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琵琶歌》而至《琵琶行》兼及古典诗歌的审美提炼
教学白居易的《琵琶行》若不溯源至元稹的《琵琶歌》是一遗憾，这不仅因为两诗体式相同、内容相似甚至意旨上有因革，更因为通过两诗的比较，可获得许多关于古典诗歌审美方面的启迪。
比较两首诗中琵琶弹奏的场面和对于琵琶绝妙声音的描写，可见出两诗内容方面惊人的相似。
先看元稹《琵琶歌》中的片断：“平明船载管儿行，尽日听弹《无限曲》，曲名《无限》知者鲜，《霓裳羽衣》偏宛转。《凉州大遍》最豪嘈，《绿腰散序》多笼捻。我闻此曲深赏奇，赏着奇处惊管儿。管儿为我双泪垂，自弹此曲长自悲。泪垂捍拨朱弦湿，冰泉呜咽流莺涩。因兹弹作《雨霖铃》，风雨萧条鬼神泣。一弹既罢又一弹，珠幢夜静风珊珊。低徊慢弄关山思，坐对燕然秋月寒。月寒一声深殿磬，骤弹曲破音繁！，百万金铃旋玉盘，醉客满船皆暂醒。”将这一段与白居易《琵琶行》弹奏琵琶的场面比照阅读，会发现两诗诸多相同、相似的地方。且不说弹奏的曲名《霓裳》《绿腰》（白诗作“六幺”）与技法“笼捻”的相同，也不说两诗都用形象的语言写出音乐的高低，宛转与美妙，也不说两诗都表达了对琵琶绝艺的激赏与艺人境遇的惋惜，单说两诗所用比喻或意象，就会发现两诗惊人的相似之处。元诗写乐音的豪嘈、繁！，是“百万金铃旋玉盘”，而白诗写音乐的高低错杂，则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元诗写音乐的低抑，用“泪垂捍拨朱弦湿，冰泉呜咽流莺涩”，而白诗则将后一句扩展为“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写琵琶声传情，元诗是“自弹此曲长自悲”，白诗则是“似诉平生不得志”；而写音乐效果的，元诗用“醉客满船皆暂醒”从侧面衬托，白诗则用“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从侧面渲染，等等。品读两诗，叙写艺人流落、惋惜琵琶绝艺失传的思想感情充溢于字里行间。这种共同之处的成因，当与两作者对盛唐音乐艺术的挚爱，与两作者着意改革弊政的共同志向，与两作者共同提倡新乐府的诗艺追求，与两作者共同经历了唐由盛转衰的变迁不无关系。而考证两诗的写作时间，元诗成于元和五年，白诗成于元和十一年，陈寅恪先生考证其“盖乐天之作此诗，亦已依其同时才士，即元微之，所作同一性质题目之诗，即《琵琶歌》，加以改进”（《元白诗笺征稿》第二章《琵琶引》）当是其中更重要的原因。
而分析比较两诗，其旨趣的差异与艺术境界的高下又是明显的。
先看诗的意旨的差异。元诗有副题“寄管儿兼诲铁山”。诗的结尾表达的是劝勉管儿与铁山续传琵琶绝艺的愿望，其语言的浅近平俗已近应用文字。其次，陈寅恪先生认为：“微之盛赞管儿之绝艺，复勉铁山以精进，似一题而兼二旨。虽二旨亦可相关，但终不免有一间隔。故不及乐天一题一意之明白晓畅也”（《元白诗笺征稿》第二章《琵琶引》）通读全诗，中心在叙与管儿交往，写管儿两次弹奏，写许管儿以诗及得偿践诺，最后却以“努力铁山勤学取，莫遣后来无所祖”作结，似嫌意旨不够集中。而白诗则融艺人沉落、文化消亡、政治兴衰及个人身世浮沉于一体，表达感时伤世的深沉衰痛，是一首委曲含蓄并具有典型意义的优秀诗篇。
剪裁与结构的差异。元诗是以单线条展开诗歌叙述，平白地直书事实，缺乏精美的故事情节和巧妙的构思。演奏场面即全诗精华部分，下面的叙述和训诫则显出笔力平弱，是一篇直白的就事命题的讽谕之作。而白诗则运用双线结构，将艺人身世的盛衰与个人身世的浮沉相挽合，几次暗接两线而最后由“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明接起来，其中又折射出文化的消落与国运的衰微，从而以精巧的结构汇融深广丰富的时代内容，表达诗人的感慨与浩叹。再如白诗，三次写琵琶女的演奏，或暗、或明、或详或略，流转自然，互相补充，鲜明地突出了全诗的主旨。在写了弹奏的艺术高峰之后，诗人的自叙身世，诗思则又攀上作者情感的又一高峰。这种高度典型化的手法又非元诗单线发展，两次明对演奏的自然摹写、缺少变化的直白表达所能相比的。
意境创造有高下之分。两诗都运用了形象的语言表现音乐之美，但也能见出才艺的高下。元诗分别用了“风雨萧条鬼神泣”、“冰泉呜咽流莺涩”、“坐对燕然秋月寒”、“月寒一声深殿磬”、“幽关鸦轧胡雁悲”、“断弦砉层冰裂”等形象摹写的手法，表现各瞬时所弹音乐和乐曲的内涵与听者的感受。但从整体看还缺少和谐和高低变化的宛转思路，个别的比喻常常破坏意境的整体美。严格说来，元诗尚无完整的意境。而白诗则以演奏为主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意境。诗人月夜送客闻琴，枫红荻白，秋月澄波，展现了琵琶独奏的最合宜的境界；“别时茫茫江浸月”，秋江的萧瑟，恰好突出了迁客的悲哀。音乐是最难描写的，诗人用那些美丽而声音又好听的事物的和谐的声响来形容它，写出了它高低急缓的全过程，又通过这些分别反映出乐曲所传达的快乐和幽愁；鸟语花明，金戈铁马的不同境界既合于乐曲的内涵，整体上又是和谐的，它使人觉得宏伟演奏场面多么令人缅怀与向往。“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不仅补足了音乐感人的艺术效果，也传达出诗人追怀往昔，神游故国，情感激荡的巨大悲哀。可以说白诗的意境是完整和谐的，其格调又是高妙的。
再说意象的选择与诗意的提炼。诗歌意象的选择关涉着意境的创造和风格的形成。元诗中“风雨萧条鬼神泣”“百万金铃旋玉盘”“幽关鸦轧胡雁悲”“断弦砉层冰裂”等意象构成的意境基本上枯涩的、晦暗的，有的甚至破坏了意境的和谐美。而白诗中则尽量选择美好的事物写其好听的声响形容音乐的动听，构成了明丽高妙的意境，形成了绵密绮丽的风格。甚至，即使是选择相同的意象，而在诗意的提炼上亦可见出才艺和效果的高下。如元诗中的“冰泉呜咽流莺涩”，到了白诗中被扩展为“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陈寅恪先生在其《元白诗笺证稿》中只称赞他扩一而成二句，以“滑”与“难”反衬为文，更精进，其实更应看到白诗的“间关莺语花底滑”在形成意境上的美感效果已非元诗之枯涩所能比拟的，“幽咽泉流冰下难”在状写音乐传情方面更比“冰泉呜咽”细致委婉而曲尽其妙。再如同样是用“玉盘”写音乐的高亢和繁，读者所感受到的多是音乐的繁杂和急促，白诗以“大珠小珠落玉盘”形容大弦、小弦“嘈嘈切切错杂弹”的音乐效果，联系上下文的“急雨”和“私语”，则更能显出繁复中有精细的、牵动人思想感情的美听效应。即如写演奏结束时情景，元诗这样写：“幽关鸦轧胡雁悲，断弦砉层冰裂”。白诗则是：“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元诗突出其尖厉，刺入耳膜，白诗则于最动情时嘎然而止，给人以回味无穷的美听期待。总之，白诗通过选择意象，提炼诗意，注重“言外之味，弦外之响”，含蓄蕴藉，耐人寻味，诱人神往，是元诗的直白和枯涩所不能及的。
王国维在解释诗的“境界”（意境）时这样说：“境非独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他在评价诗的境界高下时尤重人的格调之高，推重写出真情实感者。元白两诗境界的高下，我们还可从诗人格调在诗中的投射与表现来分析。从诗人投射在诗中的情感的内涵来分析。为此，我们还可以从诗人表现在诗中的叙写（言说）姿态作一简要分析。从诗人对演奏者的言说姿态来看，元稹始终是居高临下的，是高高在上的。他对管儿演奏技艺是“赏奇”“赏着奇处惊管儿”；对管儿是劝诲式的口吻，“管儿管儿忧而衰，尔衰之后继者谁”，即便是践诺赠诗和寄于同情，也是俯就的；“我为含凄叹奇绝”，所叹的也仅止管儿的技艺。换句话说，他始终未将管儿当作人格对等的“人”来看待，遑论知音！因此他所表达的情感是矫作的，与读者始终隔着一层，不是王国维所看重的“真感情”。而白居易则不同，他将琵琶女引为知音，知其心曲，为其叹息，向其倾诉。从“琵琶声停欲语迟”到“犹抱琵琶半遮面”，演奏前的表现就引起他的关切；从“未成曲调先有情”到“似诉平生不得志”，再到“说尽心中无限事”，再到“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心与心的交融与理解已是“灵犀一点频相印”了。也正因为如此，他感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也正因为如此，他谪迁后的孤独、郁闷才油然袭上心头，“是夕始觉有迁谪意”，这一点是元诗中始终没有达到的境界；白居易对琵琶弹奏的感受是“如听仙乐耳暂明”，要主动“为君翻作《琵琶行》”，并在第二番演奏中泣下最多，乃至“江州司马青衫湿”，字里行间流淌着“真感情”。而就赠诗这一细节，元稹就被动和勉强得多了：先是“许作长歌始终说”，挂在嘴上始终没有行动，后来是“如今左降在闲处，始为管儿歌此歌”，一个“始”字道出了他因为“闲”才有践诺之可能的勉强。同时，两位诗人就琵琶演奏所表达的感情的内涵和深度也有质的差异。思想感情格调的高低自然会影响着以“言志”为宗旨的诗歌的境界，这上文已经论及，兹不赘述。
从两诗在构思、立意、结构和意境创造方面的差异，我们不难发现两位诗人在精神境界和审美艺术功力方面的差异与高下。“诗有别材”，当然包含着诗歌创作与鉴赏要遵循自身的审美规律之意，但是，诗人自身的精神、气质和思想境界也应该是这个“材”中的应有之义，要不然，“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的谆谆告诫何以得到众多诗人和评论家的重视！应该说，“从喷泉里流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鲁迅语）确是对文学创作的深刻体悟。当然，我们亦应承认白诗是在元诗基础上的通变和创新，两位诗人的创造能力和成果都应该得到肯定和尊重。而在当前研究性学习方兴之际，若以两诗的比较作为研究性课题指导学生进行学习和研究的话，对于培养学生的探究兴趣和能力，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原载《新语文学习（教师版中学专辑）》，２００５（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