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叶永烈的《傅雷一家的故事促使我反思文革》

作家叶永烈是中国文坛著名多面手，喜欢科幻的人记得他的《十万个为什么》和《小灵通漫游未来》;反思文革的人记得他的《红色三部曲》，动画迷知道上影厂新拍的《大闹天宫》编剧叫叶永烈;卖房买房的知道有一部《商品房白皮书》作者叫叶永烈;有一个“行走”的叶永烈，用脚丈量中国、美国、俄罗斯;还有个小说家叶永烈，在《人民文学》、《收获》等杂志上为读书人写小说。他不是历史学家，但他喜欢作为一个“采访者”，去记录逝去的一切。

叶永烈大概是中国文坛最早开始关注傅雷一家命运的人，作为一个采访者，他曾经走访了傅雷生前的23位好友，他曾经为傅雷家的每一个人写过传记，从《傅雷一家》到《傅雷和傅聪》，人们从他的作品里读到一个完整的傅雷和他的家庭。所以，当上海图书馆举办解读《傅雷家书》的讲座时，这位谆谆的老者无疑是最佳人选。

傅雷一家的故事促使他反思文革

也许是为了避免“欲说还休”的尴尬，叶永烈坦言，作为一个纪实作家，他一直把采访同行，尤其是上海作家视为一个禁区。最初引起他关注的是1979年傅聪的归国。“在我的采访列表里，马思聪和傅聪一直是我所期待的采访对象，当时两人都背负着叛国的恶名。”回忆当年叶永烈颇有些感慨，限于环境，他只是以傅聪为原型创作了小说《爱国的‘叛国者’》，发表在《福建文学》上。

从傅聪兄弟、保姆周菊娣还有楼适夷等一批傅雷生前好友那里，叶永烈为傅雷勾勒了画像：也许是应了名字，生活中的傅雷是一个极度认真却常常爆发“雷霆之怒”的人，他的执着使他推倒旧作重译了百万字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可对于傅聪练琴时的“消极怠工”他会扔盘子砸东西。和钱夫人杨绛一样，她的夫人朱梅馥自然担当了“清道夫”的角色。傅雷其实是一个“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的人”，叶永烈说，“在他发表《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一文时，他已经被内定为右派了。”傅雷的“赤子之心”和宁折不弯的骨气预示了他最终会选择以悲壮的方式决绝地离开这个世界。

傅雷被打成“右派”直接造成了傅聪选择出走英国，而傅雷夫妇文革初的含冤自尽又使傅敏在十年浩劫中倍受艰辛和折磨。这样一个充满艺术气息与世无争的家庭却在风暴的席卷下悲剧性地落幕，傅雷和傅聪这对特殊的父子“是整个文革受迫害家庭的缩影”，这使叶永烈萌发了反思文革的创作热情，“红色三部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入了读者的视野。

残缺的“家书”和信笺中的父子《傅雷家书》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傅雷一家的范围。哲学家可以从《傅雷家书》中研究傅雷的思想、哲理;教育家可以从《傅雷家书》中研究教育子女的方式、方法;人才学家可以从《傅雷家书》中探讨人才培养的规律以及家庭对成才的影响;文学家可以从《傅雷家书》中研究散文笔法;艺术家可以从《傅雷家书》中汲取音乐、美术的营养;历史学家可以从《傅雷家书》中剖析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广大读者则把《傅雷家书》作为一本优秀的青年思想读物，一本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叶永烈在为读者解读这部名著时这样说道。

如果说傅雷留给读者和中国翻译界几百万字的作品都是在“替外国人说中国话”，那么家书是傅雷真实人格的写照。叶永烈说，书信有两种，“硬件”的信只叙事情始末，而“软件”的信却饱含了作者的思想，《傅雷家书》就是后者。一位在场的听众深情地告诉叶永烈，她送给两个出国留学孩子的告别礼物就是《傅雷家书》，因为那里面包含了父母对孩子最真挚地牵挂。叶永烈也一直把《傅雷家书》作为自己最喜欢的一部作品，因为可以从书中浓厚的文学艺术色彩背后读到哲理和人生感悟。

毫无疑问，《傅雷家书》是一部残书，它的主体是傅雷在1954至1966年间写给儿子傅聪的信。叶永烈先生透露，其实80年代在上海音乐学院一间小小的储藏室里曾经发现了三本黑封皮的“聪儿来信摘编”，是朱梅馥摘抄的傅聪来信。但是当叶永烈征求傅聪意见时，后者却说“父亲的信体现了父亲的高尚思想，我的不足为道”，因此不同意发表，“一个字也不要”。时至今日，《傅雷家书》的已印刷了21次，发行超过百万，却仍是一本“单通道”的作品，或许在傅聪看来，这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在整个讲演临近尾声时，叶永烈举出这句傅雷生前最喜欢的名言，把它作为一个作家永远的“道德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