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晓汲清湘燃楚竹

近来这些日子，虽然没有也永远不可能有一面之缘，但却老是怀想柳宗元，和他遗落在当年的永州今日的零陵那绝代文章与绝妙诗句。

杜甫晚年流落长沙，前些天我独自去南门外湘江边的南湖港旧地，去寻觅他那一页读尽江湖风涛的船帆。唐代的“长沙驿”在南湖港附近，是杜甫常常造访之地，有他的“杜陵老人秋系船，扶病相识长沙驿”为证。杜甫之后三十多年，“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南来的柳宗元，也曾泊舟南湖港，并于长沙驿送别他称之为“德公”的方外之人的朋友。在永州谪居十年后被召北还，他又重到长沙驿，作《长沙驿前南楼感旧》：“海鹤一为别，存亡三十秋。今来数行泪，独上驿南楼。”我去南湖港寻觅时，昔日宽阔的湖水历经岁月早已干涸，连最后一片负隅顽抗的波浪，而长沙驿也早已失踪，没有留下那怕一丝半缕可疑的痕迹。只有杜甫和柳宗元的诗句长留于天地之间，让我这个长沙人倍感亲切，却又不免怆然怀古。

祖籍蒲州解县，今山西省运城市西南解州镇）的柳宗元，出身于诗礼簪缨的世家望族，生当大唐王朝由盛而衰的中唐之世，而刚直倔强的父亲柳镇，不仅使他自幼承传了“民本”、“仁政”的儒家观念，形成了“吏为民役”的民本政治观和“用贤弃愚”的吏治观，而且也得到了正人君子独立特行的血脉真传。柳宗元少年得意，年方弱冠就中了进士，二十六岁又考取吏部的博学宏辞科，刚过而立之年，就由监察御史升任官阶从六品上的礼部员外郎。虽然文名日盛，但他与好友兼战友的刘禹锡一样，绝不满足于做一个今日所谓的作家，而要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不是世俗地希图加官进爵富贵荣华，而是以振兴国家造福苍生为己任，这正是古代优秀的士人最可宝贵的品质，这种品质今天已近乎失传与绝版。时代也给了他们一次机会，永贞元年，公元８０５年），在继位不久的唐顺宗李诵的支持下，由“二王”，（王叔文、王□），“刘柳”，（刘禹锡、柳宗元）拉开了“永贞革新”的序幕，打击兴风作浪于内的宦官，削弱飞扬跋扈于外的藩镇，惩办贪官污吏，整顿财政开支。上医医国，沉苛久病的唐王朝立时有了起色，百姓黎民也开始得到一些福泽。然而，从古到今，任何重大的政治经济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总是阻力重重，不是迟滞不进，就是以失败而告终。李诵中风病重只是一个偶然的因素，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宦官与藩镇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内外勾结，肉食者鄙的官僚们见风使舵落井下石，加之皇太子李纯急于抢班夺权而对其父施以毒手，于是好景不长，“永贞革新”历时仅仅半年便被迫落下帷幕，革新集团的领袖或遭杀戮或遭贬斥。三十三岁的柳宗元，正当风华正茂之年，先贬韶州，今广东省韶关市）刺史，行行复行行之际，掌权者意犹未已，半路上再将他贬为永州司马。

柳宗元此时的衔名为“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员外置”即今日所说的“编制”之外，是没有实际职务的司马，也就是编制内被管制的罪人。罪人尚有刑期，“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别舍弟宗一》），而柳宗元他们的政治生涯却已经“触底”而难望“反弹”，朝廷一年之内颁布四次诏令，规定被贬斥的八个司马不在赦免之列。唐朝全盛时期全国有五千多万人口，九百余万户，安史之乱后不足二百万户，人口降至一千五百余万，湘南的永州本是“少人而多石”的人少石头多的边鄙之邦，历来也是放逐罪臣的南荒之地，这时更几乎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柳宗元妻子早逝而未再娶，陪同他这个独生子远道南来的老母卢氏，不及半年，也因长途跋涉不服水土而去世，他虽正值血气方刚之年，多种病魔却乘虚而入。内外交侵，即使是好铁精钢，在这种特殊的熔炉里，恐怕也会要销魂蚀骨，联想到近半个世纪以来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真令人不禁要叹息古今概同。

永州十年，柳宗元只得常常寄情山水，借酒浇愁。“自然永远是美的”，歌德），而“自然界总是力求创造男人”，亚里斯多德）。他的《永州八记》是山水游记之祖，从山水文学的开拓与典范意义而言，是空前而且几乎绝后的一道丰碑。永州十年，他也写了许多诗作，相当于他全部诗歌创作数量的一半，而其中的绝句尤其令我动心，如不为大家所熟知的《零陵早春》与《入黄溪闻猿》：

问春从此去，几日到秦原？

凭寄还乡梦，殷勤入故园。

溪路千里曲，哀猿何处鸣。

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

唐时的永州，隋代为零陵郡。春天回暖，雁阵总是由南方出发，经长途旅行而至北方，柳宗元独在异乡为异客，触景生情，当然不免故园之情与乡关之思。在《永州八记》之外，柳宗元还作有《游黄溪记》，而《入黄溪闻猿》一诗由猿声而引发贬谪之悲，后两句翻进一层，说自己已经欲哭无泪，肠断无声，可见他此时的深悲巨痛已经无以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