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白马篇|归园田居)

大约在魏末晋初，流传着一批五言抒情诗。它们大多抒写游子、思妇主题，具有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深受当时文人的喜爱，被奉为五言诗的一种典范。但是，它们没有题目，也不知作者是谁，因此就被笼统地称为“古诗”，意思指它们是魏、晋以前的古人所作的诗。西晋诗人陆机曾经逐首逐句地摹仿了其中的十四首，总题目就叫《拟古诗》。东晋诗人陶渊明，宋代诗人鲍照，都有学习“古诗”手法、风格的《拟古诗》。到梁代，刘勰在文论专著《文心雕龙》里，锺嵘在诗论专著《诗品》里，都从理论上总结评论了这批“古诗”的艺术特点和价值，探索了它们的作者、时代及源流，并大体确定它们是汉代的作品。也是在梁代，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选作品总集《文选》，从这批“古诗”中选取了十九首。按照《文选》的诗歌分类原则，凡没有题目的诗歌作品，统归“杂诗”一类。这些“古诗”便入了“杂诗”类。而它们又不知作者，所以就沿用“古诗”的名称，给这十九首诗拟了个总题目，即《古诗十九首》。这就是“古诗”的名称和《古诗十九首》的由来。可见在梁代，“古诗”已经形成一个具有特指涵义的专类名称。它与两汉乐府并称，专指汉代无名氏所作的五言徒诗。而由于两晋南北朝许多“拟古诗”的出现，它又发展为泛指具有“古诗”艺术特点的一种诗体名称。在《文选》问世以后，由于萧统选择精当，《古诗十九首》也同《文选》一起流传深广，成为公认的“古诗”代表作，这个标题也成为一个专题的名称。其实，这十九首诗既不是一人一时之作，也不是一个有机构成的组诗。

“古诗”作品在梁代尚存有五十九首（见锺嵘《诗品·古诗》），但现在只留存三十多首，包括《古诗十九首》在内。就在梁代，对“古诗”的作者和写作年代，已有疑议。刘勰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指西汉枚乘），其‘孤竹’（指《古诗》“冉冉孤生竹”）一篇，则傅毅（东汉作家）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文心雕龙·明诗》）锺嵘说：“旧疑是建安中曹（曹植）、王（王桀）所制。”（《诗品·古诗》）大概正因为作者“疑莫能明”，所以萧统把《文选》入选的十九首古诗都归之无名氏。然而，陈代徐陵编选《玉台新咏》，却又把《古诗十九首》中的八首诗确定为枚乘《杂诗》。这样，虽然大体确定“古诗”是汉代作品，但对于其中是否有西汉枚乘、东汉傅毅、汉末曹植、王粲的作品，后来甚至猜测“杂有枚生或张衡、蔡邕（均东汉作家）作”（明王世贞《艺苑卮言》），究竟是两汉产物或者都是东汉作品等问题，形成长期纷争。由于上述梁、陈时的疑议，都没有提供具体证据，加上这些问题又涉及“苏武、李陵诗”的真伪、五言诗究竟成立于东汉还是西汉等问题，因此日趋纠缠，直到晚近仍争执不下。现代学者大多摆脱了前人成见的纠缠，主要根据《古诗十九首》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具有某些共同特点，指出它们“虽不是一个人所作，却是一个时代——先后不过数十年间所作”，并论证它们应是东汉后期安、顺、桓、灵帝年间，约公元二世纪的作品（见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得出了比较合乎实际的结论。

东汉桓帝、灵帝时，宦官外戚勾结擅权，官僚集团垄断仕路，上层士流结党标榜，“窃选举、盗荣宠者不可胜数。既获者贤已而遂往，羡慕者并驱而追之，悠悠者，是孰能不然者乎”（徐斡《中论·谴交》）。在这样的形势和风气下，中下层士子为了谋求前程，只得奔走交游。他们离乡背井，辞别父母，“亲戚隔绝，闺门分离，无罪无辜，而亡命是效”。然而往往一事无成，落得满腹牢骚和乡愁。《古诗十九首》主要就是抒写这样的游子失志无成和思妇离别相思，突出地表现了当时中下层士子的不满不平以至玩世不恭、颓唐享乐的思想情绪，真实地从这一侧面反映出东汉后期政治混乱、败坏、没落的时代面貌。

《古诗十九首》从思想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两类：游子诗和思妇诗。它的游子诗有着共同的主题思想，都是抒发仕途碰壁后产生的人生苦闷和厌世情绪。这类诗普遍写到人生寄世如同行客，寿命短促，而穷贱轗辆。但由于作者们的处世态度不尽相同，因此其中各首诗又有各自的具体主题。第三首“青青陵上柏”（按《文选》所列次序，以首句标题，下同），劝人安贫达观，知足行乐：“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不必羡慕王侯权贵穷奢极欲的生活。第四首“今日良宴会”，则反语嘲弄，劝人钻营要职，攫取高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轗轲常苦辛！”曲折发泄失意愤世的情绪。第五首“西北有高楼”感慨世无知音；第七首“明月皎夜光”怨恨不讲交情；第十一首“回车驾言迈”讽劝珍惜荣名；第十四首“去者日以疎”悲哀死不得归。而第十三首“驱车上东门”，第十五首“生年不满百”，都直截了当宣扬及时享乐：“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这些诗毫无壮志豪情，更多表露出诗中主人公们，实即作者们地位卑贱，生活贫穷，而热衷功名，羡慕富贵的内心世界。正由于他们追求功名富贵的热望破灭，因而变得心灰意懒，厌世弃仕。他们的达观、嘻笑、哀鸣、怨愤，甚至颓废放荡，实则都是在政治上失望至于绝望的种种病态心理，也是当时政治混乱、社会败坏的真实反映。

它的思妇诗以及个别游子乡思诗，都抒写离别相思。这类诗的共同主题思想是向往爱情忠贞，希望夫妻团聚，怨恨虚度青春。由于作者们取材和侧重点不同，因此其中各诗也有各自的具体主题。第一首“行行重行行”，写一个思妇因丈夫久出不归而深情思念，担忧，疑虑：“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第二首“青青河畔草”，写一个倡女出身的思妇春怨：“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第八首“冉冉孤生竹”，写一个新婚离别的思妇怨伤青春蹉跎：“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第十六首“凛凛岁云暮”通过思妇深秋夜梦，渲染夫妻欢会的渴望；第十七首“孟冬寒气至”用思妇珍藏丈夫家信，突出她的忠贞；第十八首“客从远方来”抒写思妇接到丈夫来信，充满爱情的喜悦；第十九首“明月何皎皎”以思妇闺中望月情景，表现她为丈夫忧愁不安；第十首“迢迢牵牛星”借牛郎、织女星故事，比喻思妇盼望丈夫的愁苦心情；而第六首“涉江采英蓉”则以采芳草赠美人的习俗，写游子思念妻室。这些诗，实质上只是祈求社会安定，家室团聚，能过正常的恩爱夫妻生活。然而正由于政治混乱，社会不安，这样的愿望往往难以实现，因而这些诗都流露着浓厚的感伤情调，蕴含着对当时社会政治的深刻不满。

显然，《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比较狭窄，情调也比较低沉。但是它们的艺术成就却相当突出。作者们大抵属于当时的中下层文士，熟悉自己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情绪，拥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诗歌艺术上继承了《诗经》、《楚辞》的传统，汲取了汉代乐府民歌的营养。《诗经》的赋、比、兴表现手法，在《古诗十九首》中得到广泛运用。有的作品还在题材继承、成语使用、作品引喻等方面，表现出《诗经》的影响。例如“迢迢牵牛星”写织女星“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发展了《诗经·大东》“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的想象；“明月皎夜光”中“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的比兴，提炼《大东》“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等语而成；“东城高且长”中“《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的感慨，更直接引用《诗经》作品；都明显表现出作者熟悉《诗经》，深受其熏陶。而“涉江采芙蓉”则显然受到《楚辞·九歌》的影响和启发。但“古诗”与乐府民歌的关系最为密切，其间并无鸿沟。“古诗”形式原是学习、模仿、提炼乐府民歌而来，许多作品留有乐府四句一解的痕迹。有的“古诗”作品本属乐府歌辞，如“生年不满百”就来自《西门行》古辞；“迢迢牵牛星”一说是古乐府辞。《古诗十九首》中不少作品有浓厚的民歌风味，如“行行重行行”回环复沓，排比重叠；“青青陵上柏”晓喻通俗，如唱道情；“迢迢牵牛星”以民间传说为题材；“客从远方来”用双关隐语表相思；“冉冉孤生竹”、“凛凛岁云暮”等抒情诗都采取叙事方式倾诉衷情，运用比兴手法渲染烘托，使作品增强了民歌情趣。不过，总的说来，“古诗”的形式、技巧较之乐府民歌更为细致工整。

刘勰概括“古诗”的艺术特色是，“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这一评论相当中肯。以《古诗十九首》而言，它们的显著特点是，深入浅出的精心构思，富于形象的比兴手法，情景相衬的描写技巧，如话家常的平淡语言，融合成一种直抒感兴、曲尽衷情而委婉动人的独特风格。比较起来，其中的游子诗多属感兴之作，富有哲理，意蕴深长，耐人寻昧。例如“青青陵上柏”：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衡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官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它以“陵上柏”、“涧中石”起兴，见出孤高正直、磊落坦荡的情怀。然后发人生短促的处世感慨，而与首二句兴象相联，便显示了诗人不遇的处境和旷达的态度。接着就叙述他的人生乐趣，夹杂着小民的知足自适和寒士的安贫自守，既不自炫高尚，也不自居卑下。于是借着游戏宛、洛的话头，从寒士小民的眼光，描写繁华都城里王侯显贵的豪华景象，瞻仰帝王居处的辉煌气象，仿佛在赞叹神往另一个天地，别一种人生。然而诗人却悠然悄然地一转，感慨道：王侯贵达们这样穷极欢宴，称心如意地娱乐，小民又何必为人生短促而感到忧愁呢！不难理解，这里有对统治者的不满和不平，然而由于无奈和无望，因此变为一种心安理得、适意行乐的思想情绪。而全诗的情调恰似即兴偶感，悠闲聊天，但从起兴、议论、叙述、描写到感慨，却有层次，有对比，自然而然地流露褒贬，结语稍加点破，引人思索。又如“明月较夜光”，以悲秋起兴，铺排秋夜明月繁星及时节物候变化，渲染炎凉气氛，然后直接指责朋友不相提携，结语点破得意的朋友不讲交情，“虚名复何益”，以警世人，发人深省。这类游子诗，实质上多属抒写人生处世体验的作品。但由于生活感受深切，思想感情真实，往往以情述理，重在抒情，因此诗的艺术效果容易激起读者的感情共鸣，引起生活联想，觉得它们含蓄有味，富于哲理意蕴。

它的思妇诗则本属抒情作品，意在动人，所以形象鲜明，感情委婉。例如“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它以思妇自叙口吻，对丈夫倾诉别离相思之苦。她仿佛痛苦已极，百无聊赖，脱口而出，信口絮叼。而实则诗人构思精到，真实而有独创。它没有一般化地写思妇的春情和秋思，而是概括了一个思妇由于丈夫久别不归而产生的愁思忧虑，集中表现她由于忠诚的夫妻感情而压抑不住的内心痛苦。它从没完没了的生别，各在天涯的远别，早归无盼的怨望，丈夫恋乡的料想，憔悴消瘦的思念，担心意外的疑虑，青春蹉跎的愁伤，写到勉强解脱的自慰。随着感情的发展，波澜起伏，结构精致，衔接自然。而以朴实的直白为主，却在料想、疑虑丈夫心情、遭遇时运用含蓄的比兴。通篇语言精炼，表情生动，神态跃然，鲜明快当地表现出这一个思妇形象。它是《古诗十九首》的第一首，也确属“古诗”独特艺术风格的突出的代表作，历来脍炙人口。他如“冉冉孤生竹”、“凛凛岁云暮”等篇，也都具有同样的艺术特点。较之游子诗，这一类思妇诗往往更能代表“古诗”的艺术特点和成就。

在文学史上，《古诗十九首》所代表的东汉后期无名氏文人创作的五言诗，标志着五言诗歌形式从叙事为主的乐府民歌发展到抒情为主的文人创作，已经成熟。这批诗所反映的中下层士子的苦闷和愿望，在封建社会里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典型意义。无名氏诗人们所创造的这类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既适合表现感伤苦闷情绪，也为后世封建文人所喜爱和习用。因此，他们的作品在齐、梁已获得高度的评价，刘勰称之为“五言之冠冕”，镭嵘誉之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而后自隋唐至于晚近，学习、模拟、继承发展“古诗”手法、风格的诗歌创作，始终不绝如缕，可见其影响甚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