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卞之琳

一

1935年上半年，25岁的卞之琳独自远涉东瀛，在岛国客居5个月期间，应中华文化基金会之邀译出英国现代文学传记作家斯特莱切的名作《维多利亚女王传》之后，卞之琳归国到山东济南省立高级中学，执教—年期间，创作了那首风靡一世的诗作《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与此同时，卞之琳创作的《寂寞》，也一样为更多人们的梦打开了一扇通向慰藉和黎明的天窗：“乡下小孩子怕寂寞，枕头边养一只蝈蝈；长大了在城里操劳，他买了一个夜明表……”这些诗文，让年轻卞之琳逐步走向中国和世界诗坛。

与上面这些诗文相隔60余年后，在1998年元月15日和8月13日，88周岁的卞之琳先生分别书写了两篇千字悼文《忆尘无》和《脱帽志哀》，用现世的沧桑心情追怀以往春华：“所虑者，我没有‘浮世绘’的作者以及永井荷风，知堂先生的手段，写出来的东西，不能使人‘泣’，使人‘喜’，使人‘醉’，使人‘可亲’，‘可坏’耳。大勇者……在某一个时候，还不得不对晓风残月，轻轻叹一声气，这灵魂暂时‘柔软’，也是人所共有的。这样，我的简单的两句话深化了，醇化了，我再想说什么呢，不只合到此为止吗？”

1998年底12月的一天，我如约前往京城干面胡同探望卞之琳先生。这个时候，已处在病中的卞之琳由女儿陪伴，白天多数时间孤坐在自己的小间书房里，辛苦编纂着他的个人全集。这一天卞老跟平常里的日子一样，度过了自己静穆和寂寥的88岁华诞。不知怎么，这样的时刻，不免让人想起了半个世纪前卞之琳的名篇《寂寞》：“小时候他常常羡艳，墓草做蝈蝈的家园；如今他死了三个小时，夜明表还不曾休止……”

二

卞之琳1910年12月8日出生在江苏海门的江乡小镇，读小学时天生腼腆，学习成绩突出上进，各门学科考试中，只懂把顶格(满分)当做及格。1927年卞之琳离开家到上海进入浦东中学高中部念书，两年后北上投考进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大学初期，卞之琳开始细读莎士比亚戏剧原著，课余试译过许多英伦名诗名作。同时还自修了第二外语法文，并且从原文中领略和体悟到了一些法兰西诗风的品格与特点。

1930年卞之琳在大学二年级期间完成了自己于中学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夜正深》，隔年发表在杨晦先生主编的《华北日报》副刊上。应当讲卞之琳幸运得很，在北大读书期间，他遇到了现代中国文坛的诗圣徐志摩先生。徐志摩1930年秋辞职南京大学教授，应胡适邀请任北大并兼女师大教授。更幸运的是，徐志摩在一次教授英诗的课下，居然盘问起卞之琳的诗歌创作来。不料导师的这一问，对卞之琳日后的创作生活乃至人生道路的选择，发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与作用。对此一段生活，卞之琳追忆道：“……当时我写得很少，自行销毁的较多。诗是诗，人是人，我写诗总想不为人知。大概第二年初，诗人徐志摩来教我们英诗一课，不知怎的，堂下问起我也写诗吧，我觉得不好意思，但终于老着脸皮，就拿那么一点给他看，不料他把这些诗带回去跟小说家沈从文一起读了，居然大加赞赏，也没有跟我打招呼，就分交给一些刊物发表，也亮出了我的真名。这使我惊讶，却总是不小的鼓励……”(参见卞之琳《雕虫经历·自序》)那些被徐志摩和沈从文两位先生看中的卞之琳诗作，主要包括《三天》、《小别》、《中南海》、《一块破船片》、《酸梅汤》等等，而且，卞之琳的一些诗，还被徐志摩拿到自己主编的名刊《新月》上发表。

三

平素可能有一些习惯于形只影单写作的卞之琳，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大红楼前后常常读书、念外语、朗颂诗文，因为学人自有学人的活法。每当卞之琳路过红楼附近一条“汉花园”的小径之际，他总是常常遇到两个文气十足的校友：何其芳与李广田。从此，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三人以诗会友，把诗作到了兴趣的极至。1934年郑振铎先生将这三位青年诗人的诗作邀齐，合编了一本《汉园集》。由此，中国诗坛也便有了“汉园三杰”的美称。

“以诗会友”对卞之琳来讲，是他诗歌创作走向成熟与辉煌的重要一隅。除何其芳、李广田以外，卞之琳还通过诗跟燕京、清华、南京、上海、昆明等地在大学的诗友同学们有了过从日密的联系。通过诗，卞之琳接触和结识了闻一多、臧克家、戴望舒、靳以、冯至、公木、徐迟、艾青、胡风、郭沫若、辛苗、袁可嘉等等一代诗人。

“以诗识人”也成为卞之琳诗歌之路上的重要一环。1931年11月19日，35岁的徐志摩搭乘的“济南号”邮政航班失事于泰山北麓，当世人多数沉浸在哀悼“志摩与我”的热烈情思和怀想余绪的时刻，卞之琳与众不同，面对那位年长自己14岁的导师和诗坛引路人，卞之琳与“闹闹轰轰”的告别相“对立”，肃穆的怀恋当中，默默梳理着前辈师长给予自己的艺术灵感与过往的记忆。

后来，卞之琳在个人的一本重要诗集《十年诗草1930-1939》中，作了这样的《题记》：“为了私人的情谊，为了他对中国新诗的贡献，提倡的热忱和推进技术底于一个成熟的新阶段，以及为表现的方法开了不少新门径的功绩，而把我的到目前为止的诗总集，作为纪念徐志摩先生而出版吧。不管我究竟配不配用它来纪念他，不管人家会不会说我，你这样不是也就等于写《志摩与我》吗?我算是向老师的墓上交了卷，只是我总不免感到一点羞愧与凄凉，一想到他身前看过的不多，他死后我才写的也还如此寥寥，而且都同样脆弱，远不如他坟头的野草，会今年黄了，明年又绿地持续下去，十年也还如一日……”这段《题记》，显然记述了卞之琳包括诗歌创作在内的文学生涯起步阶段的心理历程，同时也折射出了徐志摩在卞之琳整个的学术活动当中的深邃影响和感染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