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悲剧原因恳谈

对于《孔雀东南飞》的悲剧原因，已有很多文章进行过有益的探讨，从总体上看，大多把悲剧主因归结到焦母和刘兄身上，认为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度赋予他们迫害焦仲卿和刘兰芝的权利，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刘兰芝是位勤劳、善良、美丽、富于反抗精神的女子。如果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度与婚姻爱情、美丽勤劳互为克星，那么，封建礼教和家长制度早就应被婚姻爱情美丽勤劳的“垂天之云”所吞没了，无力延续几千年；如果《孔诗》主要是反抗和迫害的关系，那么也就不可能时过千年还是那么辉煌。应当承认， 《孔诗》是根据生活原形，经过艺术创作，再经过民间或文人润色逐步形成的文本，是生活方式，也是精神方式，是文学的，也是历史的文化的，因此，它的悲剧原因具有多元特征。

一、社会的悲剧

《孔诗》舞台上活动的人物众多，焦家有仲卿、焦母，刘家有刘母、刘兄，兰芝以外还有邻家女、媒人、县丞、县令、主簿、三郎、府君，以及从人四五百，这些人或贵或贱，或富或穷，构成人物活动、悲剧形成的社会环境。在如此众多的不同身份的人物中，找不出一个诚心帮助与理解焦刘婚姻或维持婚姻的人物，不能不说焦刘的悲剧是一个社会的悲剧。惟一能与他们默契沟通的，是耐人寻味的马匹(仲卿坐骑)：

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新妇识马声，蹑履相逢迎。怅然遥相望，知是故人来。举手拍马鞍，嗟叹使心伤：“自君别我后，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愿，又非君所详。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

《孔诗》中多次提到马，不是消闲之笔。如“府吏马在前，新妇车在后，隐隐何甸甸，俱会大道口。下马人车中，低头共耳语。”新妇车、府吏马，下马抒别情。“金车玉作轮，踯躅青骢马”，相况太守(府君)华贵气派。“其日牛马嘶，新妇人青庐”，马嘶为绝望之号角。由此复按上引几句诗我们看出，闻变后马已成为摧藏马发出哀鸣，偏偏新妇能够识马声，马是新妇心灵的物化表现。我国历来有女人比作马的设喻方式，还有好马不备双鞍，好女不嫁二夫的古训。就动物性马说，兰芝对仲卿有着强烈的企盼和心灵共振，以至连马都是那么熟悉，辨之入微。从马和社会说，无人可否尔汝，只有那匹畜牲马还同情和感受着他们，无疑有强烈的讽刺意义了。类似的写法，在《后汉书》中已经形成，该书录蔡文姬《悲愤诗》云：

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别离，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嘘欷，行路亦呜咽。

被俘之辱，母子亲情，故土之恋交织，由人及物，表现悲伤的程度和穿透感染，塑造和记录一个无与伦比的悲剧氛围。《孔诗》通过物化的方式将悲剧种植在层次复杂的多元的社会背景上，比其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描绘出天、地、生命(人和动物)一体的文化圈，既是生活方式的，也具有丰富的社会意蕴①。

二、爱的贫困

文字是生命历程的表现和记录，而爱与恨作为基本的情感，也就成为复杂而永恒的主题。如表现女英雄行为的《木兰诗》，为了爱父弟，不顾一切女扮男装，走上前线，爱家，不恋高官厚禄，爱生活，对镜贴花黄，姊妹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姊妹家庭之爱跃然纸上，表现出人性之爱。《孔诗》表现的是人性之恶，所以以饮恨的形式成为悲剧。两诗的结局可见爱与恨，善与恶的前因。爱有原始自然本性的流露或表现，也有人为的规范风尚的理性之爱，后件是前件的深化和演变，也是人性、生存的美学选择。刘兰芝生来就缺乏爱，无论是自然之爱还是理性之爱皆异常的贫乏，因此悲剧的发生也就势在必然。诗歌首节便作出了详细的介绍：

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鸡呜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

从君开始到公姥，兰芝都没有得到应该享有的爱，爱的贫乏使她产生了君家妇难为的想法，这是悲剧的开始，也是悲剧的原因。

在夫妻之爱上，焦仲卿没有给刘兰芝多少情。他忠于职守，一心搏斗在仕途之上，且不言共事二三年，始而未为久，但是守节情不移，兰芝已倍受冷落，再加上相见常日稀，兰芝已不是一般的委屈了。兰芝以情不移责仲卿实际上体现了她内心对于爱的强烈的渴望，想因此获得温柔安慰和爱的投入。为了获得爱，她夸大了她的辛苦和爱的贫困：“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如果是夜夜不得息，岂不是成了绝无可能的永动机!何况她与小姑相别时还告诫：“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与小姑临别既不是说劳作，也不是说女红，而是嬉戏，可见其平时是有相当的时间花在嬉戏上的。在夫妻关系上，焦仲卿缺乏必要的投入和沟通，时空的隔膜引起了心理的空缺。他从兰芝语的虚笔或侧面去寻求平衡，把对兰芝的爱和拥有的情理转化成对母亲“何意致不厚”的责问，激化了矛盾。他是位幼稚、庸俗、自私的差吏。在爱与孝的矛盾上，他“哽咽不能语”，显得无能，“驱卿”也毕竟出自他口。兰芝之所以物留作遗施，称“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还是存在着爱的企盼。焦仲卿提供给兰芝的只是一些毫无把握的空头许诺。兰芝受到逼婚之困时只得到他“贺卿得高迁”的讽刺和“吾独向黄泉”的死亡引诱。就在二人“生人作死别”之后，他也只是用死威胁焦母，并无任何作为，只到兰芝死后，他还徘徊庭树下。最后他死还选择能够升人天堂的东南枝去自挂，表现了“孔雀东南飞”的奔向极乐之愿望。无论是仲卿的守节情不移，还是贺卿得高迁，抑或自挂东南枝都体现了人性的隔膜和爱的贫困。焦仲卿既不是惧内风下的好好丈夫，也不是举案齐眉的温柔鸾俦，也不是具有大丈夫品格的伟男，是位哕嗦、无能、自私、庸俗、幼稚的差吏，他既没有从他的父母那里得到爱的满足，也没有给他妻子以充分的仁爱。

在婆媳之分上，人们往往把焦母看成是兰芝之死的第一枪手，也不尽符合事实。焦母和兰芝不相能，原因复杂，兰芝也不是没有责任，(她与小姑子关系不错，乃姑嫂之间正常现象)她“夜夜不得息”固然很辛苦，但并没有说悉心侍公姥，可见她二三年还未进入家庭角色，也未尽为子媳之孝道。儿子不在身边，儿媳如同陌生，当然使焦母倍增凄凉之情。她没有变态心理，也不是封建礼教的卫道士，儒家的三纲(妇为子纲)并没有成为她言行的藩篱，她对兰芝不满，但仅是“吾意久怀忿”，强忍着不满和痛苦，并没有向兰芝长期全力倾泄，她称兰芝无礼节、自专由不应看作是撒谎。兰芝当焦母是“昔之人”，没有给她爱，把兰芝当过客，也没有付出爱，她只是按照当时的风气规范和自己的阅历家风去要求和评价兰芝。当兰芝加入她的三人世界之后，彼此从心理、生活上都没有完成调整，婆媳的冲突就是调整中的必然现象，只是调整失败，滑向另一个极端罢了。她在临别焦家时与焦母有一段似正似反的话：“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这几句话意思很清楚，兰芝在教训焦母，但焦母无言以对，不应看作偶然现象，而应是平时生活的重新演示。兰芝二三年未能生育，毕竟没有给家庭带来以慰秋情的阿堵。仲卿夫妇双亡，只留下孤老的焦母，她是最苦的一位，因此是悲剧人物，而不是悲剧的制造者，逝者毕竟往矣。对于她的执着和心地的狭窄，结尾“寡妇起彷徨”也多少带有批评她的意思。以往我们分析《孑L诗》往往以兰芝的言行为准，无视焦母的言行；未免失之偏颇，应当综合分析才是。

在与娘家关系上，刘家与焦家出现完全不同的景象。首先是刘母大拊掌放诞的动作，然后是系列责问，但顷刻之后刘母便女言是听了。拒绝县令之媒，刘母也是依兰芝之言“徐徐更谓之”。对待太守家三郎的求婚，“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在封建礼教为规范的时代母女权威关系的倒置已过非常，“岂敢”也是兰芝昔作女儿时养成的习惯，那么兰芝的“任专”无疑在娘家已经形成，她和焦母的争执显然是顺水推舟的事。刘母的无主见、娇惯和放诞是培育兰芝反抗性格的温床，同样也造就了性暴如雷的刘兄，兰芝的母兄不同的性格和相反的态度是兰芝自杀的直接原因。

但是，作者并不是简单地把悲剧舞台局限在家庭的圈子里。当兰芝还家门以后，诗歌展现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先是县令，后是府君，层次越来越高。背景告诉我们，当时的婚姻不是以爱为基础，而是以某种条件为天平。焦刘的婚姻就是这种性质，但当被遣以后，仲卿的热诚使兰芝的精神上得到了安慰和满足，进而由婚姻关系转化成具有爱情的婚姻关系，而县令、太守子弟的求婚就是要打破具有爱情的婚姻关系代之为条件关系，所以就转化为爱与世俗权力、官场制度的矛盾。刘兄的决定就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体现，县令、太守并没有逼婚，逼婚的是刘兄，他以权利价值去计量爱情关系，做法是荒唐无知的，但又是社会的。用两位青年的爱去碰社会权利的壁只能是以失败而告终。所以，《孔诗》的悲剧也就是爱的悲剧，经历了爱的贫困、完成、失败的自然历史过程。类似的写法在后来的戏剧《窦娥冤》中也得到了运用，用外国人的话说，叫福斯塔夫式背景。

在中国古代，婚姻是家庭联合的桥梁，亦即裙带。因此注重的是外部的条件。《礼记》中已强调“夫死不嫁”，“妇无二适之文”。《女宪》也称“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为永讫。”《孟子》曰：“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滕文公下》)完全不在意女子或男女的人格与感受。所以强调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于自好者则以为不耻。就连唐代的白居易诗也称， “人生莫作女儿生，百年幸福由他人。”《孔诗》突出地写青年女子兰芝的自专、反抗，并争取母亲、仲卿的支持，就向我们透露了那个时代的女权运动的信息，告诉我们家族联合形式的婚姻是缺乏爱的婚姻，必须砸烂，尽管死后化鸟也要实现，也会实现。在中国妇女长期受到压迫的封建社会里，《孔诗》具有提示人格、肯定婚姻是男女为主体的婚姻的精神灯塔作用。是人性复苏的宣言和爱的启蒙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