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之声》的真实故事

很少有像《音乐之声》那样感动人心的经典电影。奥地利贵族冯·特拉普一家的故事俘虏了所有人的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他们的音乐天赋帮助自己逃离纳粹的魔掌，是他们的歌声征服了欧洲和美国成千上万的观众。将《雪绒花》当做奥地利国歌的人不在少数;更令人难忘的是上校和玛丽亚带领孩子们翻越阿尔卑斯山峰的场景……然而，你是否知道这一切原来并不存在?阿加莎·冯·特拉普──—《音乐之声》中大女儿的原型以九十高龄于2003年出版了新书《音乐之声的故事》(上海译文出版社即将出版)，使一个真实的特拉普音乐之家原原本本地跃然纸上。

上校，我们的父亲教我们音乐

在《音乐之声》里，上校被塑造成一副严厉、冷漠而又坚毅的样子。现实生活中的上校，我们的父亲，却是温柔、善良和细致的。爸爸教鲁珀特和玛丽亚拉手风琴。他教约翰娜拉小提琴，她后来拉得相当好。玛丽亚也会拉小提琴。他给了我一把小吉他，教我如何拨弦伴奏。我们非常热衷于摆弄这些乐器，直到我们能够演奏进行曲和民间舞曲。音乐晚会成了家常便饭，大家都喜欢得不得了。我们的父亲拉第一小提琴，鲁珀特和玛丽亚拉手风琴，我弹吉他伴奏。后来，约翰娜也加入进来，她拉第二小提琴。我们的小合奏有点维也纳施拉默尔四重奏的意思。施拉默尔四重奏是维也纳的特产，不是吃的，而是一种民间音乐。这种音乐能营造出欢乐的节日气氛。不过，我们的施拉默尔四重奏可没有酒杯的伴奏。对于我们来说，音乐本身是一种美妙的娱乐。

我们童年时代接触音乐、在音乐中成长，发展我们的音乐才华，这些事实却与《音乐之声》所描述的情形恰恰相反。在音乐剧和电影中，好像仅仅是我们的继母在培养我们对音乐的热爱。而实际上，在遇见我们的继母之前，我们不仅在萨尔茨堡的家里和爸爸一起拉琴唱歌，而且早在一次大战期间住在埃尔霍夫的时候，我们就和妈妈、外婆、阿姨们一起唱歌、弹钢琴了。

她穿得跟漫画书里的人物似的来了

妈妈临终前曾对爸爸说，他应该再婚。她知道她留下了七个孩子给他，最大的十岁，最小的还不足两岁。他们需要母亲的爱、照顾和关心，我们这样的大家庭总是需要有个母亲的。

爸爸对于爱妻阿加莎的离去伤心欲绝，不想在她去世后不久就很快结婚。他雇了一个管家来管理家事，并监督几个大孩子的日常生活。在艾根，管家是丽塔·曼德尔施罗男爵夫人，一位六十来岁，有教养的、说话柔声柔气的老太太，做起事来总是不声不响。

克洛斯特新堡的猩红热疫病结束以后，玛丽亚和沃纳留下了病根。两人都有心杂音，被告知要多加小心，千万不可过于劳累。

玛丽亚因为心脏的关系，疲劳感开始加剧，爸爸担心了。单程四十五分钟往返学校，加之在教室里漫长的一天，让她觉得很吃力。终于，玛丽亚再也上不了学，必须得请个老师在家里教她，让她不至于留级。爸爸请乌尔苏拉中学的校长帮忙在高年级里物色一个愿意住在我们家，辅导玛丽亚功课的学生。校长认为没有什么学生能胜任这一角色，但是他提到了一个老师的名字，是诺恩堡修道院的一个见习修女，她应该可以胜任，并能住到我们家来。她名叫古斯特尔·库切拉，二十一岁。校长介绍说，这位特殊的老师要离开修道院一年去找份工作，因为她常犯头痛病。他认为，她的头疼病是修道院里一下子过于单调的生活引起的。

爸爸连人都没看到，就定了这个古斯特尔。第二天，她上我们家来报到。爸爸吹哨子把我们召集到楼下。我们两个两个并肩走下宽大的楼梯，因为这样下楼的速度才最快。随后，我们站到了一个人的面前，此人的衣着活像是连环漫画书里的人物似的。

古斯特尔-玛丽亚·奥古斯塔·库切拉是她的全名──—穿着一套领口很特别的深蓝色夏装，戴着一顶皮帽。她一手拎着个公文包，另一只手里是把吉他。我们礼貌地向她问好，但不是很热情，因为她不过是玛丽亚一个人的老师。她应该和我们其余的人没有什么关系。介绍了一番之后，古斯特尔就被带去看她的房间，被告知下顿饭的开饭时间和地点。我们小孩子则消失在自己的房间里完成功课。

接下去的几天里，我们不怎么见到古斯特尔，她和玛丽亚在一起。只有在吃饭的时候，她才出现在家人的视线里。慢慢地，她开始同我们大家说话，当她知道我们喜欢唱歌时，也加入了我们的歌唱。她教我们唱她听到过的民歌。

古斯特尔还跟我谈起了她对音乐的热爱。因为喜欢音乐，却又没钱听音乐会，逢上星期天，她就跑到维也纳的天主教堂参加弥撒。她并非出于虔诚，而是为了听免费的音乐。一天，她听了一场布道，弥撒结束后，她找到神父。她把她对天主教徒的反对与不满倾泻而出，神父倾听着，直到她讲完了才开口，“跪下，承认你的罪。”那一刻，她说，她改变了。到下次他们在学校教堂里举行弥撒的时候，她也一同去吃了圣餐，以表明她的转变。自那时起，她为自己先前曾劝说同学们不要理睬天主教徒的行为感到难过，试图改变他们不信教的态度。

信仰转变后，有一次，古斯特尔和几个朋友去爬山。站在山顶上，望着四周的美景，她突然蹦出一个念头，决心舍弃世间一切美丽，到修道院去。她找到最严格的一个，进入了萨尔茨堡的本笃会。她讲她在那里如何胡作非为，耐心的修女们如何抓住她，不让她从栏杆上滑下来，她在走廊上唱歌、吹口哨，做祷告时又老是迟到。她想办法爬上屋顶，找到一块平地，眺望萨尔茨堡城，闲暇时间就用来看书。《音乐之声》里那首名为《如何解决像玛丽亚这样的问题》的歌，描写得就很贴切。

看到古斯特尔和孩子们处得很来劲，我们也乐意听她的话，爸爸也慢慢喜欢上了她。我们成天忙着学唱新歌，打排球，还跟着她爬山远足。

从家庭教师到母亲

一天，爸爸把我叫到他的书房。他坐在沙发上，我坐在他旁边的一张椅子上。他问道，“你觉得我要和古斯特尔结婚吗?你知道，她很漂亮。”我记得自己是这样一字一句回答爸爸的：“我想，假如这是上帝的意愿，那么您就该与她结婚。”我十四岁，惯常的思维方式可不是这样的，但我的确就是那样脱口而出了。爸爸大概也问过其他几个孩子。

1927年11月27日，爸爸与古斯特尔在诺恩堡修道院教堂结婚。于是爸爸有了第二个妻子，而我们七个则有了第二位母亲。婚礼结束后很快就冒出一个问题，我们该怎么称呼我们这位新母亲?古斯特尔明白，这个敏感的问题必须得处理好。她对我们说，“你们为什么不叫我‘母亲'呢?那样既可以把我同你们的亲生妈妈区别开来，而且，这么叫也很合适，因为我现在就是你们的母亲。”

起初，用这样一种我们以前从未用过的称呼有些别扭和难为情，但慢慢地，我们也就习惯了。那时我们何曾想到，在以后的二十九年里，我们会在一段音乐之旅中，与这位新母亲相互团结与依存，这段音乐之旅，使我们得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怕战乱中逃脱，并且带着我们漂洋过海来到一个新大陆，而那里──—美国，又逐渐成为我们的新家。

古斯特尔嫁到我们家的时候，芳龄二十二，爸爸四十七。她只比老大鲁珀特长六岁，比我大八岁。因为她童年时代生活与学习环境的缘故，对于我们这个小天地以外的世界，她懂的要比我们多得多。她有明确的生活观，而且是“响亮又清晰”地将它们表达出来。既然她已成为我们的继母，我们成了她顺从的孩子，慢慢地，她就成了我们生活中的重要人物。

婚后的那些岁月里，我们的新母亲给我们的家庭带来许多变化。她改变了我们的穿着风格，饮食习惯，还有其他的生活习惯。家里刮起了一阵新鲜的风。她担心自己不能当好这个继母，就找了许多书来看，都是讲怎样当好继母，孩子们会如何对待继母这种内容的。书里告诉她，孩子们一般都不接受继母。然而，在我们家却并不是这样;我们完全接受她。但是，因为与书里讲的正相反，所以她并不相信我们能接受，她自己这边有些错误的看法，由此招致了日后的许多误解。

我们的新母亲为我们想出了数不胜数的事情来做。我们不停地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都是她自己也热衷，婚前就介绍给我们的一些东西。母亲喜欢打排球，于是我们和她一打就是几个钟头。我讨厌排球!她喜欢爬山，于是夏天和假期里，一家子都得去爬山。

母亲是个讲故事能手。只要一讲故事，我就着迷似的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表情。我一动不动地盯着她弄得她很不舒服，她有意让我知道这一点，却并不明讲。而我，却误解了她的这种厌恶，还当她是不喜欢我的这张脸呢。

母亲的个性很强，使得人们都觉得她像块磁石。用今天的话来说，她有个人魅力。反过来讲，她喜欢成为注意力的焦点。这种感觉是这样强烈，以至于随着岁月的流逝，爸爸越发变得沉默寡言，似乎要隐退到幕后去了。

德国入侵，我们坐火车离开了家乡

奥地利被侵占以后的某一天，爸爸和母亲为了某些事务去慕尼黑。出于好奇，他们参观了新的艺术博物馆。观看了一些元首本人挑选出来的展品之后，他们决定在博物馆的餐厅里用午饭。他们落座的时候看到了什么?旁边的餐桌上，希特勒和他的党卫军也在吃午饭呢。当然，爸爸和母亲密切地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在这个情况下，他们看到了希特勒私人化的一面。他和他的追随者不在公众的视线里，行为没有拘束，讲着庸俗的笑话，粗鲁地高声大笑着。父母回到家里，给我们讲他们的经历，我们看得出由于见到了希特勒的“真面目”，他们非常困惑。

8月份，德国入侵不到六个月，管家汉斯找爸爸谈话，告诉他奥地利边境很快就要关闭了。任何人都不能离开这个国家。他给了我们警告，也就此挽救了我们的生命。汉斯保持了对我们的忠诚，尽管他是一名纳粹党员。我们心怀感激地铭记着他。

很奇怪，甚至在纳粹进入奥地利以前，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们要能离开艾根的房子该有多好。我们仍旧住在这里，我没来由地感觉压抑，并希望我们不要再呆在这座房子里了。

虽然有了汉斯的警告，我们很明白自己得尽快离开奥地利，可母亲仍旧想从神学意义找到搬家的合理理由。爸爸把我们召集到一起，打开圣经，让手指随意地指向一个段落。接着，他读道：“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爸爸还非要得到家里每个成员的同意，才能接受并签署瓦格纳先生关于美国音乐会的合同。我们围坐桌边，爸爸逐个地进行询问：“你想离开奥地利去美国吗?”每个人都说：“是的，我想离开。”

那天，吃过早饭，我们办完了最后一点事情，安静地走出家门，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要回来。我们每个人背上都背着帆布包，手里提着巨大的衣箱。我们只拿可以提着的东西。我们没有翻山越岭，我们只是穿过房子后面的铁轨，去了萨尔茨堡艾根火车站，登上第一列南去到意大利北部的火车。我们坐火车经瑞士到法国，在惊涛骇浪中渡过英吉利海峡，然后在伦敦观光了几个小时。

1938年10月7日，星期五，下午三点，我们登上了去南安普敦的火车，美国农民号就泊在那里。它下午六点离港，共搭载七十五名乘客。我记得经过英国的国界时，借着傍晚昏暗的光线，我看到了地端岬岩石嶙峋的海岸。这个印象很深刻。我的脑中闪过一个念头：我们正离开欧洲，把旧生活甩在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