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包弟》有关资料

【巴金──２０世纪中国的良心（张放）】

巴金，１９０４年生，原名李尧堂，字芾甘。四川成都人。１９２０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参加反封建的进步刊物《半月社》活动。为了追求光明，１９２３年和三哥毅然冲破封建家庭的牢笼，来到上海、南京，进东南大学附中，并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１９２７年旅法在巴黎读书，并开始了文学创作，次年回国从事文学活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救亡工作。和鲁迅有交往。曾任《文学季刊》编委，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与靳以合编《文季月刊》。抗日战争爆发后，和茅盾创办《烽火》，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文联二至四届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收获》和《上海文学》主编，曾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灭亡》《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抗战三部曲》（《火》之一、之二、之三），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憩园》《寒夜》，散文集《新声集》《赞歌集》《随想录》（５集）。译作有长篇小说《父与子》《处女地》，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套用托尔斯泰评价卢梭的话“１８世纪全世界的良心”来形容巴金先生，那是一点没错的。生命几乎贯穿整个２０世纪的巴金，他曾是多少代青年的航标与动力。爱与恨，泪与血，人性、良知、热诚，是巴金先生丰碑一样的著述及其为人所表现出来的最鲜明的特质与基调。《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憩园》《寒夜》《随想录》……这永远代表２０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与人文精神的颠峰之作，势必如行星常运，放射出他永不熄灭的光芒！

巴金这个笔名得来，据专家研究，是因为先生青年时代酷爱俄国革命作家、思想家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人的著作，有心追随之，故出此寓意。这个研究大致不错，但据巴金自己的诠释，意义稍有出入，他之所以取巴姓，是纪念一位留学法国姓巴的北方同学。这位曾与巴金朝夕相处的同学因人生的苦闷在法国项城投水自杀了。这个消息曾使巴金非常痛苦，由此赋予永怀。

不管笔名如何得来，全世界的巴金读者都知道，巴金重要的创作生命中所信奉的是人道主义与安那其主义。人道主义如今已没有多大分歧，然而安那其主义一直争议较大，也是巴金生命中一段时期遭遇麻烦和非议较多的辞源。“安那其主义”源出１８、１９世纪的民本主义与空想主义哲学思潮，常译为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巴金所信奉的无政府主义与当今人们常用的这个带有贬义的名词意义相差甚远，安那其主义的本义是反对封建的强权与专制的禁锢，倡导理想的平等、自由、博爱、惟科学知识是尊的人际关系与生活。巴金为什么步入文学道路就找到了安那其主义的门径呢？那正是由于他生长于封建的专制社会与旧家庭，在沉闷黑暗甚至充斥血腥味的精神压迫中渴求身心的解放与健全，故而带领他步入文学圣殿的，首先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富有理想与激情以及俄国革命时期富有检讨和献身精神的思想家、文学家，像罗曼·罗兰、卢梭、福楼拜、赫尔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都是巴金崇敬的大师，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也对他“人类至上”的观点有深刻的影响。而古典的唯美的传统流派不为巴金所好，甚至被他扬弃，原因就在于他创作时代内心涌荡着反抗的激流，如他自述：“我现在的信条是，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海行杂记》）

巴金虽然早被公认为２０世纪不多的几位文学大师之一，但他从来不认为自己为文学而文学，甚至不以文学家、作家自居，他认为自己的写作全是为了说心里话，发出内心的呼喊（“我的每篇小说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号”）。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是为他胞兄写的，那时他大哥深陷封建家族不能自拔，拿着自己的青春与生命做着无谓的牺牲，巴金希望大哥也勇敢地走出“家”来，做封建家族的叛逆者。他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希望以情动人，打动胞兄的心。结果是小说无意间被朋友带回国内发表了，虽然打动了不少读者，大哥却沉陷难返，不久终于自杀于家中。这给巴金创作不朽名著《家》带来了直接的动因。

巴金的创作心境一直是较为苦闷甚至是郁悒的，虽然他努力战胜自己，排除脆弱，甚至内心时时呼叫着法国悲剧革命家丹东的名句“大胆，大胆，永远大胆”来激励自己，但是他不能摆脱封建社会与家庭投给他心灵的沉重阴影，他无法寻到廉价的乐观与浪漫，所以他的作品差不多都是悲剧的调子，如他自述：“一个黑影来掩盖了我们的灵魂。于是忧郁在我们心上产生了。这个黑影渐渐地扩大起来，跟着他就来了种种的事情。一个打击上又加第二个。眼泪，呻吟，叫号，挣扎，最后是悲剧的结局。一个一个年轻的生命横遭摧残。有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一些悲痛的回忆给别的人，有的就被打落在泥坑里面不能自拔……”（《忆》），这既是巴金心历的苦难史，又是巴金作品的主要基调。

事实上巴金离开他的家乡四川成都很早，１９岁那年抛家出走，东进上海求学，继而负笈法国，以后除了有数的几次返乡探亲，巴金差不多长居东方之都上海，从事他贯穿一生的文学著述、编辑工作。但短短的十多年家乡生活亲历以及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巴金生命创作中最为重要的核心素材与情感渊源所在。

《雷》《雨》《电》《家》《春》《秋》《憩园》《寒夜》《忆》等，巴金的小说、散文代表作，差不多都是描绘封建家庭悲剧以及那里面的殉葬、挣扎与反抗。半个多世纪以来，像觉新、觉慧、鸣凤、梅表姐、汪文宣这样的艺术形象已扎根在中国人心中，多少青年读者正是从这些艺术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与镜鉴，从而勇敢地跨出那叛逆、反抗与自身价值追求乃至投身革命的步伐。巴金的文学已经成为２０世纪中国最富有活力的人文风景之一。可以说，一个没有读过巴金的读者，他是不可能了解中国现代文学以及２０世纪旧中国城市家族伦常风俗与况味的。

虽然巴金的《家》题材极似古典白话小说《红楼梦》，但风格上几乎看不出后者的影响，原因如前所述，巴金创作的圭臬是文艺复兴后期的欧洲革命文学而非传统古典文学。虽然从小在母亲身边受到古典文学的熏陶，在兄妹同学间也得到传统文学的营养，但巴金的文学选择一开始就是西式的，率性的，涌荡着２０世纪科学与人道主义思想的风范，这样的选择虽然使巴金的文学字句间少了些传统的吟讴、圆熟与回味，却给现代文学带来一种全新的样式。正如４０年代的法国学者明兴礼指出的一样：“巴金小说的价值，不只是在现时代，而特别在将来的时候要保留着。因为他的小说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转变。这好似一部影片，在上面有无数的中国人所表演的悲剧，作者个人的经历的叙述，在很多青年心中引起了共鸣。为什么《家》会有这样的收效呢？惟一的原因就是她代表了中国大多数青年的自传。”（见明兴礼《巴金的生活和著作》）

这是非常切题的分析。事实上他说明了，巴金先生的文学选择一开始就是和他的哲学人生思想选择相吻合的，即抛弃、背叛旧有的贵族利益，以博大的精神与爱心投身与拥抱普通民众，以含泪带血的心声来彻底唤醒他们。从而追求一个纯净美丽的平等世界。虽然这样的努力在后来也曾遭人批评为“空泛的爱心与人类至上主义”，但在当时那样的背景下，对巴金强求“指出道路”的导师的作用，那是不切实际的。文学的目的原来在于揭示问题、畅扬人性，不可能要求每个文学家都充当思想领袖的权贵。而巴金的作品，描绘出旧中国家庭的深刻悲剧，这就已经完善地表达了他作为作家的天分与良知。同时代的鲁迅当时对巴金的评价甚允：“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巴金是一位终身笔耕不辍、勤奋高产的作家，但在后半生创作中，小说创作基本停顿，这可能一方面是社会变革难以适应的原因，另一方面是进入创作高峰后的休整期的原因。尽管创作生活重心有所改变，但巴金奉行的“要忠实地生活，要爱人，要帮助人”的原则始终未改。他不仅以不朽的著作为读者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且身体力行，无私地关心与帮助祖国的社会改革与文教事业，近二十年来，历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在世界文坛享有广泛而崇高的声誉。晚年创作的思想漫笔《随想录》，是一部五卷本的忏悔录，是对自身以及周遭问题的深刻剖析与大胆揭示。尽管与年轻时代的信仰已有所不同，但里边仍然看得出浓重的法国大革命时代与俄国革命思想家的影响。激情、坦率、真诚、善良、自律、真理的寻觅与张扬，仍然是巴金先生写作的宗旨。《随想录》的发表在８０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坛引发了一场历史回顾与反思的热潮，“说真话”成了全社会率行与呼吁的人格品质。

巴金先生是现代中国的不多的文学大师、思想家之一，他以丰硕的文学成果以及一生坦荡无瑕圣哲般高贵的人品，向世人证明了爱心的价值、真诚的伟大，以及天才的光芒，他的名字必将与鲁迅等人一样，长留青史，像北斗一样在天空闪烁！

──原载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５日《四川日报》

【深情中吟出的忏悔（高建国）】

也许因为狗是情义之兽，能与主人同生死，共患难，因此，常常出现在作家笔下。特别是动乱年月，人情殆尽、亲友疏远时，狗的出现，就更衬托出人世间的冷酷与凄凉了。所以我们看到，在大量的描写“文革”生活的作品中，狗，常常成了重要角色，用它们特殊的对主人的忠诚与情义，反照出社会中人的无情的万般世相。

巴金的散文《小狗包弟》，就是这样一篇佳作。

这篇作品，是巴金五集散文巨著《随想录》中的一篇，收在《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中，像读者熟知的《怀念萧珊》一样，也是《随想录》中较感人的作品之一。它叙述了一个真实而简单的故事：一只讨人喜爱的狗，在“文革”棍棒的恐吓下，被胆小的主人送给医院作了解剖试验品。全文篇幅不长，却感情真挚，意味深长。

《小狗包弟》思想内容最深刻的地方，是揭露“文革”的罪恶。作品中故事的背景正值十年浩劫时期，那是个非人的年代，缺少人性，缺少温情，更缺少宁静的气氛。人，尚可不说其恐慌至何种地步，就连一只小小的玩物──狗，也无安宁之日。作品描述了两条狗：一条是艺术家邻居的狗，一条是作者本人的狗（包弟），在“文革”的动乱中，它们都无一幸免而死去。前者被“专政队的大棒”打断了腿，不食而死；后者被担惊受怕的主人送给了医院。尽管作家还在作品中详细描述了人所遭受的非难，但我们只要从两条狗的命运上，就可看出，一场“文革”运动，以它的残暴，荡涤人性，狂施淫威，使多少人家从安乐中陷入苦难，又使多少不幸的生命死于无辜之中。作者撰文的主要用意虽是忏悔，以自己对爱犬包弟的“出卖”与“背叛”，谴责自己的懦弱（这从作品的字面中可以看出），但如果没有这场浩劫，这种忏悔本身也就不可能存在。因此，作品最深刻的意义，还在于对“文革”的无情揭露，它从一个特殊的角度──狗的命运中，客观地暴露了“文革”时那非人年代的某些特点，以及那一段特殊的历史给善良正直的人民所带来的近乎毁灭性的灾难。

《小狗包弟》还表现了作家严于解剖自己的可贵精神。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这也是《小狗包弟》（乃至全部《随想录》）的创作主导思想之一。作者在《探索集·后记》中说过：“我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揭露，为了控诉，为了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但绝不是为了美化自己。”“绝不是为了美化自己”，这种可贵精神在《小狗包弟》中得到了体现。作品所描述的，其实本不是什么大事，在那个动乱年代，人的生活都所寄无望，哪里还有心思顾一条狗？在那时，人的生命尚不值一钱，为了生存而抛弃一条小狗，又算什么！但作家并未为此而解脱自己，他说，“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短短几句话，包容了超人的勇气，不但体现了作者所欣赏的卢梭式的“诚实”，更重要的，展现了作者崇高的精神境界，以及与之联系的对国家、历史、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因为作者一方面真正解剖了自己，另一方面，为将来历史上生活的人们，提供了一面值得借鉴的镜子，就像作者所说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不允许再发生那样的浩劫”。（《探索集·后记》）正因为如此，作者的这种“解剖自己”的精神，有着更深远的意义，体现出更深刻的社会价值。

呼唤人性，讴歌人性，也是《小狗包弟》闪光的思想之一。“文革”运动中，人性被当成了批判的对象，取而代之的，是法西斯般残暴无情的“造反”精神，在这种情况下，寻求真正的人性是异常艰难的。《小狗包弟》向我们叙述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艺术家文学家们的遭遇，典型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缺乏人性，以及人们迫切需要人性、呼唤人性的愿望。然而，呼唤人性，又谈何容易，于是我们从作品中看到：主人公（作者本人）为了免遭造反派的袭击，保住生命安全，只有将爱犬小包弟送到解剖台上。这样描写，表面看是作者用以自责，其实质是从另一角度表现对人性的渴望与呼唤。的确，倘若没有专政队的诸种暴行，狗的主人绝不会“残酷”地将爱犬送走；假如人间充满人性，怎么会随心所欲地践踏无辜的性命？！因而，自责，实际上就是呼唤人性；而呼唤人性，也是从另一方面对人性的讴歌和赞美。

这篇散文在艺术上也有独到之处。首先，表现在语言上。其特点一是质朴。《小狗包弟》给人的印象如同听述一个故事，因为它不使用华丽的语言，几乎每一句话都没有修饰成分，如同口语，朴实而明快，准确简洁地表达了作者所要表达的一切。比如作品开头写道：“一个多月前，我还在北京，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事情，我记得其中一个故事是讲艺术家和狗的。”语句结构简单，全无修饰，但却言简意赅，诱人入境。作品结尾也如此：“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在简朴的语言中，道出了真情。特点之二，是描绘生动。作品的语言虽质朴简洁，却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直抒胸臆时，真切感人，如上面例举的结尾一段文字，便是如此；描写事件场面时，精当准确，使客观形象栩栩如生，如描写艺术家“满身是血和泥土”地被“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的情景：“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这一段文字，不仅准确无误地叙述了事件的情景，而且小狗依恋艺术家的情态、作者深藏着泪愤交织的情感，全都得到体现，使人读后如闻其声，如临其境。

其次，以情动人。作者写这篇散文的用意是忏悔，且多有主观表意文字，因而决定了作品的说理性。但这篇散文又能把理念、思想寓于精彩感人的事件叙述中，在描写中体现真情，在表达中饱含情思，不仅使人反思深省，而且催人泪下。作品突出表现了作者对爱犬的眷恋与怀念之情，因而，每每情注笔端，收到了感人的效果。如上面的举例，不仅体现了作家爱犬惜犬之情，而且也使我们感动。的确，在人情殆尽的人世间，竟有一只小狗这么通人性，冒着生命危险去依恋落难的艺术家朋友，这该使人多么激动。特别是，当我们看到惟一充满人情味的这只小狗，最后竟为艺术家而凄然死去的时候，几乎涌出泪水。作家的自叙，也同样饱含深情，这主要体现在作品的结尾几段。这些忏悔文字即使仅仅为了表达理念，也浸透了泪水，使人在阅读和理解中，能够看出作者胸膛中那颗赤热而损伤了的心。

再次，使用了衬托手法。在这篇散文中，作者的自责自贬是建立在对自己在“文革”弃狗的那段往事的回忆上的。动荡的年月里，弃狗本是一件小事，因为当时连夫妻背叛、朋友反目的事都经常出现。但作者却使我们看清了这件小事的本质──委屈求全的“羞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作者使用了衬托手法，用一段较长文字详细描述了另一条（艺术家邻居的）狗，为了艺术家而忍受棒打脚踢，甚至不食而死之事，来反衬作者当年为保全自己而弃狗的懦弱。狗尚且讲仁义，而人却只顾“保全”自己，相形之下，孰对孰错，不言自明。这一方面揭示了“文革”运动导致人们产生恐惧乃至变态心理的罪恶，另一方面也反衬出作者当年弃狗时的无情无义，从而透露出作者作自我忏悔，即写《小狗包弟》的客观理由。

──选自《名作欣赏》１９８８年第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