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兮归来

本人身处语文教学教研一线。应该说，近年来，自己的主要工作都是围绕学习、宣讲、推进新课改而展开的，与此同时，还先后参与了人教版和鄂教版新课标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不同的角色变换和思维碰撞，使我对当前语文课程改革的艰巨性较之于教材两端的教者和编者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尽管新一轮课程改革已经推行四五年之久，新的语文教材也有了五六种版本之多，但据我看来，在绝大多数语文教育工作者心目中，当代语文教育究竟应该拥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或者说应该坚守什么样的文化品格，秉承什么样的精神气质，实际上依然还处于“欲说还休”的地步。

我以为，在一个真正成熟的社会里，相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意识形态而言，教育对于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道德标准、语言风格应该拥有自己更独立、更深刻、更明确的发言权。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缺乏一种根植于民族文化深层的一贯原则和终极目标。这种浮躁反映到教材编写过程中，则集中表现为一种选文上的短视。长期以来，我国语文教育所经历的每一次变化，几乎都与当时的社会变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现象，曾被解释为保持教材的时代性。然而，只要我们稍加回顾，便不难发现，当初许多最富时代性的作品，到后来，恰恰成了最反时代的糟粕，这到底是编辑家们的悲哀，还是受教育者的不幸?的确，教材要有时代性，但如果我们始终没有一个成熟的理念，而一味在时事的漩涡中追风逐月，又怎么能够把握住时代的真谛呢?

长期以来，我们的语文教育之所以饱受非议，语文教材之所以朝订夕改，就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立教之根和育人之本。新一轮课程改革已经开始了艰难的破冰之旅，但是，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解放思想，迅速确立当代语文教育的价值取向，那么，我们就将错失最好的历史机遇。

新的语文课程标准虽然也提出了“培养和造就一代新人”的教育目标，并积极倡导自主、探究、合作的学习方式，不断强化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但是，在课程改革的哲学渊源和核心价值问题上总是闪烁其词，语焉不详。这不仅将新课改本身置于被异化和被消解的危险之中，而且将使教材编写者和施教者陷人茫然大措的尴尬境地。

坦率地讲，现在有许多青年教师学识渊博，思想敏锐，站位前沿，当他们在理想与现实间徘徊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曾寄希望于新课程的，但仅从教材改革一项来看，新课程远没有达到他们所企望的高度，于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得不回到原点，开始重新审视教育的本质。教育的本质必须基于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之上才能得到说明。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始终被定位在工具层面进行思考，对“人”的认识，也始终“停留在国家机器的螺丝钉的水平上”[1]。培养了按图施工的“建设者”和按部就班的“接班人”，却消解了具有自主意识、责任意识和自我选择能力的个体。所以，要恢复教育的本质，就是要从人本原点出发，对“人”进行启蒙。即“通过教育的引导，使人自己从奴化状态中摆脱出来、站立起来，从而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自己创造自己的人生—这正是本真教育的内涵所在和绝对使命”[2]。

在这里，“自主意识”应该是最为核心的价值观。所谓自主意识，主要体现为主体地位上的自立、主体权力上的自决、主体精神行为上的自由。凡此种种，虽然应该并正在逐步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主流意识，但却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稀有元素。今天突然要来选编这样的教材和宣讲这样的观念，不但缺少理想的素材，而且也缺乏必要的听众。这样，难免就使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面临了更多的困难和更大的挑战。下面，我将结合相关课例剖析—下这一问题的严峻性。

一、价值取向不明会使编辑丧失判断力

人教版九年义务修订教材第一册选有一篇宗璞的《花的话》，在我看来，这是一篇在艺术和思想上都有着严重缺陷的文章，那么，为什么会在新课改启动之初把它选进我们的教材呢?这是一个寓言故事，讲的是春天来了，花园里百花争艳，互不相让，外表越是漂亮的，嫉妒心就越强，心理就越阴暗，而只有其貌不扬的二月兰躲在月夜的大树下默默无闻，一言不发，所以，有一个小男孩把它采摘来献给了我们的老师。谦逊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过于内敛往往也是虚情假意的温床，大家可以看看。这样一篇寓言故事，它到底在向我们传达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念?那就是外表愈是美丽，内心愈是丑恶。这是一种怎样的思维逻辑?但曾几何时，我们不正是以这样一种标准来评判人之高下的吗?这不是作者的故意，而是时代的胎记，是文化的反射。它早已渗透进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和基因。正如文化界正在流行的一句话：“我们都是喝狼奶长大的。”改革的过程既是嬗变的过程，也是痛苦的过程。我们每一位从事语文教育工作的人，都应该有这种心理准备和承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