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语文素养观探析
蔡元培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科学家，曾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1]。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是我国文化教育和科学领域的宝贵财富。但是，在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中，人们还没有充分发掘他的先进的语文教育理念——他的语文素养观。而渗透在蔡元培教育思想中的语文素养观，正是指导我国当前语文素质教育的科学理论，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蔡元培语文素养观的历史呼唤
历史呼唤着现实，现实回应着历史。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之后，当人们着眼并投身新的改革浪潮时，不应当忽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社会改革如是，教育改革亦然，语文教育改革更是如此。
在整个教育领域，实施素质教育，首先需要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在语文教育领域，最重要的则是树立语文素养观。国家教育部颁发的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要求：“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语文素养是学生学好其他课程的基础，也是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基础。”[2]并且特别强调，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的精神世界具有十分深刻的影响。语文教育的这种定位，是前人宝贵经验的启示，也是现代教育思想的体现。而在历史遗产和先进理念中，蔡元培更是独树一帜，做出了良多贡献。研究蔡元培的语文素养观，可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于语文素质教育的理解，从而更好地投入语文教育的改革和创新。
众所周知，在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发展史上，蔡元培主要有三大创举：首先，他主张“五育并举”，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他对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杰出贡献。他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3]。其次，他的独具特色的大学教育思想，成为中国大学教育指导思想的经典。其中包括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兼重文理、注重发展学生个性等理念。再次，教育独立的思想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所有这些，都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精华，也都是蔡元培语文教育思想的客观基础。蔡元培十分重视一个人的素养，在他的“五育并举”主张和“文理兼修”等大学教育思想中，语文素养观则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观念渗透在他的许多论著中。
蔡元培“五育并举”中的语文素养，主要指的是语文的素质和修养，包含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人文素养又包括语言素养、文学素养、文化素养、美育素养四个方面，具体则综合体现为一个人的语文知识和能力，语文学习的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一个人良好的语感和整体把握能力，学生的个性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好奇心、求知欲，学习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等等，也都成为人文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语文素养中蕴含的科学素养，则主要指学生科学地理解语言的观念和知识，科学地把握语文活动的规律，具有理性的科学情感、科学思维能力，以及创新科学的潜能。
蔡元培的“文理兼修”将他所倡导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早在“五四”时期，蔡元培以及一大批仁人志士高擎“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把“人的解放”鲜明地写在新文化运动和新教育的史册上，与此同时，又十分注重对每位学生心智发展和创造力的培养，力求在教育中实现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的结合。他提倡的“文理兼修”，更成为他主张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融为一体的明证，他说：“习文科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4]在课程设置上，他主张取消文理的界限，并于1917年提出了“文理两科之扩张”等一系列方案，认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文科的基础，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国文。[5]
诚然，这些理念和要求，都可以在蔡元培语文素养观中找到答案。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正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历史呼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育领域的先驱蔡元培为我们开启了一扇进入语文素养殿堂的大门。
蔡元培语文素养观的丰富内涵
且不说蔡元培本人的国文功底是多么坚实而深厚，光从他一系列的论述中就不难发现他对于一个人语文素养的极端重视。他的语文素养观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我们不妨从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两方面进行剖析。
一、语文素养中的人文素养：国文教育要“尚自然”、“展个性”，培养“健全人格”
人文精神是蔡元培教育思想所体现的最基本的精神，他认为“教育与其守成法，勿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勿宁展个性”[6]。他主张德智体美和谐发展、培养“健全人格”的教育思想，正是他所倡导的人文素养的核心。
蔡元培所关注的人文素养，具体地表现在语言素养、文学素养、文化素养和美育素养等方面。在这些素养中，语言素养起着基础性作用，是培养和形成其他素养的载体；文学素养和文化素养是语言素养日臻完善的重要条件，是完善人文素养的关键；美育素养是一种整体把握，是人文素养的最高层次和升华，它主要是指情感、兴趣、审美鉴赏能力等。
首先，语言素养是基础，要提倡国语，推广国文，改革文字。
良好的语文素养首要的就是语言素养，语言素养的要素则是语言和文字的素养。语言和文字是思想和文化的载体，是人们交流思想感情的基础形式。蔡元培正是从语言和文字两方面强调了一个人语言素养的重要性。
一方面，他以白话与文言竞争，提倡国语统一，大力推广国文，取得了成功。
语言是人类互通情感的工具，语言不能相通，种种误会因而发生。当时的情况是中国留学生在外国的时候，用本籍语言，彼此不能了解，反要说外国语，真是可笑。我国地域广阔，方言泛滥，不能一致。作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提出方言固然要有，但“总要有一种标准语——国语”[7]。“况且国语要求表达明白、确实，可记录所见的自然现象或社会经历，与人讨论，浅显易懂，不用奇字奥语，言为心声，不浪费时间。国语讲究的是实用，人们或因社会生活上的必要，或因学术的必要，都要学国语和国文。”[8]这些提法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解决了人们交流创作中的语言难关。它对于今日的语文教育也颇有指导意义，尤其为普通话的推广奠定了基础，为语文素养中的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能力提供了语言标准。
在这方面，蔡元培还借助语言统一，进一步解决了促进全国国语教育的问题。他建议教育当局施行适宜的国语教育。第一，小学校教科书都不用文言，用国语。民众教育的课本，全用国语。第二，于国语的字旁加注音符号。停止印行不合标准国音的出版物；小学教科书一律加注注音符号；儿童读物及民众读物，一律用国语编辑，并附注注音符号；各种书籍、杂志等印刷品上，最低限度，须于名称上加注音符号。第三，教员须曾受国语的训练，办国语传习班，制国语留声机片，做国语播音演讲。[9]这个工作做得很细致，可以说达到地毯式监督执行的程度。从小学开始的各个年龄层次，从学校、社会的不同渠道，运用不同的方式促进了国语教育，为加强语文素养奠定了语言方面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蔡元培科学而精到地论述了国语与外国语的关系，肯定了它们两者的互相作用。1906年到1911年，蔡元培曾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亲身体会了掌握各国语言的优势和好处。他举例说，马眉叔先生因有国语基础，又学了法文和拉丁文，把那种文法应用在国语上，著了有名的《文通》。提倡国语和外国语相互交流，相互融合，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次提出。它为我国时下的双语教育，选择自己的第二母语提供历史的依据。
另一方面，蔡元培提倡汉字改革，主张直接改用拉丁文和声母，同样获得了进展。
当时我国还沿袭古代，用复杂的文言表意，表达效果很差，汉字改革已刻不容缓。对于汉字的改革，蔡元培说：“在我个人意见，国音标记，最好是两种方法：一是完全革新，就是用拉丁字母……，一是为接近古音起见，简直用形声字上声的偏旁（就是用声母）来替代一切合体的字。”[10]确实，在今天看来，汉字用拉丁字母有诸多好处，而且现在也受益匪浅。譬如它字形简单，国文拼音的字母与西文相同，学西文就容易得多，也便于引用或附注外国词句。至于用声母，其实就是现在的声旁，主要是形声字。《说文解字》有九千文字，形声字约占总数的十分之九，此外后出的字，更有百分之九十九是形声字。[11]所以学好形声字是重中之重，而汉字本身又是形象的化身。例如“坐”字像人坐于土上（ ）；“尼”字像二人相昵形，（ ）。汉字本身的整体性、具象性、流动性特点，使许多深沉的内涵对于阅读者、学习者来说可以自然领会，这样就既开发了学生的思维，又丰富了学生的想象和联想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