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玄奘到唐僧

在我国历史上，自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到唐朝初年为止的五百年间，中国佛教徒到佛教的发源地印度留学求法者不乏其人。有些高僧大德，为了探究佛教经义，在交通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不惜万里迢迢，不畏千难万险，前仆后继，到印度求取佛经，有的完成取经任务返回祖国，有的竟在中途死去。历史上较为出名的取经人是东晋的法显，北魏的惠生和唐初玄奘。而在这三个人中，能够震惊国内外、卓立千古者，唯玄奘一人而已，因为玄奘取经时间最久，对佛教研究最精，带回的佛经佛像等文物最为丰富，又是只身孤影，独自西方。对这样坚毅、勇敢和积极进取的精神，不仅当时人为之震动，后世人也赞颂不已。因此，自唐朝末年以来，关于玄奘赴西天取经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并逐步进入了文学创作。尤其是明代中叶以来，吴承恩《西游记》问世之后，就几乎无人不知唐僧取经故事了。本文的主旨就是想考查一下从历史上的玄奘到文学作品、特别是到《西游记》中的唐僧形象的演变过程。

（一）历史上的玄奘取经。

根据《旧唐书》和其他野史、杂记的记载，历史上的玄奘，俗姓陈，名纬，玄奘是他出家后的法名。河南洛阳偃师人。他出生于一个“深通儒术，不求荣进”的学者家庭。其父陈惠，对儒家经学很有研究。玄奘排行第四，是陈惠最小的儿子。玄奘十三岁出家，天资非常聪明，他的强烈的学习欲望和积极探求的精神，为当时佛教大师们所称许，赞誉他为佛教的“千里驹”。青年的玄奘．遍读了佛教已翻译过来的经典，但很不满足，认为错误颇多，想广求异本，看到更多的梵文佛经。他遍游了全国各大寺院，访问了很多著名的法师，结果都不能满足愿望。他决心去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去留学，去取“真经”。

在唐朝初年，西北边境不时有突厥族的侵扰，同此禁止国人随便出境。如有出境者，必须上书申请，经批准领得“过所” （后世护照之类）后才允许出境。玄奘结侣为伴，多次上书都未获批准。其他人都退缩了，而玄奘却没有灰心。这期间，他一面继续探研佛教经义，一面积极学习梵文语言文字，为出国做准备。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最后他竟一个人“冒越宪章”，偷越国境，只身孤影，开始远征。他从长安出发，出玉门关，经新疆吐鲁蕃，越葱岭。渡热海，跨过平沙浩浩、一望无际的沙漠，渡过万千险山恶水，行程五万余里，终于到达了印度。他在印度十三年，遍访印度各大寺院，向各派大师学习，认真探研佛学，并学会了几十种语言。他辩才很高，与各宗各派大师进行折辩。在很多著名的大会上，以惊人的辩才，精湛的学问，与“外道”激烈辩论，并一一将“外道”折服。取得了辩论的胜利。他名震印度，为祖国争得极大荣誉。他虽然誉满国外，但一直怀念着万里迢迢的祖国。当地要求回国时，国王和很多高僧苦苦地挽留他，他都没有同意。

玄奘取经是经过了漫长岁月的。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由长安出发，至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回到长安，往返经过十七个年头．用大象驮回怫教经卷六百五十七部。去时还是满头青丝，回来时已经是两鬓苍苍了。

当他回国途中进入于阗国时，便暂停下来，井上书唐太宗，说明当时出国情祝，现已回国，到达于阗，驮经大象溺死，带回的经卷没有鞍乘驮运，静候太宗命令。太宗览表非常高兴，随即写了《答玄奘还至于阗国进表诏》，派人送至于阗，说闻法师归国非常高兴，盼望与法师早日相见，外国懂梵文、明经义的和尚，亦可随同来京。并让于阗国派人役、马匹护送祛师，又令敦煌等处地方官在中途迎送。

玄奘于贞观十九年三月初一回到长安。因取经有功，太宗对他非常尊敬，让他在弘福寺翻译怫经，并配备很多人作他的助手。太子李治（后为唐高宗）还为他专门建造慈恩寺译经院，让他主持翻译工作达十九年之久。唐太宗应他之请写过《大唐三藏圣教序》，他的门徒辩机帮他写了《大唐西域记》，记述西行各地政治、经济、风俗人情等。他的徒弟慧立等还写了《大唐慈思寺三藏法师传》，记载他取经的奇行。玄奘于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去世，死时五百里以内各地僧俗送葬者百余万人，庐宿于墓所者达三万人之多，其生荣死哀，是前无古人的。

玄奘取经，远征五万余里，海宇为之震惊，是中外著名的旅行家；为了探研佛学，不畏艰险，到佛教发源地留学，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留学生；他主持翻译佛经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五十卷，一千三百多万字，是我国翻译史上的一位巨星；他不仅将六百五十七部佛经带回祖国，而且还将我国古代哲学著作《老子》译成梵文介绍到印度，并将印度已经失传的佛经《大乘起信论》，译成梵文介绍给印度人民，填补了印度佛经中的空白。他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对沟通中印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受到中印人民的极大崇敬。

一千三百多年前，交通极为困难，国与国之间极少来往，玄奘万里跋涉，历尽千难万险，来往出中印之间，后世的人们把这次西行取经的壮举，视为一种奇迹加以赞颂。人们在传诵这些取经故事时，加添了很多理想的色彩，而且越传越奇，越播越远。一些神奇的故事随即出现，并逐步进入文学创作。

（二）文学艺术领域里的玄奘取经。

唐朝初年玄奘“飘然一身，孤行沙漠”赴印度取经，唐朝末年就出现了像《独异志》之类敷衍玄奘取经神奇故事的笔记小说作品；宋元时代的“说经”把取经故事作为重要题材，《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平话》就是两部“说话”人的底本；后采取经故事被搬到戏剧舞台上，《唐三藏西天取经》、《西游记杂剧》就是流传下来的重要剧本；此外还有敦煌榆林窟．扬州孝先寺玄奘取经的壁画等。这些取经故事，内容丰富多彩，形象绚烂多姿，想象力丰富，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它们与历史上的玄奘取经已经大不相同了，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四点：首先，政变了玄奘的出身。历史上的玄奘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学者家庭；文学艺术形象的唐僧出身于一个高贵的门第：新科状元陈光蕊的儿子，当朝丞相殷开山的外孙。其次，提高了玄奘的身份。历史上的玄奘是一个平凡的和尚，为了实现取经理想，“冒越宪章，私往西域”，是自动去印度留学求法的；艺术形象的唐僧已变成唐太宗的御弟、钦差，奉旨取经，又是如来佛祖派观音到东土选择的理想取经人。第三，扩充壮大了取经队伍。历史上的玄奘是孑然一身，独身西行；艺术形象的唐僧取经，已变成强大的取经队伍——增加了神通广大的孙行者，喜剧形象猪八戒，小心谨慎、诚心护法的沙和尚和小玉龙变化的龙马。第四，强调了取经的意义。历史上的玄奘取经，仅仅为了探研佛学，想“广求异本”以为参考，翻译和研究佛经；艺术形象的唐僧，取经的目的，不仅为启迪蒙昧，教化众生，而且为使唐朝“皇图水固”、“国泰民安”。

文学艺术作品为什么对玄奘取经作如此重大的改变或改造呢？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玄奘取经回来得到那么高的礼遇，唐太宗对他那么尊重，太子李治对他那么重视，那些王公大臣们，今天这个请他剃度，明天那个请他追荐亡魂，酬谢赠答，极为频仍，讲经说法，更为常事。许多著名法师向他顶礼膜拜，多少达官贵人向他阿谀逢迎。如此喧喧赫赫的玄奘，已经不是一个平凡的和尚，似乎成了佛教和僧侣地主的“祖师爷”了。这样也许作家们认为原来的门第、身份，与他的荣誉已不相称，索性改为状元的儿子、丞相的外孙．太宗的御弟钦差、佛祖的理想取经人。改变后的玄奘，原来的积极、勇敢精神逐步减弱，离开人民越来越远。这时人们对荣高身贵的玄奘已经不感兴趣，而真正喜爱的是自己创造的神话英雄孙悟空。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作品里唐僧已不占主要地位，主角已逐步变为孙悟空的主要原因。如在《唐三藏西天取经》、《西游记杂剧》等作品中，唐僧连一句唱词也没有，仅仅是一个龙套式的人物。与他那些徒弟尤其是孙悟空相比，显得黯然失色。而真正使唐僧形象又重新完整起来的，还是吴承恩的《西游记》。

（三）吴承恩《西游记》中的唐僧形象。

吴承恩是继承、革新的能手，他对唐僧取经作了很好的“推陈出新”。《西游记》中的唐僧，名义上还是取经的领导者，但从整个情节所展现的形象看，真正组织者和领导者已逐步变成孙悟空。在《西游记》里，作者既把唐僧写成一个虔诚的好和尚，肯定他“诚重劳轻”的艰苦奇行，还保持了历史上玄奘取经的积极的一面；但又批判他的无原则的“慈忍”，是一个庸弱无能的“氓僧”。作者把艰苦虔诚取经与人妖颠倒、是非不清两个方面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形象完整、个性鲜明的唐僧。

从通行本《西游记》第九回看出生后的江流和尚，长到一十八岁时，知道父仇母难，不顾安危，只身到洪州府衙寻母认亲，千里迢迢赶赴京都找外祖父殷开山，发兵搭救母难，捉拿仇人刘洪，报了父母的血海深仇。可见西天取经以前的玄奘和尚，还是一个积极勇敢、是非能辨，疾恶如仇，遇事不畏缩的青年和尚，还能看出历史上玄奘的某些影子。只是到他声名显赫，成为皇帝的御弟钦差，奉旨西天取经后，原来的积极战斗精神才大大削弱，逐步蜕变为一个胆小怕事、善恶不分的御用僧侣形象了。

《西游记》的主要部分是写虔诚的佛教徒赴西天取经，题材本身就决定了唐僧是一个诚心求法，虔诚悟道，艰苦西行的“圣僧”。他严守佛教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六度”（布施、传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一路上信念坚定，九死未悔。他那种富贵不能移其志，美色不能动其心的高尚精神，不仅神佛妖魔称他是“十世修行的好人”，连孙悟空也赞他是了不起的好和尚。只有这样虔诚的好和尚，才能取信于神佛并得到他们的暗中祐护，只有这样虔诚的好和尚，才能坚定三个桀骜不驯的“顽徒”的取经信心，并带领他们完成西天取经的艰巨任务。从这一方面看，《西游记》中的唐僧形象始终保持着历史上玄奘取经的某些积极因素，俨然是一个苦行僧的典型。

然而《西游记》中的唐僧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形象。作者在肯定他积极一面的同时，又批判了他性格中的消极成分。如果说历史上的玄奘是经得起烈火锻炼的真金的话，那么《西游记》中的唐僧则是一块混合着很多杂质的矿石。他坚持的是毫无原则的“慈悲为怀”，而这些无原则的“慈悲”又常常被狡猾的妖精所利用。他是非不分，真假莫辨，甚至把妖精误认为好人，把降妖除怪、忠心耿耿的孙悟空骂作“无心向善之辈，有心作恶之人”。并多次念紧箍咒折磨孙悟空，甚至几次要把孙悟空贬逐。应该说对唐僧“愚氓”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佛教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