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取生辰纲》有关资料
【《水浒》评介(章培恒、骆玉明)】
1、施耐庵与《水浒传》：
《水浒传》的故事源于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其事在《宋史》之《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以及其他一些史料中有简略的记载，大致可以知道：以宋江为首的这支武装有首领三十六人，一度“横行齐魏”，“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后在海州被张叔夜伏击而降。
宋江等人的事迹很快演变为民间传说。宋末元初人龚开作《宋江三十六赞》记载了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并在序中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由此可知，一则当时关于宋江事迹的民间传闻已经很盛，二则龚开所录三十六人，未必与历史上头有的人物相符。又据同为宋末元初人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当时已有“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说话名目，显然是一些分别独立的水浒故事。《宣和遗事》也有一部分内容涉及水浒故事，从杨志等押解花石纲、杨志卖刀，依次述及晁盖等智劫生辰纲、宋江私放晁盖、宋江杀阎婆惜、宋江九天玄女庙受天书、三十六将共反、张叔夜招降、宋江平方腊封节度使等情节，虽然像是简要的提纲，却已有了一种系统的面目，像是《水浒传》的雏形。而元杂剧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水浒戏，今存剧目就有三十三种，剧本全存的有六种，它们于水浒故事有所发展，其中李逵、宋江、燕青的形象已相当生动了。概要而言，自宋元之际始，水浒故事以说话、戏剧为主要形式，在民间愈演愈盛，它显然投合了老百姓的心理与爱好。这些故事虽然分别独立，而相互之间却有内在的联系。《水浒传》的作者，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创作出了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
但《水浒传》究竟为何人所作，却有不同的说法。此书最早见于著录，是明嘉靖时人高儒的《百川书志》，云：“《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同时人郎瑛《七修类稿》云：“《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二者的说法其实相近。稍后的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和王圻《稗史汇编》都记为罗贯中作。明万历时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则说是武林(杭州)施耐庵所作。据这些记载大致可以判断：此书当是先由罗贯中将说话、戏剧中的水浒故事综合、加工而成，故曰“编次”;后由施耐庵对这种本子加以发展、提高。对罗氏原本进行再加工的本子当不止一个，而以施耐庵的本子最好，故称为“的本”。至于胡应麟说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见《少室山房笔丛》)，当是因为见到刻本是施氏列名在前面产生的推测。
施耐庵生平不详，仅知他是元末明初人，曾在钱塘(今浙江杭州)生活。自本世纪20年代以来，江苏兴化地区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氏的资料，对其生平有较详细的说法，然可疑之处颇多。《水浒传》“施耐庵的本”的完成，大约比《三国演义》要迟二、三十年。
《水浒传》的版本很复杂。大致可以分为简本和繁本两个系统：简本文字简略，描写细节少;繁本描绘细致生动，文学性较强。这两个系统的先后问题，研究者有不同看法，但现在认为繁本在先的占多数，我们也持这种意见。换言之，所谓“简本”，其实是节本。在繁本系统中，现在所知的最早版本是《忠义水浒传》一百卷(当即一百回)。另有明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所刻行的一百回本，也是较早的刻本，但已经过修改……上述百回本在梁山大聚义后，只有平辽和平方腊故事，没有平田虎、王庆的故事。繁本中还有一种一百二十回本，是袁无涯根据杨定见所提供的本子刻行的，但增入了一般繁本系统所没有而只有简本系统才有的平田虎、王庆故事，并作了增饰。书名因此称为《忠义水浒全传》。……明末金圣叹将繁本的《水浒传》砍去梁山大聚义以后的部分，又把第一回改为楔子，成为七十回本，诈称是一种“古本”。因为它保存了原书最精彩的部分，文字也有所改进，遂成为最流行的版本。简本系统的《水浒传》也有许多种，现在只作为研究资料来使用，现知较早的本子有明万历年间余象斗的《水浒志传评林》。
2、《水浒传》的思想倾向：
《水浒传》通常被评价为一部正面反映和歌颂农民起义的小说。当然，小说中描写的梁山泊的某些基本宗旨确与历史上农民起义所提出的要求有相同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水浒传》中的人物和故事，基本上都是出于艺术虚构，可以说，除了“宋江”这个人名和反政府武装活动的大框架外，它与历史上宋江起义的事件没有多少关系。这部小说的基础，主要是市井文艺“说话”，它在流行过程中，首先受到市民阶层趣味的制约。而小说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也都曾在元后期东南最繁华的城市杭州生活，他们的加工，并未改变水浒故事原有的市井性质。所以，梁山英雄的成分，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却几乎没有真正的农民;梁山英雄的个性，更多地反映着市民阶层的人生向往。这些基本特点，是首先应该注意到的。
用封建统治者的眼光来衡量，梁山上的人们当然只能算是“盗贼流寇”之流。小说要公开歌颂这样的“盗贼流寇”，并为社会所接受乃至喜爱，首先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提出一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合乎社会传统观念的解释(哪怕这种解释不可能圆满和充分)，赋予这些英雄好汉以一种为社会所普遍认可的道德品格，在这种总的前提之下，来描绘他们的反抗斗争。梁山泊一杆杏黄旗上写着的“替天行道”的口号，和梁山议事大厅的匾额所标榜的“忠义”这一准则，就是作者为梁山事业所设立的道德前提。
在通常情况下，“天”这一居于人间权力之上的最高意志，总是被解释为佑护朝廷的;“道”作为合理的政治原则与道德原则的抽象总和，也是为统治阶级所专有。但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向来也承认：当一个时代的政治情形发生严重问题时，政权本身的行为也可能是“违天逆道”的。在这种情况下，由另一种力量出来“替天行道”，至少在表面的理论上可以说得通。而《水浒传》正是通过大量揭露北宋末政治的普遍性的黑暗现象，证明了梁山好汉“替天行道”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忠义”是梁山好汉行事的基本道德准则，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它是传统道德的范畴。尤其“忠”，首先和主要地表现为对皇帝与朝廷的忠诚，甚至梁山义军的武装反抗，攻城掠地，也被解释为“忠”的表现──“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其实，梁山上不主张“忠”的也大有人在，像黑旋风李逵便动辄大喊“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只是这一种力量始终处在以宋江为代表的主“忠”力量的抑制下，而最终把梁山大军引到了投降朝廷的道路。“忠”的道德信条既是作者无法跨越的界限，却也是这部小说在封建时代能够成立和流传的保障。
“替天行道”和“忠义”的前提，为《水浒传》蒙上一层社会所能够接受的道德正义色彩。在这种前提下，确实包含了许多与正统观念相一致的东西，不仅是对朝廷对皇帝的“忠”，诸如对清明政治的要求，以及对“奸夫淫妇”的仇恨，也莫不如此。但《水浒传》并不因此而失去它的光彩。它的前提其实是相当浮廓的、有时真有时假的，在这些前提下，同时也包含了许多与正统观念完全不一致的东西。小说不仅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而且反映了民间、尤其是市井社会生气勃勃的人生理想。
这部以北宋末年社会为历史背景的小说所揭露的社会黑暗现象，实际在封建专制时代具有普遍意义。小说中第一个正式登场的人物是高俅，这个因善踢球而得到皇帝宠信的市井无赖，居然不到半年就升到殿帅府太尉的高位，从此连同他的“衙内”倚势逞强，无恶不作。在全书正文的开端，这样写寓有“乱自上作”的意味。不仅如此，作为社会全景式的描述，在政权的上层，有高俅、蔡京、童贯、杨戬等一群祸国殃民的高官;在政权的中层，有受前者保护的梁世杰、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贺太守等一大批贪残暴虐的地方官;在此之下，又有郑屠、西门庆、蒋门神、毛太公一类胡作非为、欺压良善的地方恶霸。如此广泛的对于社会黑暗面的揭露，是随着长篇小说的诞生而第一次出现。
在“替天行道”的堂皇大旗下，作者热烈地肯定和赞美了被压迫者的反抗和复仇行为。梁山好汉们并不是出于纯粹的主持正义的目的而“替天行道”的，他们大多本身是社会“无道”的受害者。武松欲为兄伸冤，却状告无门，于是拔刃雪仇，继而在受张都监陷害后，血溅鸳鸯楼;林冲遇祸一再忍让，被逼到绝境，终于复仇山神庙，雪夜上梁山;解珍、解宝为了索回一只他们射杀的老虎，被恶霸毛太公送进死牢，而引发了顾大嫂众人劫狱反出登州……。李逵虽然不断被他的宋江“哥哥”所斥责，但作者毕竟还是让他再三发出彻底推翻朝廷的吼声。可以说，人民的反抗与复仇权力，从未像在《水浒传》中那样得到有力的伸张。
《水浒传》的全称是《忠义水浒传》，另有一个别名叫《英雄谱》(与《三国演义》合刻)。对一般读者来说，小说中的英雄气质才是最能够吸引他们的东西。日常的生活终究是平庸的，在强大的恶势力面前，受欺凌而忍让，见不平而回避，是普通人的选择。但人们的内心却不甘于此。梁山好汉却是另一种人物，是传奇式的理想化的人物。他们或勇武过人，或智谋超群，或身具异能，而胸襟豁达、光明磊落、敢作敢为，则是他们共有的特点。像鲁智深好打抱不平，“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武松宣称：“我从来只要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也不怕 !”确是豪气干云，令人激奋。就是像黑旋风斗浪里白条、花和尚倒拔垂杨柳、武松景阳岗打虎一类与社会矛盾无关的情节，同样由于主人公的个性、力量、情感的奔放，而给人以生命力舒张的快感。在污秽而艰难的现实世界中，这些传奇式的英雄，给读者以很大的心理满足。
《水浒传》在标榜“忠义”的同时，肯定了金钱的力量，赞美一种以充分的物质享受为基础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理想，表现出浓厚的市井意识。小说中晁盖、宋江、卢俊义、柴进这一类具有凝聚力、号召力的人物，其主要的凭借就是有钱而又能“仗义疏财”。在儒家传统的“崇义黜利”的信条中，“义”和“利”常被视为相对立的存在;而在梁山好汉那里，“义”却是要通过“财”来实现，倘无财可疏，宋江等人在集团中的聚合力也就无法存在。在“义”的背后，作者有意无意地写出了物质所具有的力量。许多好汉上梁山的动机，也和物质享乐有关。如吴用劝阮氏三兄弟入伙造反，为的是“大家图个一世快活”，而“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盘分金银”，几乎是梁山好汉的口头禅。当然，这不能仅仅理解为口腹之欲的满足，但作者无疑认识到一种自由快乐的生活首先直接表现于对物质的充分占有。
《水浒传》对梁山这一虚构的小社会的描述，也流露出比较明显的市民意识。梁山大聚义排座次后，作者热情赞颂道：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识性同居;或笔舌，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
这种带有空想性质的社会图景，和农民的社会理想、农民起义的政治组织，有着明显的区别。这里人员成分复杂，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甚至偷骗也可以作为谋生技艺，社会具有开放的特点，因而充满着活力;这里没有长幼之序、尊卑之分，摆脱了农业社会的宗法意识，也摆脱了实际的农民起义组织中所不可能没有的等级制度。虽然，这个社会本身是虚构的，但在其背后，却存在商业经济中形成的平等观念和道德意识的变化。再看小说中大量描写到的城市景象、商业活动，以及所表现出的对商人的尊重，可见作者的理想是有其现实基础的。
3、《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是先后相隔不久出现的我国最早的长篇小说，但两者的语言却有差异。《三国演义》由于受史料的牵制，是一种文白相杂的语言，《水浒传》虽然依托于史实，但人物情节几乎完全出于创作，用的是纯粹的白话。白话文虽在唐代变文和话本中就开始运用，但还是文白相杂、粗糙简朴;元话本中一些较好的作品在运用白话上有明显进步，但成就和影响都还有限。《水浒传》堪称是中国白话文学的一座里程碑。此前的文言小说虽然也能写得精美雅致，但终究是脱离口语的书面语言，要做到“绘声绘色、维妙维肖”八字，总是困难的。《水浒传》的作者以很高的文化修养，驾驭流利纯熟的白话，来刻画人物的性格，描述各种场景，显得极其生动活泼。特别是写人物对话时，更是闻其声如见其人，其效果是文言所不可能达到的。有了《水浒传》，白话文体在小说创作方面的优势得到了完全的确立，这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极为深远。
《水浒传》主要是在民间说话和戏剧故事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把许多原来分别独立的故事经过改造组织在一起，既有一个完整的长篇框架(特别是到梁山大聚义为止)，又保存了若干仍具有独立意味的单元，可以说是一种“板块”串联的结构。从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来说，这固然有不成熟的地方，但从塑造人物形象来说，却也有其便利之处。一些最重要的人物，在有所交叉的情况下，各自占用连续的几回篇幅，他们的性格特征得到集中的描绘，表现得淋漓酣畅，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后来民间评书有专说宋江、石秀、武松等人的，也正是发挥了《水浒传》这一特点。
《水浒传》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无疑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作者以其对社会生活的广泛了解、深刻的人生体验和丰富活跃的艺术想象，加上前面所说的语言和结构的长处，在这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水浒传》的一大特点，就是人物众多而人物各自的身份、经历又各异，因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个性。金圣叹说书中“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三》)，这固然有些夸大，但就其中几十个主要人物而言，是可以当之无愧的。这在一部小说中，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武松的勇武豪爽，鲁智深的嫉恶如仇、暴烈如火，李逵的纯任天真、戆直鲁莽，林冲的刚烈正直，无不栩栩如生，使人过目难忘。作为梁山第一号人物的宋江，由于作者把相互冲突的江湖道德和正统道德加在他一个人身上，有些地方是显得观念化的。但透过一些不成功的笔墨，这个人物仍有其鲜明的特征：社会地位不高而胸怀远大，在正常的读书做官的轨道上难以求得成功，终于成为草莽英雄。历史上一些造反武装的领袖，很多是这一种类型。
《水浒传》所写的英雄人物，性格倾向十分强烈，性格特征十分鲜明，性格的复杂性和前后变化较少，但这并不能简单地说成是“缺点”。因为《水浒传》本身是一部带有传奇性的小说，它的人物是理想化的人物，用浓墨重彩描绘出这些人物，显示其非凡的气质，以求强烈地打动读者，使之得到一种精神上的鼓舞，对这类小说是合适的。而且应该注意到：
这些英雄人物的个性虽然比较单纯，却并非写得简单粗糙。譬如李逵，作者常常从反面着墨，通过似乎是“奸猾”的言行来刻画他的纯朴。又譬如鲁智深性格是暴烈的，却常在关键时刻显出机智。再则，作者常常能够把人物的传奇性和富于生活气息的细节结合得很好。就是说，这些英雄好汉既是日常生活中不大可能见到的，但在小说的具体环境中又是合情合理、真实可信的。因而，他们的形象显得有血有肉，生气勃勃。有些人物的性格，还是有前后变化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林冲。他初出场时，因为顾恋家庭，处事十分谨慎，对高俅父子的迫害，采取忍让妥协的态度。但他的英雄本色那时已有所显露，只是强加抑制而已。一旦到了忍无可忍之时，他的愤怒便像火山爆发，冲腾而起，再也见不到一丝的软弱。
小说中许多不重要的人物以及反面人物，虽然着墨不多，却写得相当精彩。像高俅发迹的一段，写他未得志时对权势人物十足的温顺乖巧、善于逢迎;一旦得志，公报私仇、欺凌下属，又是逞足了威风，凶蛮无比。这种略带漫画味的描绘有很强的真实感。还有杨志卖刀所遇到的牛二，那种泼皮味道真是浓到了家。潘金莲是小说中写得比较成功的女性。虽然作者出于陈旧的道德观念，对她缺乏同情心，但从对生活的观察出发，作者还是把这个出身微贱、受尽欺凌，在不幸的人生中不惜以邪恶手段追求个人幸福的女子写得活灵活现。后来《金瓶梅》用她作主要人物，固然有很大的发展，但毕竟也是利用了《水浒传》的基础。
《水浒传》继承了民间说话的传统、十分重视故事情节的生动曲折。它很少静止地描绘环境、人物外貌和心理，而总是在情节的展开中通过人物的行动来刻画人物的性格。这些情节又通常包含着激烈的矛盾冲突，包含偶然性的作用和惊险紧张的场面，包含着跌宕起伏的变化，富于传奇色彩。这种非凡人物与非凡故事的结合，使得整部小说充满了紧张感，很能引人入胜。不过到了七十一回梁山大聚义以后，情节就变得松垮散漫，人物也大多失去了原有的色彩。因为梁山的好汉们在这以后所做的事情，同他们原来的性格及人生取向全然背反，而英雄被招降而走向失败的道路，没有深刻的悲剧意识是无法写好的。金圣叹把《水浒传》截到原书第七十一回为止，确有他的艺术眼光。
──选自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前人评点】
看他写天气酷热，不费笔墨，只一句两句，便已焦热杀人。古称盛冬挂云汉图，满座烦闷，今读此书，乃知真有是事。
看他写一路老都管掣人肘处，真乃描摹入画。嗟乎!小人习承平之时，忽祸患之事，箕踞当路，摇舌骂人，岂不凿凿可听?而卒之变起仓猝，不可枝梧，为鼠为虎，与之俱败，岂不痛哉!
看他写枣子客人自一处，挑酒人自一处，酒自一处，瓢自一处，虽读者亦几忘其为东溪村中饮酒聚义之人，何况当日身在庐山者耶?耐庵妙笔，真是独有千古。
看他写卖酒人斗口处，真是绝世奇笔。盖他人叙此事至此，便欲驶驶相就，读之满纸皆似惟恐不得卖者矣。今偏笔笔撒开，如强弓怒马，急不可就，务欲极板开去，乃至不可收拾，一似惟恐为其买者，真可怪也。
──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第十五回回前总评
杨志是一勇之夫，如何济得恁事也!须以思结这十四人，方可商量事体，要行使行，要往便往。一味乱打众人，自然拗起来。虽然由你智勇足备，亦不能跳出这七个人圈套了 !徒自作恶耳，蠢人!蠢人!
──《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回末总评
梁中书十万重宝不堪再误，物色青面兽，望其出死力以相报。夫杨志阶下虏耳!东郭斗武，受国士之知，不敢极常人之遇，极知天不太平，不肯去，又不得不去。去而为一都管、两虞候掣肘，只以赍盗粮而辱君命。前失高太尉花石纲，今失梁中书生辰纲。悲哉 !杨志之遇也。
──《评论出像水浒传》王望如回末总评
【今人鉴赏】
杨志的故事一共只有三回书，一万五六千字，首尾三大段落：卖刀，得官，失陷生辰纲。在结构上，杨志的故事和林冲故事是不同的。林冲的故事先提出全篇主眼，然后一步紧一步向顶点发展，杨志故事却是把失意、得志、幻灭这三部曲概括了杨志的求官之梦，从结构上看，高潮在中段。在权贵高俅那里，杨志触了霉头，但在另一权贵梁中书那里，杨志却一开始就受到提拔，似乎可以一帆风顺了，但在权贵门下做奴才也并不容易。奴才中间有派别，经常互相倾轧。梁中书用人不专，注定了杨志的幻灭。同时也注定了黄泥冈上杨志一定要失败。
──茅盾《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
作者写来，从容不迫，大紧处却用舒缓徐纡的笔致，实是大家风采。白胜口唱山歌挑酒上冈，更是欲紧故松的大好关目……大松弛更彰大紧迫，实走神工鬼斧、出神入化之笔。其热难熬，其疲不堪，有酒挑到眼前，军汉们岂能无动于衷?于是作者写了军汉们“正在那里凑钱”的情景，一个细节写来如画，不必再去描摹个个咋嘴咋舌、垂涎欲滴的样子了，白描手法之妙处正在于此。待到杨志大动肝火，脱口说出蒙汗药时，军汉们根本不在意，有趣的倒反是挑酒汉予以介意了。“你这客官好不晓事!早是我不卖与你吃，却说出这般没气力的话来!”三句话三层意思，三个转折，真乃妙人妙语。其一，说杨志说话不懂道理，在生意人面前说人家货不好，如同打人家的脸;其二，我根本就不想卖给你，哪来的许多废话;其三，这没来由的说法完全不屑一驳，纯是胡说八道。
──郁贤皓主编《中学古诗文鉴赏辞典》
【悖入悖出，何足称道──“智取生辰纲”性质辩说(王振彦)】
分析了参与劫取生辰纲人物的言行思想，了解了他们的动机愿望，那么这一事件所蕴含的实际意义也大致可以弄明白了。
首先应该肯定，《水浒》作者对于劫夺生辰纲事件及参与其中的人物抱以肯定的态度，赋予赞赏的笔墨，这实质上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是宣扬了“取其非有官皆盗，损彼盈余盗是公”的鲜明的是非观点，是作者对贪官污吏乃至赵宋王朝的统治的不满和否定，并且采用了“武器的批判”的方式。事实上，这一事件对蔡京等人的震动的确不小：首先是“梁中书听了大惊”，其次是“蔡太师看了(梁中书的报急家信)大惊”;接下来是济州府君、郓城县爷“听得大惊”，最后弄得封建官僚机构的上上下下人心惶惶，星夜驰檄，火速缉捕──作者的用意和这一事件所显示的客观效果，实质上是贯穿于《水浒》自始至终的，体现了作为封建社会进步文人的较为先进的思想。同时，这也正是“智取生辰纲”的故事乃至整部《水浒》几百年来所以流传下来为人津津乐道的真正原因。
但是，作为唯物论者，我们不能就此抓住一点无限上纲地乱加吹捧，不能脱离开作品的实际描写，为迎合某种社会现实的需要而采用贴政治标签、套用公式的庸俗社会学和形式主义的方法，从而不切实际地夸大这一事件的革命性。鲁迅先生就曾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不能把《水浒》的反抗精神与现实的革命划等号。这可谓是较为辩证的说法了。
客观地说，劫夺生辰纲之举是促使晁盖等人投上梁山的根本契机。设若他们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真的从反抗统治阶级，反对贪官污吏的目的出发，他们的这次行动反而是立了大功哩。遗憾的是，他们的初衷丝毫没有去触及贪官、反抗政府的意思。而是出自人性原始的贪婪，冲着“一套富贵”，由一个地主财主，联络几个流民、闲汉，用顶风冒险、拦路抢劫的方式夺得个别贪官的若干财物以图自身的受用罢了。这与原来占着二龙山“聚集着四、五百人打家劫舍”的邓龙一伙，与扬子江上专靠摆渡而杀人谋生的“截江鬼”张旺、“油里鳅”孙五之流，与王伦时代的梁山泊强人可谓是雁行昆仲。从这一点说，晁盖等人甚至连常人心目中的江湖英雄都不配称得上。因为江湖英雄们的行为准则是仗义疏财、打富济贫。而他们的行为则纯是为财富而来。我们且看，劫取生辰纲以后，三阮兄弟“已得了财，自回石碣村去了，”白胜也把分得的金银埋在床底下，余下四人就住在晁盖庄上，整日在“葡萄树下吃酒。”他们哪里想到劫了富要去济贫呢?所以我们说，从梁中书到晁盖、吴用，从生辰纲的聚敛到散去，正应了《礼记·大学》里的一句话：“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意即用不正当的方法得来的财物也必然被别人用不正当的手段拿去，这哪里谈得上是革命，是“义劫”!不客气地说，这不过是一起地地道道的黑吃黑的行为而已。就连那被金圣叹称之为“义旗”的“不义之财，取之何碍”的口号，看似冠冕堂皇，也实在是一种便宜不占白不占的变态心理的外化。
同时，劫取生辰纲虽然也使封建官府受到一定程度的震动，但丝毫不能动摇赵官家的天下江山。因为贪官仍在，失落的十万二十万金银还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聚敛。更何况，晁盖等人又哪里是真的仇恨官府，主动向官府进攻呢?果真如此，在麻醉了解送金银担的一干人后，何不将他们一刀一个解恨，最起码应该把属于走狗、走猫的提辖、都管、虞候们就地正法，以儆贪官，以儆效尤?相反，晁盖等人只是“将这十一担金银宝贝都装在车子内，遮盖好了，叫声‘聒噪’!”便逃之夭夭。笔者曾作过这样的设想：假如蔡太师，梁中书也如今天的贪官一样，失了财物不事声张，黄泥冈之事不会败露，官司不来勾捉，晁盖一伙怕不会一把火烧了庄院，上山落草的。因为有了“一世的指望”，他们尽可以坐吃坐喝，赌钱交游，哪里用得着明地里去做贼呢?这样，我们后来的一些善于附会的“革命”评论家们，就不会再用什么革命英雄的桂冠加在他们头上了。
这里，我们并非有意用现代的标准去衡量古代的农民革命，以致于把他们理想化。那当然是不科学的。但是也不能因此而降低了古代农民革命的原则，把任何类似于见财起意，趁伙打劫的行为都随意拔高为农民起义。尽管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由于受当时政治、经济等主要条件的制约，其形式可能是千差万别，我们不好用一个模式去硬套。但是，在看它是否代表了广大农民阶级的利益去反对封建社会，反对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这个根本原则上，却是不能随意迁就的。譬如今天的一个盗窃集团，用撬门别锁、剪径劫道的方式掠去了一个现代贪官因贪污或受贿得来的“不义之财”，其情境与劫夺生辰纲几乎雷同。对此，我们应该作出什么样的评论呢?难道也把他们等而上之，不与一般的穿窬者等同看待?这怕是一种有悖于当今道德的不经之论吧!
我国有句老话：“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这说法固然失于偏颇，近乎武断，但从认识劫夺生辰纲的性质上看，这句谣谚应该说是得其真义了。也许笔者杞人忧天：倘若晁盖、三阮等人的阴魂不散，借当今不法之徒而还魂，又有吴用这类点子多的人的蛊惑煽动，真的去打家劫舍，杀人越货，这该是我们的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吧!尤其是在提倡用传统的优秀的伦理道德教育青少年的今天，对于晁盖等人的此事此举，就更是不宜一味地盲目颂扬，而应该作必要的批判分析，否则，其消极影响将会给我们带来负面的效应，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选自《南都学坛》1996年第5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