可贵的是郁达夫并没有被蒋介石的屠刀吓倒，反面激发了他的斗志：“以后我要奋斗，要为国家而奋斗，我也不甘自暴自弃了。”

四月二十八日的日记记载着他发表的《诉诸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界同志》一文，此文的一些言论：“蒋介石头脑昏乱，封建思想未除，这一回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功败垂成，是他一个人的责任。……蒋介石之类的新军阀更有碍于我们的国民革命……”自然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并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来对付他。五月十日的日记术之，有关人士告诉他“可以保证创造社不封”，但要以他去“为他们帮助党务”作为“交换条件”，他马上“托病谢绝”。五月二十三日的日记写道，又有人请他去赴宴，主人引诱他“出动做个委员”，也遭到拒绝。反动派见软的不行，便于五月二十九日到创造社出版部搜查，逮捕数人。幸好郁达夫不在现场，已到了杭州。六月一日的日记中的“前月二十八日，早晨和映霞坐车来杭。并为养病，半为逃命……”可以印证当时的势态。

创造社出版部被查封后，郁达夫并没有吓倒。为了保护创造社，他公开登报声明：“与创造社完全脱离关系。”同时，他和几个年轻人创办小型旬刊《民众》，以作为斗争阵地。9月2日的日记记载着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谁是我们的同伴者》一文鲜明地指出：“我们应该早一点到农民中间去工作，应该早一点去锻炼我们的多数者拿起武器。”九月十四日的日记记录他写的《乡村里的阶级》一文，文章深入细致地分析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形，再次强调：“所以农村革命，就是大家不去干，若要干起来，那革命的成功，当然是指日可待的。”

从这些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的日记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此时的郁达夫对蒋介石新军阀的法西斯统治表示了强烈的反感和蔑视，显示了他进步的思想认为和政治倾向。

当民族矛盾上升，国家处在危难之际，郁达夫便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抗日革命洪流中去。由此而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警告和秘密监视。为了摆脱监视，郁达夫仓皇逃离上海，回故乡富阳小住。

自一九三三年四月移家起，郁达夫一度远离革命斗争，徜徉于水光山色之间，过着半隐士的生活，这种悠然闲适的情趣和消极遁世的思想，在他当时的日记中，都有着明显的表露。从日记中不难发现，郁达夫思想的进展与当时社会背景的转换和政治斗争的起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他的日记凝聚着丰宏的历史内容，闪烁着时代的火花，也流露了作家的思想中消极的因素，它忠实地记录了汹涌和澎湃的时代巨澜对一个知识分子的冲击和涤荡。

二、既是生活历程的记录，又是难得的文学作品

郁达夫在《日记文学》中对昆明市文学性质的强调，无疑影响着他自己当时的日记写作。也就是说，他在有意无意之间，将日记作为特殊的文体，以释愤抒情，以表现自我。然而到了1935年，在《再谈日记》一文中，他的观点又有了变化，他大量引述本方日记作家的作品和理论 ，来论证写作日记的“为己不为人”的“纯正”态度，并且声明，他在写作《日记九种》时，“当然是没有把这些无聊的日常琐事，公之于大众前的意识的。”郁达夫这种自我辩解是否真正确实可信呢？

综观《郁达夫日记集》，不难发现，郁达夫的日记，不仅是日记，又是一篇篇精美的散文。

的确，郁达夫的日记没有设置故事情节，没有虚构人物形象，他好像只是在忠实地记录着每日的起居行踪：沐浴、用餐、购书、写作，时间具体，地点确切，或详或略，不厌其烦。还有会友晤谈，还有发热受寒，甚至酗酒，以及鸦片，出入花柳巷等等，他也不加隐讳，和盘托出。然而，就在这泥沙俱下之中，在这样详略粗细之间，小心翼翼地提炼、选择，事实上还是存在的，文学表现的因素已经悄悄的渗入。记述的详略取决于事情的轻重，更取决于情绪的浓淡。作家主要以感情的态度（然后才是历史的态度）来记载生活，这就导致了郁达夫的“自我”的形象化，生活的诗化和日记的散文化。

“艺术家呵，要紧的是情意，并不是言语，因为一口气就是你的诗”。郁达夫曾借用歌德此言来剔括史托姆的艺术准则（《敝帚集·施笃姆》），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艺术准则呢？以抒情为艺术中轴，不仅体现在他的创作中，即使在日记中，也同样予以充分的显现。在抒情上，郁达夫尤其注重心理，讲究景色描绘。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心理分析可以具有不同的方向，一类作家执衷于刻划性格的轮廓；另一类作家善于描写社会关系与生活之冲突对于性格的影响；第三类作家乐于说明感情与行动的联系；第四类作家精于剖析种种激情；……”（《列·尼·托尔斯泰伯爵的〈童年〉、〈少年〉和战争小说》）

郁达夫似乎属于第四类作家，但他实际上也并不想去剖析种种激情，而只是对忧伤情绪感兴趣。他的剖析偏于内向，绝不冷静。一些极细碎普通的琐事杂感到遗憾便会引起他的情绪波动，触发他的长篇感叹。

如《劳生日记－－1926年11月3日》，作者补记几个月的行踪，只用寥寥数笔，叙说生活之艰难着墨不多，可是，当他发现自己的藏书被损坏了，突然，情绪宛如堤坝决口：

天呀天呀，你何以播弄得我如此的厉害，竟把我这贫文士最富贵的财产，糟塌于尽，啊啊，儿子死了，女人病了，薪金被家抢了，最后连我顶爱的这几箱书都不能保存，我真不晓得这世上真的有没有天理的，我真不知道做人的余味，还存在哪里，我想哭，我想咒诅，我想杀人。

郁达夫这种“渲汇式自白”虽带着情绪的流动感与冲击力，但作为心理表现而论，毕竟有失于单调，有失于直露，而且常常失去艺术的分寸感。所以，他较多的写一些在外界微妙剌激下的情绪反应，而这些外界剌激并非是深刻的生活冲突和严重的社会事件，更多的，仍然只是细微、偶然的细节。

如《新生日记－－1927年2月28日》：写自己读了日本作家谷峙精二著的《恋火》，由作品主人公的遭遇联想到现实中有着同样的境遇的自己，“夹在中间受苦”的矛盾情感一触即发，自然而然的流露于笔端：

我时时刻刻忘不了映霞，也时时刻刻忘不了北京的儿女。一想起雀者的那种孤独怀远的悲哀，我就要流泪，但映霞的丰肥的体态和澄美的瞳神，又一步也不离的在追迫我。向晚的时候，坐电车回来，过天后宫桥的一刹那，我竟忍不住哭起来了。啊啊，这可咒诅的命运，这不可解的人生，我只愿意早一天死。

此外，还可以在《穷冬日记》、《病闲日记》等找到同样的矛盾心境。这些心境简直太熟悉了，仿佛就是质夫的痛哭，文朴的悲叹。

从整部日记先来看，诗人尽管情感纤敏，可是对于欢乐，对于悠闲，却经常淡淡几笔，轻轻晃过。然而生活一有苦闷，情绪稍感忧伤，便立刻得到渲染，乃至夸饰－－这是不是对小说散文里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的某种补充描写呢？这是不是对小说散文里的感伤基调的某种呼应呢？所以说，郁达夫日记中的文学表现因素或美学特征，首先就是：夸饰感伤情绪。

然而，郁达夫更出色的抒情手法，还是他的景色描写，准确地说，是用感情统一风景与心理，他迷恋自然，描绘风景，不仅是纯粹的装饰，不仅是为了构成环境，设置场景，甚至也不仅仅限于烘托气氛，渲染情调。有时，景色就是心情：

含了烟卷上露台去看朝日，觉得这江南的冬景，实在可爱。东面一条大道，直通到吴淞炮台，屋旁的两条淞沪路轨，反应着潮江的初日，在那里祝贺我的生活。四周望去，尽是淡色的枯树林，和红白的住宅屋顶。小鸟的鸣声。因为量不宏多，很静寂，很萧瑟。（《村居日记－－1927年1月2日》）这里，路轨、初日、树林、屋顶、鸣声，浑然一体，分明映出诗人情感的颤动，对未来的新生活充满憧憬。这是“因为艺术家感情丰富，不能想象一件东西，不像他自己那样真有感情。在整个自然中他认为有一种伟大的意识和自己的意识相适应。没有一个活的有机体，没有一件静物，没有一团天上的云，没有一棵园地上的绿芽，不向他倾些秘密，蕴藏在一切事物下的无穷的秘密。”（《罗丹艺术论》第91页）这种对自然的深情灌注与对心境的微妙探究，在郁达夫某些日记中几乎是臻于统一的。郁达夫认为：“欣赏山水以及自然景物的心情，就是欣赏艺术与人生的心情。”（《闲书、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欣赏》）在生活中是欣赏、观照，在艺术中便是把握、表现。如果说，硬汉式自白是在情绪总支中提示人的心境，微妙剌激是在情绪激动中提示人的心境，那么景色渲染则在情绪的相对表态中表现人的心境：

天晴云薄，江水不波，西北望白云山，只见一卒紫金堆，横躺在阳光里，……一路上听风看水，摇出白鹅潭，横斜叉到了荔枝湾里，到荔香园上岸，看了些凋零的残景，衰败的亭台，波动着张翰秋风之念。（《病闲日记－－1926年12月3日》）

如此精美铺陈地写景，语辞之锤炼，文字之雕饰，似乎以超过个人记事备忘的需要。也许，这是作家自赏自叹，但事实上，他又忍不住示之于人。他在贪恋风景，然而情之所至，赏心悦目的山水也会被他蒙上雾霭。因此生活印象的艺术化，“一切景语皆情语”，这也是郁达夫日记中的文学色彩。

倘若读到好书，郁达夫总是在日记里录其大要，抄几段佳句，夹几句评语。如《新生日记－－1927年3月28日》中对江马修的评述：“……万一他是伟大的说话，应该把从前的那一种个人主义化的人道主义丢掉，再来重新改筑一番世界化的新艺术的基础才对，文艺是应该跑在时代潮流的先头，不该追随着时代而矫揉造作的。”

倘若目睹社会埃，他也要详记其所见所闻所感，发一串牢骚，来一通议论。如（《新生日记－－1927年2月20日》）：

“西门东门，中国军人以搜查传单为名，杀人有五六十名。连无辜的小孩及妇人，都被这些禽兽杀了，人头人体，暴露在市上，路过之人，有嗟叹一声的，也立刻被杀。身上有白布一缕被搜出者，亦即被杀。男子之服西服及学生服者，也不知被杀死了多少。最可怜的，有两个女学生

，在西门街上行起立，一兵以一张传单塞在他的袋里，当场就把这两人缚起，脱下他们的衣服，用刀杀了。此外，曹家渡，杨树浦，闸北，象这样的被杀者，还有三四十人。街上血腥充满于湿空气中，自太平天国以来，还没有见到这样的恐怖。”

这些读书心得，艺术断想和政治评论、社会杂感，何尝只是作家的自我发泄？零碎而又精辟的评点，激愤而又畅快的议论，夹在私人的日记里或许显得臃肿，但在日记体散文中，却恰恰增加了作品的文学容量的思想深度。

总之，从日记作品看，郁达夫的事后辩解，虽不是虚伪，却相当无力。艺术创作，经常是自觉与不自觉的重合，无为与有为的统一。郁达夫的日记，不仅在记录而且也在表现。郁达夫把日记中的“自我”写得如此伤感（夸饰情感），那么多情（写景寄怀），而且特别敏锐（各种议论）－－正是“自我”身上这些如无却有，似浓还淡的文学色彩，使得他的日记，事实上成为特殊形式的散文。单篇读来，枯燥无聊，连贯起来，方见波澜。情绪的漾动，赋于平淡的生活流程以层次，以节奏；恋爱的悲喜情节，更使得郁达夫日记色彩变幻，跌宕多姿。显然，郁达夫日记，既有别于《鲁迅日记》那样简单的个人记事，又不同于《莎菲女士的日记》、《腐蚀》之类的文学创作。因此，我们不仅要从史料角度去审视郁达夫日记，更应从散文创作的角度去重视他的日记。

若从文学角度来看，我们的讨论还可以更深入一层。

郁达夫为何要发表《日记九种》？所谓“走到末路”之言，是诗人的自我解嘲，他的哭穷，即使不全是遁词，也只是次要的理由。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郁达夫相信：他的个人生活本身，便具有某种文学价值。为何如此说呢？

《日记九种》在二十年代连贯再版，相当畅销，这个现象足以引人思索。人们感兴起的是什么？是作家的生活琐事？是的，但又不尽然。关键在于，在读者心目中，郁达夫这个名字有两重含义，他是创造社的作家，又是伤感落拓潦倒的现代青年－－这正是引起读者的注意和兴味的关键。郁达夫坚持主观抒情，他的小说的散文，都在塑造一个连贯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个抒情主人公太象作家本人了，以至于人们经常会忘却“他”的名字，于质夫、文朴、伊人、王介成、李白时，他……。人们觉得，“他”就是郁达夫！在某些浪漫作家看来，这是有益的误解，不仅无需纠正，反面可利用，增强艺术效果。正是在读者的不经意的合作下，郁达夫把自己塑造成了忧伤的零余者的典型。既然作家本人已成为文学形象，那些在客观上，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当然也就带着文学形象，并引人注目了，令人同情了－－郁达夫后期的许多游记、杂感笔谈，虽平淡琐碎却不乏读者，其魅力就在于此。在主观上，郁达夫不令在创作里继续发展忧郁的自我形象，而且在其他有关个人的文字（日记、书信、回忆录、自传）里，也有意无意地夸饰感伤情绪，渲染生活愁苦，《日记九种》里那些纤後的感情铺陈，那些变幻的情热与万余，都可以看作作者对自我文学形象的某种补充描写。因此说，郁达夫日记的文学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其史料价值。

郁达夫日记的文学色彩，之所以需要引起重视，因为那也是郁达夫“表现自我”的创作态度的一个趋于极端的例证。一方面，郁达夫有意识地将自我作为艺术对象来处理，却赋予个人情感以“感伤时代病”的现实意义，以此谋求主客观真实的某种统一；另一方面，他在无意之间，又将个人的生活（甚至还有；家庭亲人的情况）都文学化、戏剧化了，即渗入了夸饰，想象的成分。若从史料角度来看，人们可以在“真中见假”（孙百刚的《郁达夫外传》），因为发现其表现的因素而感到困惑；作为艺术品来读，人们才会于“假中见真”，在夸饰的情感与“隐善扬恶”的自我表现中认识作家的真率，认识他的艺术的虔诚和勇气。归根结蒂，郁达夫是个艺术家。如果忘却了这一点，单纯从政治上，从道德上着眼，是很难真正理解郁达夫的。

参与书目：

１、 陈其强、蒋增福《世纪回眸：郁达夫纵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２、 浙江文艺出版社《郁达夫日记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３、 蒋增福《众说郁达夫》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４、 陈子善、王自立《回忆郁达夫》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12月。

５、 浙江富阳郁达夫研究学会编《郁达夫研究通讯》1990年10月号。

６、 胡维子主编《西方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

７、 郑子文著《鲁迅、郁达夫比较探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版。

８、〔捷〕安娜·多勒扎洛娃著《郁达夫研究》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5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