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羚羊带来的思考

张之路先生原题为“反悔”，后经教材编者改编并改题的《羚羊木雕》，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已经二十余年了。本期“课文作者”栏目，我们约到了张之路先生谈自己的这篇文章。张先生重点谈的是课本编者对文章的改动。他将改动前后的文字展示了出来，使我们对改动处一目了然。对于这样的改动，张先生表示他“理解课本编者的苦心和课本作为范本必须体现教学目的的意图”，但同时他也认为，“这些改动有成功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无独有偶，本期“案例”中董水龙老师的文章，也同时涉及了对以羚羊（斑羚）为描写对象的文本（《斑羚飞渡》）被课本编者加以删节的主题（《没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有了问题反而没问题》）。董老师在文中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教科书编者在对《斑羚飞渡》进行大量文字删改后再选入语文教科书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让学生学会阅读，而是为了对学生进行‘道德教化’和‘义理阐释’”，但以确定无疑的价值观要求对教科书中的课文持肯定态度，则“很难培养出具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独立判断和独立文本解读能力的现代公民”，这样的语文教学注定会“误尽苍生”。

在这里，张之路先生和董水龙老师同时涉及了入选教材文本的处理问题，而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分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从语文课程的功能角度来看。语文课对学生进行的母语教育，“语”与“文”均不能偏废。语言方面，当然要学习纯正、规范的民族共通语，因此，任何入选教材的文本，都要先经过语言方面的加工，经专家确认过关后方能放行。“文”的方面则包含比较广泛，文学的熏陶，素质的养成，人文的浸润，无不在其中，就这个角度而言，语文教材对学生进行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引导，不仅可以，而且还非常必要。现行教材中存在的“语”和“文”的诸多问题，提醒我们完善教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绝不能以此作为否定对文本进行处理的佐证。

其次从作者的角度来看。即以《羚羊木雕》和《斑羚飞渡》两个文本来看，入选教材的文本与改编前的原本都有较大的出入；从改动的效果看，虽说差强人意，但显然都有欠考虑的地方。如果从文学作品接受的角度看，严格说来，改动后的两个文本基本上已经和张之路、沈石溪二位先生没什么关系了——两个文本中的羚羊，都已经不是原来的羚羊了。这里，就又涉及对原作者负责与否的问题。如何解决呢？尽量忠实，还是我行我素？或者另外遴选更符合课程内容和编写意图的文本？这个问题还可以继续讨论，但给作者一个满意的说法，似乎更为妥当。

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以董水龙老师为代表的一批教师处理教材的方式。董老师将删节前后的两个《斑羚飞渡》文本提供给学生，让学生看到了羚羊的原貌，并最终解决了学生初读教材时产生的疑问。这是比较可行的。不过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呢？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