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意识”：语文教学的阶梯
记得在中师读书时，一次上心理学课，总是笑咪咪的汤老师笑咪咪地提问道：“你们在二楼的这间教室里上课都快两年了，谁能告诉我从一楼到二楼的楼梯一共有几级？”教室里一片静默，谁也没有举手。——这楼梯我们不知走过多少回了，可谁也没有去数过它到底有几级。我惶惶然低下了头，生怕汤老师点到我。可他却偏偏点了我的名。当时尴尬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虽然都已经过去五十来年了。
原来这是汤老师上“注意”这一章的得胜头回，藉以引起我们对“注意”的注意。是的，不去注意，即使天天在你眼皮底下的事物也有可能无所觉知。由此，我想到在读写听说活动中，对语言文字是否也会仅仅把它当作上楼的楼梯而不去特别留心呢？请看朱光潜先生在《谈文学》中的一段回忆：
从前我看文学作品，摄引注意的是一般人所说的内容。如果它所写的思想或情感本身引人入胜，我便觉得它好，根本不注意它的语言文字如何。反正语文是过河的桥，过了河，桥的好坏就不用管了。近年来我的习惯几已完全改过。一篇文学作品到了手，我第一步就留心它的语文。如果它在这方面有毛病，我对它的情感就冷淡了好些。我并非要求美丽的词藻，存心装饰的文章令我嫌恶；我所要求的是语文的精彩妥贴，心里所要的字句安排在最适当的位直。那一句话只有那一个说法，稍加增减更动，便不是那么一回事……这种精确妥帖的语文颇不是易事，它需要尖锐的敏感，极端的谨严，和极艰苦的挣扎。一般人只是得过且过，到大致不差时便不再苛求。
我把朱先生后来这种对如何运用语言文字的自觉关注称之为“语文意识”。从表面上看，朱先生所谓“语文”是指语言文字，其实他指的是语言文字的运用及其结果，质言之，是言语而非语言。以读为例，当我们面对某一文本时，是飞上楼梯直奔内容呢，还是“第一步就留心它的语文”？这是语文教学的第一个岔路口。说写者做到语文的精确妥帖，听读者感悟语文的精确妥帖，是良好的语文素养的标志。而它所需要的“尖锐的敏感，极端的严谨，和极艰苦的挣扎”，无不渗透着人文精神。所有这一切，都源自读写听说活动中对如何运用语言文字的自觉关注，即所谓“语文意识”。沿着语文意识，语文教学就走上了形成和发展语文素养和人文素养的正确轨道；否则，语文教学就会变味甚至变质。
只有读，你才会读；只有写，你才会写，这当然是颠扑不破的铁律。但学习读、写得法与否，效率就有高低之分。如果我们有自觉的语文意识，多半就有事半功倍之效；倘若只是把语文当作“过河的桥”，语文方面的长进就会大受影响。我有一个亲戚问我如何提高他孩子的语文水平，我随口答道，鼓励他多读书吧。谁知亲戚大不以为然，说，几乎所有的武侠小说他都看过了，金庸、古龙、梁羽生的还不止一遍，用于读书的时间比别的孩子真的多多了，可语文水平还是远远不如别人。——其症结大概就在于他在读的过程中缺乏自觉的语文意识。
如果缺乏自觉的语文意识，则人们对于文本的内容，即“它所写的思想或情感本身”往往也难以准确、全面、深入地加以把握，因为言语内容生成于言语形式，言语形式实现言语内容。我们甚至可以说言语形式就是言语内容。没有自觉的语文意识，读时所摄取的内容未必准确，更未必全面、深入，往往大打折扣，甚至误会曲解。如《药》中的康大叔明明说夏瑜“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花白胡子就错听成是夏瑜说自己被打得可怜，其实康大叔的话上句明明已经说清夏瑜“打不怕”，下句领头还有一个“还”字，由此可以断定“可怜可怜”说的是阿义，起码不是他自己。难怪“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尽管看他不上的原因不是他认为花白胡子缺乏语文意识。这是误会曲解的显例。再看更为常见的大打折扣的现象。《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第一段是：
从公开的文字上看起来：两年以前，我们总自夸着“地大物博”，是事实；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希望着国联，也是事实；现在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国联，改为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了——却也是事实。
不少人对最后一句中的那个“却”字往往视而不见，甚至有的教师也是熟视无睹，“难得胡涂”。其实这个“却”字蕴蓄着作者极为强烈的愤慨之情；前面两个事实，尽管不能据此而得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的结论，毕竟尚可理解，正如下文所说，信“地”信“物”还是切实的东西：“国联”虽渺茫，寄予一点希望也还多少有点道理，而“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可就荒谬绝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却也是事实”。一个看似毫不起眼的“却”字到了鲁迅先生的手里就是一把锋利的匕首，一支尖锐的投枪，把握这个“却”字，就可真切地感受到鲁迅先生思想感情的脉搏，可谓一字千金，一字千钧，把它给落下了，可谓疏陋之至，是对不起作者的。确实，“那一句话只有那一个说法，稍加增减更动，便不是那么一回事”。朱先生说得“不含糊，也不夸张”，非常“精确妥帖”。我们常说语文是学好其他各门功课的基础，就是由于阅读其他各门功课的有关书籍也必须具有自觉的语文意识，关注它到底是怎么说的，即如何运用语言文字。只有关注“怎么说”，才能准确把握“说什么”。只是其他各门功课的教学聚焦于“说什么”，而我们语文教学则聚焦于“怎么说”，以培养语文意识为自己的天职，并以此为起点形成和发展学生的语文素养和人文素养。
语文意识关注的是言语本身的物质存在，就是要认真听听它的声音，辨辨它的色彩，掂掂它的分量，摸摸它的“体温”，把它摆在它和整体的关系之中，摆在它和语境的关系之中反复审视、掂量、咀嚼、玩味，从这里出发走上正确的语文学习之路。语文意识，虽然并不就是语文素养，却是语文素养所由生成的必要前提和基础，也是语文课程进行人文教育的独特途径和优势。因此，我认为语文意识是语文教学的阶梯。离开了语文意识，语文教学就会寸步难行，或走入歧途。
我最近看一篇教育硕士的毕业论文，是讲教材编写的，其中引用了雅斯贝尔斯“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这一观点，并接着写道：“属于人文学科的语文教育，则更加触及到人的精神、人格、灵魂。选文要突出以人为本，重在人的全面发展，换言之，是以教养全面和谐、自由发展的人为首选教育目标。所选文章要教人习语，教人学会读书、作文外，还要教人学会做人，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写的真人。”它把语文学科的目的任务分成“教人学会读书、作文”与“教人学会做人”两顶，而且两者似乎可以相互游离，这显然有待商榷。“教人学会做人”，对于语文学科来说，应当渗透于“教人学会读书、作文”之中，而教人学会读书、作文，首先应当养成学生自觉的语文意识。我十分佩服两位语文老师的有关实践。一位在教《荷花淀》时，讲到水生从区上开会回家与妻子的对话这一段，他问学生，水生把参军的事告诉妻子后水生嫂回答说“你走，我不拦你。可是家里怎么办？”这个句子里句号能不能改成逗号？请读一读，比一比，想一想。——问得实在太好了！他有意识地引导学生首先关注“语文”。经过一番比较，学生回答说，如果改为逗号，那么水生嫂支持丈夫参军是假，以“家里怎么办”拖他后腿才是真；采用句号情形就大不一样了，一方面，水生嫂深明大义，由衷支持丈夫参军；另一方面又需要丈夫的理解，需要丈夫的爱怜。何况他参军后家里的事确实会有困难。前者刁滑，后者温柔而多情。他让学生从这里逗号和句号的不同，感受到两种人格的分野。一位在教《守财奴》时，问学生：葛朗台称赞女儿为什么说“你真是我的女儿”，而不说“你真是我的好女儿”？——他早就估计到学生对这类句子往往容易犯粗枝大叶、浅尝辄止的毛病，似乎懂了，实则尚未入门。经过启发，引导，学生终于明白了葛朗台并非一般地称赞女儿“好”，而在赏识女儿像“我”，像“我”一样为了金钱什么都可以拿去交易。葛朗台只会说“你真是我的女儿”，而不会说“你真是我的好女儿”。这位老师通过这么一问，让学生真正深人到了葛朗台的内心世界，窥见了它的丑恶，一石双鸟，同时收到语言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良好效果。我佩服两位老师清醒敏锐的语文意识，更佩服两位由此而达到了语文和人文水乳交融的境界。语文教学就是事从一个个标点、一个个词语、一个个句子开始构建或更新学生的言语世界，与此同时构建或更新学生的人文世界。雅斯贝尔斯说的没错，但他说的是一般的教育。具体到语文课程，它正是通过如何运用语言文字这一有别于其他课程的特殊途径使自身成为““人的灵魂的教育”的。在上个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舍人文而求语文，那当然是缘木求鱼，因为语言文字的运用绝不仅仅是个运用语文的知识、技能、技巧的问题，而是和思想、情感、个性等人文因素密不可分的。语文素养和人文素养具有深刻的相关性。但矫枉不能过正，舍语文而求人文，同样也有语文、人文两失的危险。语文以人文为灵魂，失去了人文这一灵魂，语文必将成为行尸走肉；人文只能包括而不能取代语文，人文毕竟并不等同语文。和政治、历史、音乐、美术等其他人文学科不同，它只能寄寓于语文之中，它也因之而具有了自己独特的优势。把它从中抽出来，即使强调到首要的位置也难以收到良好的效果。而将语文与人文有机结合起来的枢纽是语文意识。由衷祝愿语文教学经由语文意识之梯而更上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