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考改革的几点思考

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社会各方面对高考的关注程度日益加大，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考生及其家庭的命运被高考所主宰。由高考导致的教育竞争和社会竞争空前激烈，因此高考改革的压力也是其他各类考试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有人将中学课程改革的成败关键系于高考；有人将高中过早文理分科的原因归于高考；至于学生的体质下降、学校德育工作被削弱，高考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时间高考已成为推广素质教育的最大绊脚石。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改革高考的呼声必然是强烈的；高考改革的步调也就难免激进。为此，笔者就如何稳妥地深化高考改革提出几点思考供大家讨论、批判。

一、到底高考应定位在哪里

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似乎也是早有定论的问题，因为两个有利于一直被认为是高考的定位和高考的改革目标。但仔细想想，世界上同时有利于对立双方的事情太少了，只有折衷才能同时有利于，但这种折衷无论对哪一方面的有利于又都不是彻底的。因此，高考主要有利于一方面、兼顾另一方面的定位才应该是正确的定位。目前其他各类大规模考试并不存在这种矛盾的定位，人们从来不要求研究生入学考试既有利于研究生的选拔又有利于大学本科的教学；各种其他选拔考试也根本不需要既有利于选拔单位又有利于培训单位；唯独对高考的期望是双向的。这种双向定位使不少改革方案遭遇两难困境，要么半途而废，要么被强制导向单一方向的有利于而一时得以实施，过一段时间，又因为它不能做到另一个有利于而被终止或再一次改变。例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经过几年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分清作为水平考试的中学毕业会考和作为选拔考试的高考的不同职责，并实施了在中学毕业会考基础上的高考科目设置改革，从上海的改革方案到湖南、云南、海南的所谓三南方案，最后到1992年全国范围推广的3+2科目组，实际上是把高考的职责主要定位于有利于大学的选择，因而科目组中不包括预测效度较低的科目。但由于不考生物、地理而引起学术界的不满，同时中学普遍不重视这两科的教学，于是，1998年又在广东试验3+X方案。但3+X方案就能稳定下来吗?未必。正如有人提出的那样，不少中学为提高升学率，又开始让学生过早地与3+X中的X对口，新一轮更严重的偏科现象已见端倪。目前少数省试行的3+X方案中X为大综合，若如此，则讨论多年来的兼顾共性与个性问题中的个性又如何体现?因此，高考一仆二主的角色使它的改革陷入了两难境地，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它仍将是改革的瓶颈。

二、当前高考的方案是否完善

对任何事物进行改革，首先要强调针对性，即针对事物存在的问题进行改革，这就要求对待该事物的各方面问题进行分析，明确哪些问题需要改进。找到问题后，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这方案的形成必须经过谨慎、全面、科学的论证，其中最重要的两点是：其一，该方案是否具有可行性；其二，实施方案解决已有问题的同时是否会随之带来新的问题。笔者认为，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高考标准化改革的多项方案正是遵循上述思路进行的。针对命题、评分以及分数解释中的诸多问题，在多年教育测量学研究的基础中提出标准化改革方案，然后在广东进行多年试点试验，于1989年决定在全国推广。实践证明，这一改革的思路是对的，效果是显著的，正如原教育部考试中心副主任马金科所指出：这项改革使我国高考在理论、技术、科学性最大限度地控制误差等方面出现了新的风貌，同时也为国内其他行业的考试提供了不再经实验研究而直接采用的经验。与高考标准化改革同时进行的科目设置改革，在当时也是经过多项基础研究(如大规模的调研、利用多元回归方法进行理论研究)才提出的。

当前进行的新一轮的高考改革，似乎看不到上述思路，对原有做法是否存在问题，该问题是否非改不行，改了以后是否会产生新的更大问题等方面，我们应该论证清楚或仍有争论的情况下，一个一个方案相继被提出，而且很快就在省内试行。

目前科目改革的多种方案同时在不同的省分别进行试验，每个省采用哪一种方案进行试验是如何决策的？该改革是否经过仔细调研本省实际情况后实施的?对其可能产生的新问题是否有足够的估计？这些都很值得我们思考。某地实施的3+1方案中的1由考生自选，同时允许考生兼报不同科目组的志愿。例如考生第一志愿报物理专业，则参加语文、数学、外语三科考试外再加考物理，如果他第二志愿报的是需要生物成绩的专业，则通过某种转换，把他的物理成绩折算为生物成绩，参加第二志愿的竞争，这种不合理的折算多年来受到广泛质疑。

三、高考改革不能忽视广大考生的呼声

目前高考科目设置的3+X改革中同时试验的有多个方案，有3+文综／理综方案，有3+大综合方案，还有3+大综合+1。在一项大规模的抽样调查中，涉及到让学生对各种科目设置进行比较、评价，结果很值得有关方面深思。多数省的学生都对本省的方案评价最高，而一年前，该省尚未实施该方案时进行的相同调查则显示学生对该方案评价并不高，对当时正在实施的方案评价最高。这说明什么？结合深入访谈，我们发现，原来考生强烈要求的是稳定，担心方案变来变去自己成为试验的牺牲品。

其实不管考生还是家长、老师都有一个基本认识：无论考什么科目，平时学习好的学生总会进入高分数段。他们更担心的是由于命题、评分的原因使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分数；由于报志愿不当而滑落到他不想去的学校。在一项全国范围的问卷调查中。问学生你认为目前高考最需要改革的环节是什么，备选项包括科目设置、命题、高考时间、阅卷、填报志愿、录取过程等，结果在2001年和2002年连续两年的调查中都是填报志愿和命题两项的选择频率远远高于其他几个选项。

事实上也是如此，每年考生在报志愿时，都要做一把赌注，要么考上理想学校，要么跌入低谷。结果导致高分复读生越来越多，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和潜在的社会问题。一位考生因差几分未能考进清华、北大，若能被北邮、人大录取，他基本上是不考虑复读的，但因大部分院校都坚持只收第一志愿者，所以他只能高分滑落到他不甘心也不想去的院校，因此要复读。其实这种情况的改变是很容易操作的，台湾的大学录取、大陆一些地方中考的录取都是按志愿、按分数由电脑派发的。我们却因一些院校的反对而眼看着这种现象的日趋严重。如果是真正对考生命运负责的话，就应该听听考生的心声，他们不愿充当睡觉来回翻身式的改革的试验品；不甘心作赌注式志愿牺牲品。

四、忽视基础科研必将付出代价

这里所说的基础科研，主要指考试本身的科学研究，包括命题、评分、考务以及分数使用等各个环节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考试属于测量，如果我们更多地关注和讨论应该测量什么的问题而忽视一个好的测量工具，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应该说前些年高考的教育测量学研究的成果是显著的，但稍有教育测量学知识的人都清楚，考试误差来自各个环节，最大限度地控制考试误差是一项长期的、坚持不断的科研课题。目前新一轮的高考改革的关注点似乎不在这里。热衷于科目改革的人们忘记了一点--作为测量工具的考试，还不能最大限度地控制误差的情况下，空谈该考什么不该考什么是没有意义的。前些年，作为标准化改革的关键环节的标准分转换，在推广到8个省后被停止了， 目前又大多数都回到了原始分录取；分数等值研究本来是一项对试卷本身及教学评价意义十分重大的课题，目前也基本上不了了之了。笔者在这里绝不是在单纯的怀旧，只是想提醒有关方面，尽管目前社会上还是以高考作为最可信的考试，但在信息化如此发达，人们的知情权日益得到保护的时代，一旦人们对它的科学性表示怀疑的时候，我们就要因轻视基础科研而付出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