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语文教材毁掉的鲁迅（上）

回顾:每本教材都有鲁迅的身影

30岁以下的中国青年，且不是文盲，绝对没有不知道鲁迅的，究其原因，无他，鲁迅文章是必学篇目。从小学到高中，几乎每本教材都有鲁迅先生的作品，烙印其深，令人想忘都难。

[韩石山：中学语文主要学的就是鲁迅]

初中课本上的篇目是：《社戏》、《故乡》、《孔乙己》、《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阿长与〈山海经〉》、《“友邦惊诧”论》、《鲁迅自传》、《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高中选的篇目是：《药》、《祝福》、《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呐喊·自序》、《拿来主义》、《灯下漫笔》。

以上共是十七篇。也就是说，一个少年人，从初一到高三六年中，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学得最多的就数鲁迅了。这个多，不是相对的多，可说是绝对的多，其他作家，能选这个数字的零头，都可说是很多了。

以上篇目，并非一成不变。我上过中学，也教过中学，一九五九年上初中一九六五年高中毕业，一九七○年到一九八○教中学语文。在我的记忆中，还学过、教过《一件小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文学与出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答北斗杂志社问》等篇。

虽有变动，但改动不是很多。鉴于此，说几十年来，我们的中学生在语文课上主要是学习鲁迅的作品，一点也不为过。引自《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

神话:中国教材青睐鲁迅的原因

事实上，鲁迅在世时，其文就曾入选教材，但他当时是极力反对的。鲁迅认为自己的文章流露出来的大多是对人世的悲观，他不愿意这悲观的情绪影响了中学生的健康成长。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文章竟然铺天盖地地走进了教科书，于其说这是一种“崇敬”，不如说这是一种“不敬”——违背了鲁迅的意愿！

终于，教材里出现的鲁迅，永远都变成了正义的化身，永远都是伟大的典范，永远也都是无产阶级的指路人和明灯！假如说新中国成立之后，鲁迅文章走进教材成为“红宝书”一样的神圣读物是阶级斗争的需要，但在改革开放以后，鲁迅仍旧一身正义地挺身于教材里，原因何在？这——就是神化鲁迅后的必然结果。

[原因：鲁迅进教材，政治先行]

鲁迅作品在教材中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工具。建国初期，中国政府实行了亲苏联的外交政策，在这种思想时尚和时代氛围中，鲁迅散文《鸭的喜剧》被解读成中苏友好的记录，鲁迅成了中苏友好的先行者；杂文《我们不再受骗了》，编者要求学生领悟“他对于帝国主义的愤恨，对帝国主义的奴才们的愤恨；反过来说，就是对于苏联的热爱”。

随着新政权的巩固，对教材的阐释有了一个经典的预设前提，即毛泽东所宣称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因此，用鲁迅作品来诠释、证实现实的政治形式和现行政策，也是时代的需要。

粉碎“四人帮”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即已结束，伴随着新时期的到来，1978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新编全日制学校中学语文课本和新编全日制重点中学阅读课本、写作课本和试教本。这套课本起了拨乱反正的作用。鲁迅作品篇目也作了较大的调整。这时期鲁迅作品教学也获得了复苏和发展的机遇，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鲁迅作品的自身性质和时代的需要所决定的……

早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刚刚蜚声文坛，国内一些著名的学校就开始选用鲁迅作品《故乡》、《风波》、《鸭的喜剧》、《兔和猫》、《社戏》、《论雷峰塔的倒掉》、《秋夜》、《风筝》等①。这表明，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历史地位，在“五四”运动以后不久即已确立。鲁迅在语文教学中的特殊地位，是“五四”新文学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学语文教材里鲁迅作品的选录经历了一个稳定、更替和逐步发展的过程。五六十年代，中学语文教材所选鲁迅作品一般都在十几篇左右，1978年以来，则增至二十篇以上。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居古今中外作家之首。

1950年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编辑出版了第一套全国统一的语文教材《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和《高级中学语文课本》各6册，这套课本，适应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时期的需要。它注重课本的思想政治性，语文训练和语文知识缺乏系统性的编排。1950—1955年的教材共收录鲁迅作品16篇，其中《一件小事》、《故乡》、《社戏》、《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药》、《〈呐喊〉自序》、《祝福》、《“友邦”惊诧论》、《藤野先生》等成为以后各个时期各种版本的保留篇目，基本确定了新中国语文教材收录鲁迅作品的内容。另外，1950年和1951年版教材还收录了杂文《最先和最后》，散文《鸭的喜剧》、《风筝》，历史小说《非攻》等，而这四篇文章在1952年修订时被删去了。这时期的鲁迅作品教学由于受到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教学中的政治化倾向比较严重，尤其强调“阶级斗争工具论”，使教师对作品的阐释呈公式化、标准化倾向。教学照搬苏联的“四步骤”教学法：即介绍作者——概括段落大意——归纳中心思想——总结写作特点。正如这套教材的《编辑大意》所说：“无论哪一门功课，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这个任务，在语文学科更显得重要。”这样，鲁迅作品在教材中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工具。建国初期，中国政府实行了亲苏联的外交政策，在这种思想时尚和时代氛围中，鲁迅散文《鸭的喜剧》被解读成中苏友好的记录，鲁迅成了中苏友好的先行者；杂文《我们不再受骗了》，编者要求学生领悟“他对于帝国主义的愤恨，对帝国主义的奴才们的愤恨；反过来说，就是对于苏联的热爱”。一位中华民族土壤上所诞生的伟大的思想家和“五四”精神的启蒙者，经这样一番阐释，竟仿佛成了保卫苏联的卫士和预言家，这显然是当时的政治需要所致。当时教科书对散文《记念刘和珍君》和小说《药》的解释，也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刘和珍等“三•一八”死难者被界定成为新中国的建立而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鲁迅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在为新中国的建立而奋斗。而《药》中夏瑜坟上的那一圈红白的花，被解读为“革命者永远杀不尽，也表示后死者会接受先烈的教训，为革命另辟一条光明、胜利的路”。在这种解读中，鲁迅寄寓在小说之中并深深慨叹的那种先驱者与看客之间的巨大鸿沟就被乐观主义地填平了，阴冷、凄凉的绝望被一只花环化解了，鲁迅已经不是在铁屋子里做无望呐喊的启蒙者，而真的成了“振臂一呼，应者云集”②的革命先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