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化身份与模糊性生存──《孔乙己》细读

返顾二十世纪中国文坛，如果说存在真正的经典之作的话，那鲁迅的《孔乙己》毫无疑问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细读《孔乙己》，我们就会发现，小说无论在叙事、视角的选择、人物与情节的安排、语言的把握等方面都表现出一种举重若轻的成熟与圆融，显示了一个大师所具有的非凡艺术创造力。

福楼拜说过：“名著是沉默的。”（Masterpiece is silent）这一论断实际上揭示出这样一种艺术真相：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从来不是靠夸张的形式--离奇的故事、极尽曲折之能事的情节、华丽的辞藻--而获取自己的价值与影响力的，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大都具有一种平实的风格，都是在对日常的人、物的平凡叙事中展示深刻的文化意蕴并获取一种伟大的价值与永恒的艺术魅力的。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化腐朽为神奇。《孔乙己》正是在这里体现了经典的同一性。

小说的开始关于鲁镇酒店格局、酒客饮酒习惯以及“我”的遭际的叙述，实际上是对孔乙己生存环境的描述与交代。这个环境有两个的基本特征，一是它的等级性：这里的人们按照他们的经济情况、身份、地位被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类：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没有多少生命尊严的穷人即短衣帮与上流阶层的有钱有地位的“穿长衫的”。可以说，金钱的多寡是划分等级的唯一标准。二是置身其中的人们的人格与道德准则的卑劣性：欺软怕硬，诚实与善良得不到尊重，缺乏对弱势群体起码的同情心。这样的生存环境注定了孔乙己的遭际与命运：他的善良、知识与弱者身份只能是人们引以自娱的材料。所以，每当孔乙己出现在酒店的时候，“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就成为这种生存环境下的必然情景。

然而孔乙己的可悲之处远不止这些，他的真正严重的问题在于其身份的边缘性：他“是站著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被“短衣帮”与“穿长衫的”共同排斥的、游离于社会秩序、道德规范之外的边缘人，是一个被“悬置”于生活夹缝中的人。边缘人身份注定了他孤独无助形像，他不能依附于任何一方以获取支撑生存的力量，但任何一方都可以肆意嘲弄他。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情景，当孔乙己形单影只地出现在酒店的时候，他成为“短衣帮”与“穿长衫的”共同取笑的对象。

在小说中，小夥计“我”的设置并以“我”的视角叙述故事显示了作者鲁迅高超的叙事技巧与策略。“我”作为酒店的夥计，对酒店发生的故事自然了如指掌，这样就使关于孔乙己的叙事变的十分自然与轻松。更为重要的是，“我”的情感与道德向度构成了衡量周围人群情感与道德态度的潜在基准。鲁迅的叙事有一个隐蔽的假设：连一个与孔乙己身份、境遇十分相似的人都对其如此之冷漠，那些与孔乙己身份地位迥异的人的态度可想而知。在这里，鲁迅只用一个人物的设置，便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对一群人乃至一个民族的道德与人性批判，其艺术功力可见一斑。

在完成了对孔乙己的边缘性身份与严峻的生存环境的交代与视角的确立之后，鲁迅用几个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场景回答了孔乙己何以被嘲笑、即在孔乙己的生存价值中哪些内容构成人们嘲讽对象的问题。

我们先看第一个场景。孔乙己的出场。

孔乙己是在酒客们的嘲笑声中亮相的。“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原因是有人揭发说亲眼看见他偷了人家的书被吊著痛打。在孔乙己的“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读书人的事，窃书不能算偷”、“君子固穷”的争辩声中，人们笑的更加开心、更加响亮、也更加肆无忌惮。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孔乙己之所以被嘲弄的两个理由：一是他悲惨的生活境遇、二是他那分裂性的价值观。

正如前文已经提及的那样，在一个以金钱多寡、权势高下为基准确立秩序的社会里，穷困潦倒、靠乞讨偷窃度日的孔乙己成为人们嘲弄娱乐的对象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它服从于这个秩序的内在逻辑。这是由孔乙己生存环境的道德取向的势利性与人生态度的残酷性所决定的。

更为致命的的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教育理念使身为读书人的孔乙己的价值观产生了与自己实际境遇完全不符的可怕错位。小说中接下来的叙事告诉我们，在别人眼里一钱不值的“读书人”身份被孔乙己自己过分崇高化，从而导致他蔑视“下品”的工作，“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在这里，鲁迅实际上曲折地批判了封建社会以科举为核心的教育制度的悖论性与悲剧性：教育的结果不仅没能使受教育者的生存能力有所提高，相反，却使他们从正常人变成一个个没有任何生存能力的废人。假使孔乙己能够放下他那读书人的臭架子与虚荣心，脚踏实地，凭他的才能，靠买文买字赚个饭饱酒足毫无问题。关键是，面对一个占压倒性地位并遮蔽一切的时代思潮，象孔乙己这样的弱小的个人是很难超越其局限性与统治性的。于是，孔乙己的个人性的生存悲剧便成为封建社会中国知识分子共同命运的写照，鲁迅的批判便具有了某种普遍意义。把一种个体性的人生经验升华为群体性的普遍体验正是鲁迅小说的伟大价值所在，这一艺术特色在《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等作品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从而也使鲁迅跻身于世界最为伟大的小说家之列。

小说的第二个场景是从酒客对“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的质疑声中开始的。当孔乙己用“不屑置辩的神气”作了肯定性回答后，人们接著问：“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刚才还自我感觉良好的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联系下一个场景--孔乙己教“我”关于“茴”字的四种写法，连地位甚为低下的“我”也懒得搭理他──一起阅读，我们就会深刻地领悟到这平凡场景背后的深长意味。“学而优则仕”，只有那种能使人捞个一官半职并带来荣华富贵的“知识”才是真知识、受人尊敬的知识。相反，不能使人官运亨通、不能给人带来现实利益的“没用”的知识不仅一钱不值，甚至连它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也大可置疑。一个穷叫化子的所谓“知识”连“我”这个小夥计都不屑一顾，更遑论其它。孔乙己作为一个货真价实的“读书人”的身份之所以得不到确认，究其原因，是因为他的知识不仅没能给他带来官位、“黄金屋”、“颜如玉”，相反却成为他贫穷耻辱的根源。在这里，鲁迅向我们揭发了我们这个民族那种认知观的庸俗性与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实用理性的确赋予我们民族一种务实的品格，但它也给我们带来许多负面的东西，比如普遍地缺乏浪漫情趣、缺少对纯粹知识的尊重等等。一个匍匐于大地上、而极度匮乏诗性指引的民族能够走的更轻松、活的更美好吗？这是鲁迅留给我们的问题。

在展示了孔乙己在封建文化浸染下所形成的懦弱、懒惰、虚荣、要面子等负面性格之后，鲁迅又用一种悲悯的情怀向我们展示了孔乙己天性中的善良、童真的一面。这就是关于孔乙己把茴香豆分给周围孩子吃场景设置的用意所在。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鲁迅对庸众“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人道主义立场，从而使我们体会到一个深爱著自己民族与人民并关注他们命运前途的伟大作家所具有的高贵良知。鲁迅自觉地和他的人民一起承受著封建制度与传统文化所带来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孔乙己再次进入人们视野并并成为人们谈资的时候，只是因为他“欠了酒店的十九个钱”没还，而他被举人老爷打折腿的故事又一次给无聊的酒客们带来了短暂的快乐。孔乙己的可悲之处就在于，他给人带来快乐但又没有人真的在意这份快乐：“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中秋过后，秋风是一天比一天凉”，而孔乙己也一天天走进他生命的冬天。在临近生命终点的日子里，巨大的生存压力终于超出了孔乙己那羸弱的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他被压跨了：他的腿断了，他失去了一个正常人所拥有的直立行走的权利，而只能“用手”走路，象一只狗或一只猴子那样。残酷的生存环境终于剥尽了孔乙己作为人的最后一点尊严与姿态，把他逼向兽的回溯与返祖。小说的结尾处，孔乙己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和“跌断，跌，跌……”的争辩声中永远地走出了酒客们的视野。我想孔乙己一定是怀著一种绝望之后的轻松与解脱远离这群酒客的，难道还有比这里更冷酷、更无情的地方吗？孔乙己无声无息地从酒店消失了，他留下的唯一生命印记是他“还欠十九个钱”。他是带著对这个世界的“亏欠”远走的，没有人会记得他的“给予”：他的存在曾经给那群无聊而卑劣的人们带来的“快活的空气”。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我们能够想象鲁迅先生在写下这句看似平淡实则寓意深刻的结语时的悲愤而绝望的心情。“大约”与“的确”并列，这种关于孔乙己之死的矛盾性判断，十分恰切地概括了孔乙己终其一生的模糊性存在：不仅他的“生”是模糊的（他没有自己确切的名字，他的生命的意义仅止于作为看客们无足轻重的笑料，在这个世界上他永远是一个被动的客体而从未取得过主体的身份），就连他的死也是不可确定的，况且，酒店里的人们又有谁会在意孔乙己的死活呢？

不知从何处来，不知往何处去，不知自己为何物。鲁迅用孔乙己的故事完成了关于封建社会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状况、命运际遇的深刻寓言。

──《语文建设》二○○二年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