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思维与作文个性化

发明创造都是在寻求自然世界与人类活动的某种规律。“发现”就是认知并归纳某些现象（自然的或生活的）的规律，“创造性思维”应该是这种“认知”与“归纳”的能力之表现。

单纯孤立地定义“创造性思维”应该很困难。

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关注现实；一个是认知归纳现实。

关注现实要做到“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异想天开”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实事求是”强调忠于客观现实。

认知归纳现实要做到既尊重自然规律，又要以人为本，自然规律即古人所谓“天”“道”“伦”“常”；以人为本，强调对自然规律的认知归纳要为人所用。

现实是思想形成的基础，也是思考的对象。对现实的关注既是人的本能，突出人的自然属性，也是社会的需要，强化人的社会属性。对现实的认知归纳是思维形成的基础，也是思维的对象。思维的规律源于自然规律，是自然规律在人头脑中的理性反映，同时思维规律又受到社会规律的制约，表现为社会对人性的主观规范。

现实，以及对现实的思考，包括所形成的思想，更多表现出“个性”特征。对现实的认知、归纳，以及这种认知、归纳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包括所形成的思维规律，则表现出更多“理性”因素。

内容的东西永远应该是形色各异的，“个性”的；形式却可以是有规律而且应该是有规律的，“理性”的。那么，创造性思维就应该是“个性”与“理性”的完美融合，而且必须是。因为“个性”的地方，正是你独到的地方，深刻的地方；而“理性”的东西，能使你的思想和大家得以交流、产生共鸣。

就写作而言，如果人云亦云，毫无新意，就显得乏味；如果荒诞怪异“卓尔不群”，就没有知音，不被认同。

倡导作文个性化，就是鼓励创造性思维。然而思维是抽象的，衡量创造性思维价值的依据，应该是思维赖以存在的艺术形式。这就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个性化”是形式的新颖别致。虽然不可否认形式的新颖别致是“个性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绝不是全部，也不是主要方面。最能体现作品“个性化”风格的应该是内容，是思想的个性、思维的个性。

任何时期的文学革命、艺术革命都是思想的革命。

任何民族的文学革命、艺术革命都始于对束缚人的思维的条条框框的冲击。

从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到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复兴；从古体诗到近体诗，从唐诗到宋词，从宋词到元曲，确有许多形式方面的革命，但其本质都是一种思想革命。

唐代的“古文运动”表面上是反对汉魏六朝以来追求华丽辞采的浮夸之风，本质上就是呼吁解放思想、解放个性。虽然“辞不足不可以为文”，要求“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上襄阳于相公书》）；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而且“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的目的是“其事信，其理切。”因为“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因为“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也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诗、词、曲的沿革，似乎有更多形式的因素。历来有“诗庄词谐”之说，大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汉民族建立的一个最强大的政权，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们的生活方式应该愈来愈讲究，那么诗歌从汉魏乐府通俗晓畅的风格，转为更严谨庄重华丽的格律诗，就显得非常必要。然而思维永远不可能长久固定在某一种模式下。统治中国诗歌两三百年的诗律也不可能一成不变。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过分讲求形式整齐划一的诗律开始表现出了对思维发展与思想发展的束缚。整齐而又错综的词的诞生，就有利于表现愈来愈复杂的思维以及愈来愈复杂的思想。而且语言上也开始走出艰涩，走向明白晓畅；走出纯粹的读书人，走近更广阔的百姓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