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不顾一切放走曹操为什么是艺术的

关公不顾一切放走曹操为什么是艺术的

——人物的情感逻辑超越人物的理性逻辑重点阐释作品

孙绍振

三国演义/罗贯中

水浒传/施耐庵

安娜·卡列尼娜/列夫·托尔斯泰

家/巴金

许多作家都在刻意追求人物（或者）性格的塑造，而成功者往往是少数。一般认为，这是因为作家没有抓住人物的个性，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了共性上，这个说法不无道理。但是，如何才能抓住个性呢？这是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其实个性是一个外延很广泛的概念，可以有思想的个性，也可以有民族的个性，这都不是人物个性的焦点，人物个性的焦点是情感的个性，亦即情感的独特的逻辑性。

要分析人物，应该从人物的独特情感和理性之间的矛盾开始。情感有它独特的逻辑性，不但作家不能任意左右它，就是人物自己的意志和理性也不能随便改变它。

《三国演义》写得最精彩的并不是诸葛亮，因为在诸葛亮身上表现得最突出的并不是情感，而是理性和智慧。凡写他的理智如何强大的地方，在艺术上都不是十分成功的。相反，写他理性与情感有矛盾的地方，如挥泪斩马谡，就比七擒孟获要动人多了。像“草船借箭”这样紧张的军事斗争，不可能万无一失，而孔明居然没有任何紧张情绪。作者的目的是为了强调人物的智慧超群，但把智慧强调到绝对的程度，就可能影响人的感情，削弱形象的感染力。《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神化引起了鲁迅的不满，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批评《三国演义》把诸葛亮写得“多智而近妖”。鲁迅的用语相当尖锐，不说他是被神化了，而说他是被妖化了。①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特别称赞的形象是关云长。这是因为，关云长在理智上不是那么强大，时常感情用事。他的理智时时与感情矛盾，而且经常被感情所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特别引用关公在华容道释放曹操那一段。

这一段把关公放在了理智与情感的尖锐矛盾之中。

在这以前，作者特别交待，诸葛亮不相信关公能够完成俘虏曹操的任务，而关公却主动要求派遣，并且立下了军令状。这对关公的理性来说，已经到了别无选择的地步了，可是到了关键时刻，作者却听任关公的感情选择了违背理性的行动。

《三国演义》第五十回十分深刻地揭示了关公强大的情感逻辑如何占上风的过程。本来，从理性逻辑来说，放走了曹操（刘备的主要政治、军事敌手），是不忠于刘备事业的表现，其后果是危及事业和自身的生命，而俘虏了曹操则是忠于刘备事业的表现，肯定能得到升迁和厚赏。然而按关公的情感逻辑却不然，曹操当年俘虏了他，不但不杀他，反而抬举他，还请傀儡皇帝封他为“寿亭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确有厚恩于他。关公此人十分重视“有恩必报”的原则。曹操身边的程昱很懂得关公这种感情用事的性格，提议曹操和关公算一算情感逻辑的旧账。

……（华容道上）三停人马：一停落后，一停填了沟堑，一停跟随曹操。过险峻，路稍平坦。操回顾止有三百余骑随后，并无衣甲袍铠整齐者。……又行不到数里，操在马上扬鞭大笑。众将问：“丞相何又大笑？”操曰，“人皆言周瑜、诸葛亮足智多谋，以吾观之，到底是无能之辈。若使此处伏一旅之师，吾等皆束手受缚矣。”言未毕，一声炮响，两边五百校刀手摆开，为首大将关云长，提青龙刀，跨赤兔马，截住去路。操军见了，亡魂丧胆，面面相觑。操曰：“既到此处，只得决一死战！”众将曰：“人纵然不怯，马力乏矣：战则必死。”程昱曰：“某素知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义素甚。丞相旧日有恩于彼，今只亲自告之，必脱此难矣。”操从其说，即纵马向前，欠身谓云长曰：“将军别来无恙！”云长亦欠身答曰：“关某奉军师将令，等候丞相多时。”操曰：“曹操兵败势危，到此无路，望将军以昔日之情为重。”云长曰：“昔日关某虽蒙丞相厚恩，然已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以报之。今日之事，岂敢为私废乎？”操曰：“五关斩将之时，还能记否？大丈夫以信义为重。将军深明《春秋》，岂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云长是个义重如山之人，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于是把马头勒回，谓众军曰：“四散摆开。”这个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操见云长回马，便和众将一齐冲将过去。云长回身时，前面众将已自护送操过去了。云长大喝一声，众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愈加不忍，正犹豫间，张辽纵马而至。云长见了，又动故旧之情，长叹一声，并皆放之。（《三国演义》，第五十回“关云长义释曹操”）

程昱抓住了关公情感逻辑的要害：“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义素甚。”更关键的是“丞相旧日有恩于彼”，曹操心领神会提起往事，要关公放过一马，以报答当年的厚恩。关公的情感逻辑是：有恩自然要报。但是，只要报过，就一笔勾销了。当年他已经替曹操斩过袁绍的大将颜良与文丑，解了他白马之围了，今天不能含糊。曹操顺着关公的情感逻辑进而提出：所有上述一切都已报答过了，可以一笔勾销，然而关公在出逃之时，过五关斩了曹操六员大将，曹操并没有派人去追赶，这笔恩情还没有报答。这一说打中了关公的要害，关公按自己的情感逻辑思忖，的确还欠着曹操一份恩情，只有放过曹操的残兵败将才能求得恩义的平衡。

关公的这种行为，好就好在不合理性逻辑。军事斗争中你死我活，是实用的，关公的情感逻辑，显然不管这一套。他的情感逻辑显然是违反理性逻辑的，却仍然要贯彻到底，哪怕个人、事业受到严重的危害，也要“义无反顾”。

如果罗贯中笔下，关公“义”的逻辑遇到理性逻辑就不中用了，那么关公的性格就显得软弱而苍白了。关公的形象之所以动人，就在于这种奇怪的不合理性的逻辑被一贯到底。甚至关公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自己违反了自己的本来愿望。情感逻辑达到这样的一贯性和彻底性，人物性格就达到了一定的饱和度。《三国演义》写关公放曹操的一段之所以有个性，就在于他那情感逻辑的彻底性。

正是因为这样，鲁迅对《三国演义》虽多有保留，但对关公这一节，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却破例大篇幅引用，一面说“孔明止见狡狯”，一面称赞“羽之气概则凛然”。

让人物进入这种自我失控的情感逻辑中，是使人物获得自己的个性生命的关键。有时，这种逻辑是相当曲折的。

在《水浒传》中，宋江本来一直用理性抑制他对梁山朋友的感情，他力求在当县府小官的理性与同情梁山朋友的情感之间求得平衡。然而，由于阎婆惜与张文远的风情，宋江维持不了理性的优势，终于“一时性起”，杀了她，走上了去梁山的道路。可是走到半路上，他那暂时压抑下去的理性又冒了出来，踅回家中。然而这又引来了更大的灾难，弄得他被绑赴法场，这才使造反的情感占了上风，终于上了梁山。

这不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特殊现象，而是外国经典小说也具有的共同特点。安娜·卡列尼娜从第一次见到伏隆斯基开始，就一直强迫自己抑制自己那被伏隆斯基吸引的感情，她甚至匆匆忙忙逃离莫斯科，却仍然不能摆脱伏隆斯基的吸引。以后，她陷入情网，并且怀了孕；安娜在难产垂危中，让卡列宁与伏隆斯基和好，自己也表示，待她病愈就与卡列宁和好。但这只是她理性的语言，待到她病愈以后，她的情感仍然不能接受卡列宁，终于和卡列宁离婚而去。

巴金的作品中有许多成功的人物，其中最成功的就是《家》中的觉新了。这是因为觉新和其他人物不一样，他的理性和情感的矛盾最为突出。不过，他和关公、宋江、安娜不同，他的理性总是抑制着他的情感。在行为上，他按照封建家族长子的规范作出惨痛的自我牺牲。不但牺牲了他自己的爱情，牺牲了梅表姐的幸福，而且又牺牲了他自己贤良的妻子瑞珏的生命。但他始终没有扑灭自己的情感。正因为这样，他每次牺牲都不是弱化了他的情感，而是更强化、更激化了他的情感与他的“理智”的矛盾。这使他永远处于错误和悔恨之中。

即使他悔恨，流泪，哭喊，也无法改变自己在封建教条、迷信面前的软弱，而且还将继续错下去。这正是他性格悲剧美的所在。如果巴金手软了，不让梅和瑞珏牺牲，或者让觉新的理性和情感统一了，觉新这个形象的生命也就完结了。

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最危险的事情就是以理性逻辑代替情感逻辑。由于理性逻辑在日常实用和科学研究及学校教育中，占据天然的优势，因而一个人的社会经验越丰富，文化教育的水平越高，理性逻辑的优势就越强，以理性逻辑代替人物的情感逻辑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也就意味着概念化的危险越大。倒是在小孩子和文化水平不高的原始民族那里，情感逻辑往往具有相对优势。当然，每一个文明的成年人，特别是具有审美心理素质的人，都是具有相当的情感体验的。但是由于这种情感的逻辑性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实用的，因而很容易被忽略、被忘却，又由于它的逻辑性与理性的科学性相矛盾，因而在学校教育中处于受压抑的地位。教育学中虽然提出美育的要求，但由于对美的理解众说纷纭，有些理解甚至局限于政治化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因而很难集中到情感的教育上来。

然而，对于艺术家，尤其是小说家来说，他在接受理性教育时，要特别留意保持情感的活跃，不让它被优势强大的理性逻辑所吞没。同时，除了自我保护、自我体验以外，还要认真关注不同人物情感的特殊性。这一切，从表面上看来，是作家不可缺少的职业训练，实质上，应该是我们人文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惜的是，直到现在，我们的文学教育还没有形成切实可行的系统方法。

注：

① 鲁迅的这个说法，显然有一定的片面性。抓住人物的执迷不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