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包身工》的写作艺术

１９３６年，夏衍同志发表了报告文学作品《包身工》。这是一篇优秀的作品，它生动地描绘了包身工这一罪恶的剥削制度：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中国封建主义勾结起来，制造了这种十分残酷和野蛮的剥削方式，它榨干了广大工人的血汗，吞噬了无数工人的生命。作品展现的这幅悲惨的人间地狱画图，激起人们的无比愤慨。但是，它的深刻的政治意义远不止此，作品告诉我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加速了中国农村的破产，使大批农村饥饿儿女被诱骗到城市，成了非常廉价的劳动力；而帝国主义正是利用这种廉价劳动力，扩大生产，扩大市场，使中国农村更加陷于破产。作品还告诉我们：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帝国主义才能进行经济侵略，农民儿女才长期处于饥饿之中，被迫沦为帝国主义与封建工头的双重奴隶。还是由于这种反动统治，才允许包身工这种罪恶制度的存在。这样，作品就深刻地揭示了产生这一罪恶制度的社会根源，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动统治。这样，作品就起到了动员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鼓动作用。今天，我们重读这篇四十多年前的作品，能够藉此认识黑暗的旧中国，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对于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摆脱经济文化落后的状态，避免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是很有帮助的。

《包身工》所以成为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不仅由于它思想正确，揭露深刻，而且由于它艺术上的成功，由于主题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形式的完美性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篇短文，准备就《包身工》的写作艺术，作一些初步探索。

一、人物的集体速写和个别勾画相结合，从而全面地表现了包身工们的悲惨命运

报告文学同样离不开人物，同样是通过人物描写来表现主题的。这篇作品写了两类人物，一类是在家乡农村“咬着草根树皮的女孩子”，如今成了“罐装了的劳动力”的包身工；另一类是包身工的压迫者和剥削者：带工老板、老板娘、东洋婆以及抄身婆、荡管、拿摩温、打杂。通过这两类人物的活动，展示了一幅幅悲惨的画面。

作品描写包身工这类人物时，既有集体的速写，又有个别的勾画，两者互相补充，从而全面地表现了包身工的悲惨命运。

作品写包身工的起床、吃粥、象放鸡鸭一般地押进工厂的图景，这一幅幅非人生活的画面，都是通过群象速写来表现的。这些场景，也只有通过集体的活动，才能得到有力的表现。但是，只有集体活动的镜头，还不足以全面显示这种罪恶制度，不能产生巨大的艺术力量。作者又描写了三个人物：“芦柴棒”、“小福子”、“什么名字记不起了”的一个。她们三人的命运是共同的，但具体事件的描写却不相同。“芦柴棒”瘦得象芦柴棒一样，于是大家就这样称呼她，真实姓名反而不知道了。她生病时所遭受的非人折磨，放工时受到老板“宁愿赔棺材，要她做到死”的斥责，“小福子”在劳动时遭到东洋婆和拿摩温的毒打，“什么名字记不起了”的一个，只是稍稍有点反抗行动，就遭到毒打，“鲜血和惨叫使整个工房的人都愣住了，大家在发抖”，“打够了以后，再在老板娘的亭子楼里吊了一晚”！这三个人物的不同遭遇，正是从不同角度全面地显示包身工的悲惨命运。通过三人的不同遭遇，揭示了她们过着非人的生活，遭受野蛮的摧残，不能有半点反抗，而且预告了非被榨干血汗不可的命运。正是这种个别人物的描写，使作品更丰满，更感人。

作品在描写包身工这类人物时，常常是通过受到那些压迫者的欺凌来表现的，寥寥几笔，同时把两类人物生动地再现在纸上。例如：

有一次，一个叫做小福子的包身工整好了烂纱没有装起，就遭了“拿摩温”的殴打，恰恰运气坏，一个“东洋婆”（日本女人）走过来了，“拿摩温”为着要在主子面前显出他的威风，和对东洋婆表示他管督的严厉，打得比平常格外着力。东洋婆望了一会，也许是她不欢喜这不“文明”的殴打，也许是她要介绍一种更“合理”的惩戒方法，走近身来，揪住小福子的耳朵，将她扯到救火用的自来水龙头前面，叫她向着墙壁立着；“拿摩温”跟着过来，很懂得东洋婆的意思似地，拿起一个丢在地上的皮带盘心子，不怀好意地叫她顶在头上。东洋婆会心地笑了：“这个小姑娘坏得很，懒惰！”

“拿摩温”学着同样生硬的调子说：“这样她就打不成瞌睡了！”

这里，包身工悲惨命运的一个方面，劳动时不能有半点疏忽大意，以及东洋婆的狠毒，拿摩温的野蛮而又奴性十足，都十分准确鲜明地表现出来了。作者写人的艺术才能，就在人物取名上也表现出来。芦柴棒这个名字，生动地表现包身工们的悲惨命运，有力地控诉了包身工制度的罪恶。鲁迅先生说：“创作难，就是给人起一个称号或诨名也不易。”因为“虽只寥寥数字，却很要明确的判断力和表现才能的。”（《且介亭杂文一集·五论“文人相轻”》）而芦柴棒这一名字，正显示了作者卓越的创作才能。

二、描写和说明、议论相结合，从而完整地表现了包身工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这篇作品，从清早写到黄昏，以时间的推移为总线索。作者运用他那精密的组织力，把那些经过筛选的能够说明问题的材料，有条不紊地用总线索串起来。材料大致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具体生动的描写，一部分是精辟的说明和议论。两者互相补充，层层推进，从而显示了整个人间地狱的画图，完整地表现了包身工们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的前景。

作品一开始，描绘了包身工们清早起床的图景，接着是说明包身工的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描绘了一幅吃粥的画面，接着是“一·二八”战后包身工突然增加的科学说明。时间再往前推移，描写了包身工们在音响、尘埃、湿气三大威胁下劳动的情景，接着是对在中国的日本纱厂飞跃膨大和包身工们激剧增加的数字分析和说明，提出了“日本纱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的论断。时间再推移到放工时候，有“芦柴棒”被抄身的描写，有“什么名字记不起了”的遭遇毒打的描写，有议论和感想。作品最后部分，议论推向了高潮，表现了对包身工这一罪恶制度的审判，并提出了“黎明的到来，还是终于无法可以抗拒的”这一论断，从而展现了光明的未来。

如果说，描写部分好象纪录影片中的特写镜头，那么，说明议论部分，就是联接这些镜头的解说词。特写镜头给人以鲜明生动的形象，解说词则给人以鼓动的力量。两者互相交织，互相配合，互相补充。从表面看，是围绕着时间的推移这条总线索，从实质看，是围绕着全面展现人间地狱这幅总画图。

还应该指出，作品在进行说明和议论时，不是单纯的抽象的说明，而是非常富有文学的形象性。首先，说明、议论的语言是形象化的文学语言，如“包身工是一种‘罐装了的劳动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使用，绝没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又如“黑夜，静寂得象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法可以抗拒的。”这种比拟，准确鲜明，而又饱含着作者的革命激情。其次，在说明、议论中，又穿插着生动的描写，例如，说明“一·二八”战争后包身工大量增加的三点理由时，就穿插了芦柴棒生病时惨遭非人的折磨的生动的描写，这种描写，使说明部分更加具体有说服力量。

把纷乱的片断的材料，用时间线索串连起来，井井有条，空间上看展示了整个人间地狱画图，时间上看表现了过去、现状和未来，而又脉络清楚，层次鲜明，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品。

三、准确数字和科学分析相结合，从而展示了包身工制度的严重后果

真实是报告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因此决定了报告文学必然要使用较多的统计数字。这篇作品就用了许多统计数字，例如：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被骂做‘猪猡’的人。”这里的数字，表明住处是多么拥挤，平均每人大约只有半平方米睡觉的地方。

“做十二小时的工，据调查，每人平均要吸入０．１５克的花絮。”“盛夏一百十五六度的高温下面工作的情景，那就决不是外面人所能想象的了。”这里的数字，表明了劳动条件是多么恶劣，身体要遭受到多么严重的摧残！

“包身工一般是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大洋十元，人银两交，‘恐后无凭，立此包身契据是实。’”而以芦柴棒为例，仅两年时间，“带工老板在她身上实际已经收入二百三十块钱了！”这里的数字，表明了剥削量是多么惊人！

这些数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精确，象每人每天平均吸入０．１５克花絮，就是经过长期深入调查得到的精确数据。老板从芦柴棒身上两年共榨取二百三十块钱，是和芦柴棒的平均日工资相吻合的。精确的数字，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使之更具有生命力。

作品运用统计数字，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通过数字进行科学的分析。作品说到在中国的日本纱厂飞跃膨大时，举了一个例：“单就这福临路的日本厂子讲，１９０２年日本大财阀三井系的资本收买大纯纱厂而创立第一厂的时候，锭子还不到两万，可是三十年之后，他们已经有了六个纱厂，五个布厂，二十五万个锭子，三千张布机，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万元的资本。”通过前后数字对比分析，证明了“在一种特殊的优惠的保护之下，吸收着廉价的劳动力的滋养，在中国的日本纱厂飞跃地膨大了”的结论，有力地揭示了包身工这一罪恶制度的严重后果。同时，在这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日本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的论断，这是强有力的血泪控诉！

纱厂飞跃膨大，这是罪恶制度严重后果的一个方面，由于它的膨大，又加速农村的破产，更多的饥饿的农家儿女流入城市，包身工的数字大量激增。这里，作品又提出了精确的数字，“杨树浦某厂的条子车间三十二个女工里面，就有二十四个包身工”，比例高达百分之七十五。“即使用最小的约数百分之五十计算，全上海三十家日本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替厂家和带工头二重服务的包身工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而这大量的包身工，由于生活条件、劳动条件的恶劣，饱受摧残凌辱，能够做满三年期限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换言之，就是有一万左右的人在三年内要因受折磨而死亡。

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促使中国农村破产，大量农家儿女沦为包身工；包身工的激增，又滋养着帝国主义纱厂膨大。如此循环不已，这就是这一罪恶制度的严重后果。作品正是用精确的数字和科学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

四、形象生动的语言，加强了人们对于包身工制度的憎恨

语言精炼、形象、生动，是这篇作品艺术上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加强了读者对于包身工制度的憎恨。

作品描写人物的语言，精炼简洁，形象鲜明，常常是寥寥几笔，就描绘出了人物的特征，给读者深刻的印象。例如，作品开头写到“一个穿着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衫裤的男子”在吆喝着女工们起床，只用一句话写他的穿着，抓住了特征，表现了他的身份，也流露出了作者的憎恶感情。经过一阵吆喝，女工们忙着起床了，工房就象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那男人虎虎地向起身得慢一点的人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向楼上的另一群人呼喊：‘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这里写这个打杂快速的连续动作，写他踢人时用了“虎虎地”这个状语，十分逼真地表现了这个凶暴的流氓本相，语言十分简洁，而又形象鲜明。

语言的形象性不仅表现在描写人物上，可以说到处都有。例如说带工老板“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就非常形象地表现出了流氓的性格，说“包身工是一种‘罐装了的劳动力’”，“绝没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比喻新颖贴切，形象鲜明，表现了包身工们没有半点自由的受压状态。写到纱厂车间里音响、尘埃和湿气三大威胁时，也用了生动的比喻。“沙沙的急雨”和“隆隆的雷声”这两个隐喻，写出了远处的听觉感受，接着，用了“马达的吼叫、皮带的拍击、锭子的转动、齿轮的磨擦”四个排比句子，然后把“一切使人难受的声音”比喻成“好象被压缩了的空气一般紧装在这红砖墙的厂房里面”，给人以强烈的感受，就象听到车间里的巨响一样。用“爱作弄人的小恶魔”来比喻无孔不入的飞絮，加强了读者的厌烦感觉。作品还特别用了“你就可以听到”、“你的听觉”、“你可以假想一下”、“有人在你面前”等语句，这种唤起读者已有的生活经验的语句，能够丰富读者的想象，使读者产生身入其境之感，因而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

通过对话表现人物的性格，是作品的语言特点之一。包身工这些奴隶，虽然是会说话的工具，但也没有多少说话的权利，作品没有写到他们的对话，但写包身工的压迫者时，对话起了很大的作用，每一段对话都生动地表现了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例如，芦柴棒生病时，打杂的说：“假病！老子给你医！”打杂的向芦柴棒头上泼了盆冷水，寒冬时节，她反射地跳起来了，老板娘就笑着说：“瞧！还不是假病！一盆冷水就医好了。”

两个人的话都表现了狠毒的本质。但又不完全一样，打杂的粗暴，而老板娘则显得狠毒而又阴险。鲁迅先生说：“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谈话来，我想，就可以使别人从谈话里推见每个说话的人物。”（《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作品中的人物对话，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语言上的另一个特点是警句，象“罐装了的劳动力”，“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黎明的到来，还是终于无法可以抗拒的”，“我也想警告某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就都是非常警辟的句子。这些警句，是作者运用正确的观点，深入地观察现实生活，把从中领会到的思想压缩在极其简练的语句里，因而显得简洁、生动、含蓄而有力量。

总之，语言上的成功，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效果，加强了读者憎恶这罪恶制度的感情。

《包身工》艺术上的成就，并不是偶然的。夏衍同志１９２８年从日本回到上海，就参加了共产党，一直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和文艺工作。写作《包身工》时，每天早上四五点钟起床，到日本纱厂和工房门口去调查和观察实际情形，和工人交朋友，这样经过了三个月的时间，取得了丰富而真实的材料。可以说，革命的立场观点，丰富的生活积累，正确的科学分析，饱满的政治热情，不仅是作品思想上成功、也是艺术上成功的决定因素，因为“重要的艺术技巧问题是要依赖作者人生观的深度，和他包罗生活现象的广度，来解决的。”（法捷耶夫：《谈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