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秦论》赋体色彩探微

朱广盛 历代文人、政治家选取秦灭六国、统一中国而后又顷刻瓦解这一历史现象作为议论的题材，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推贾谊的《过秦论》。贾谊作为西汉一代著名的散文家和辞赋家，以赋体笔墨写论说文，使其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作家。

一、汉代盛行的赋体作品，假设问答，韵散间出，文采华丽，辞藻丰富，铺张扬厉，踵事增华，力求层层铺垫，造成波澜壮阔的场面，雄厚充沛的气势。而提到汉代辞赋，不能不提到贾谊。正是因为贾谊是一个辞赋、散文皆长的作家，他在写作论说文时，行文波澜起伏，文笔酣畅淋漓，可谓滔滔而言，其势不可犯，其理亦无穷，致使后代诸家以论说文标准来匡衡《过秦论》难以合矩。近现代写作理论者认为，论说文要充分说理，对事物进行周密细致的分析；在分析、论证过程中要运用一定的推理、论证方法，使分析论证合乎逻辑地展开。如果以此标准来衡量《过秦论》，它很难算得上一篇入格的论说文。但是，这并未妨碍它成为一篇绝纱的论说文。《文心雕龙·论说》早就指出：“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辩史则与赞、评并行，诠文则与叙、引共纪。……”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根据《过秦论》的经验认为，“敷陈则与辞、赋通家”，并援引了一系列前人关于文无常体的议论，得出“足见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固以恢弘焉”的结论。《过秦论》实是一篇多方吸收辞赋滋养的破体之作。

《过秦论》中的赋体因素，最明显的莫过于在说理时援史实以为据，让自己的结论在历史事实的叙述中得出，作者自己的议论却很少。论说文体决定了该文的铺陈不可能照搬汉赋的铺张扬厉，描写事物面面俱到，形成图案化。但对史实的逐一陈说分明形成了一股强烈气势，用明人方孝孺的“深笃有谋，悲壮矫许”（《逊志斋集、张彦辉文集序》）来概括，是比较恰当的。这可以从《过秦论》与《阿房宫赋》的对比中窥见一斑。就体裁而言，《过秦论》是史论，《阿房宫赋》为赋体。两篇的共同之处都充分发挥了赋的“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或是先极言秦之兴，秦之强，秦之盛，或是先极写阿房宫建设之美，宫中生活之侈，收藏之丰。无独有偶，两文同在极尽铺陈渲染的基础上，笔锋突转，分别加以对比，而后点出画睛之笔，得出结论。这种方式都可说是“一气团结，直至末段，一齐例卷，画出结句，何等神力”。又正如刘勰所云：“丽词雅文，符采相旺，如组织之占朱紫，画绘之若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文心雕龙·诠赋》）。那么，贾谊为何将《过秦论》上篇写得如此雄骏宏肆？这还得从上篇在全文中的作用来看。金圣叹的评说很是精当：“《过秦论》者，论秦之过也。秦过只是末句‘仁义不施’一语便断尽。此通篇文字，只看得中间‘然而’二字一转。未转以前，重叠只是论秦如此之强；既转以后，后叠只是论陈涉如此之微。通篇只得二句文字，一句只是以秦如此之强，一句只是以陈涉如此之微。至于前半有说六国时，此只是反衬秦；后半有说六国时，此只是反衬陈涉，最是疏奇之笔。”（《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六）可见贾谊在上篇铺陈雄肆，完全出于危言耸听，痛陈秦过以诫汉的目的。上篇只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漂亮的凤头，作者用秦兴盛时之一往无前、势如破竹与覆亡时的一败涂地、顷刻瓦解构成巨大的反差，制造悬念，以引起读者的惊骇和疑问：为什么秦在统一前能打败力量大于自己的六国，却在统一天下后亡于远弱于六国的陈涉？在发问后遂即提出论点。文章前部大量铺陈夸张的叙述都是为结尾处的几句作准备，从而揭示中心论点。为了增强设疑的效果，强化“成败异变，功业相反”的反差，贾谊在前部引入六国作陪，叙六国抗秦力量之强，正是反衬秦在攻取天下时的所向披靡；借六国贬抑陈涉力量之弱，正是突出秦统一后之不堪一击。只有写出极强的秦朝亡于极弱之陈涉，才能耸动视听，引人探寻究竟。

二、赋体作品在结构上常取主客对话的形式，各自阐明自己的观点，描绘各自喜爱的景和物，如《七发》、《子虚赋》、《上林赋》等都是如此，从而成为赋体一个重要的标志。在《过秦论》中，贾谊并未照搬主客对话，而是独具匠心地运用抑扬之法进行极化对比。以上文为例，作者先进行纵比：六国合纵抗秦声势浩大，结果却一败涂地，这是前后形势之比；陈涉起义，一举灭秦，这是秦的兴亡之比，同时以此衬托出攻守之势的巨大变化。作者用大半篇幅详述孝公以来秦之兴起过程，用意也在为第二段中秦的迅速崩溃作对照和铺垫。对前者的大肆渲染。主旨却在极力夸张后者，“扬”秦正是为“过”秦。这种先扬之于九天之上，然后猛然一扣，击之于九地之下的手法，实在堪称空绝。接下去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横比：极力写陈涉的出身贫贱、才能拙劣、地位卑下，起义军人少力弱，疲弊不堪，目的却是反衬秦朝败亡之易。此外，尚有兴与亡时“天下非小弱”之比，雍州之地与崤函之固相比。对比之后提出“成败异变，功业相反”这一明显的问题，而后用一个过渡句“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挈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承上启下，再以“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概括前半篇，同以“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总结后半篇作一个总括的对比。这样，多种比较造成层层进逼步步蓄势的强烈气氛，而后来采用设问得出的结论就如山洪爆发，势不可挡。立足此论点，我们再回顾作者不惜工本，用墨如泼极写秦之强盛，乃是为了说明这一切是秦在统一六国的攻势中采取“高诈力”的结果，而秦在统一中原后的守势中没有认识到“安定者贵顺权”的道理，没有按照实际情况来制定一套新的政治方案，施行仁义，而把“守”和“取”混为一谈，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人民，必然招致速亡之祸。这种先含于内，后托于外，先扬后过，“扬”秦是为了张扬仁义，“过”秦是为了指斥“仁义不施”，手法可谓别致工巧。

三、汉代社会经济的繁荣使赋体迅速兴起并走向成熟，也使赋体作品在写物、体物上极尽夸饰之能事。纵观汉代大赋，多写宫观园囿之盛以夸耀帝王穷奢极侈的生活。在《过秦论》中，贾谊则借其来进一步增强文章的气势。通过夸饰与排偶的结合，使全文文势如长江巨浪，峰谷相寻，奔腾而下，势不可当。为了力求行文气势顺畅，语意词句的排偶，因此有些地方的叙述并不完全合于史实。如文中列举的许多六国抗秦之士，吴起其实在秦孝公出生前便死了，乐毅之功绩在伐齐，孙膑之功劳在攻魏，都与谋秦无关。又如把“吞二周而亡诸侯”之事记在始皇的帐上，实际上吞并西周的是秦昭襄王（始皇的曾祖父），灭东周的是庄襄王（始皇父）。但贾谊文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虽然对某些事件的叙述失实，却仍保持其本质的真实。因为凭贾谊的才华，并非是不知史实而是有意为之，实乃赋家本性使然。这正如西方印象派大师塞尚所言：“我们既不太细，也不太诚实，又不太顺从大自然，可是，我们多少总是自己模特的主人”。贾谊的《过秦论》既不像司马迁那样精雕细刻，也不像左思的《三都赋》那样言必有据。他的夸饰，不仅符合历史本质的真实，并且给人以更强烈的印象，因而他所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才能够深入人心。所以尽管它在细节上有失实之处，历来人们仍然予以高度评价。

为了力求行文气势流畅，贾谊还十分注重运用赋体所擅长的排偶。他善用同文叠句，如写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四句只一意，而必当叠写，极言秦虎狼之心，非一辞而足也”（《古文观止》）；写秦始皇“撮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而鞭笤天下”四句，也只涉及始皇登帝位对人民的驱使奴役；写陈涉“翁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迁徙之徒也”三句，共同形容陈涉地位之卑微。而排比在文中更是俯拾皆是。如 “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四个相同的主谓短语写合纵范围之大；“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三个相同的并列短语写四君子品德之高，威望之重；“有宁越徐尚、苏秦、社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绶、颛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三个结构相同的句子写合纵一方人才济济，势力之强；“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伏，弱国入朝”八个并列、动宾、主谓短语交错，极写秦夺取天下摧枯拉朽之势。这些语言技巧的运用都为作者有意的反复对比做了有力的铺垫，也折射出汉赋在语言上骈散结合的特点，既富有文彩，又使文章显得生动活泼。

一般说来，从战国到西汉再到东汉，文风凡三变：战国文雄奇，西汉文醇厚，东汉文俳丽。由于贾谊在《过秦论》中充分发挥了赋家的长处，使该文既有战国文的雄奇，又有西汉文的醇厚，同时也露出俳丽的端倪，开一代创作的先河。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赞贾谊和晁错的散文为“西汉鸿文”，“沾溺后人，其泽甚远”，是很有见地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