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乡村女教师的故事----雍里乡代课教师朱维娇

朱维娇老师是一位代课教师，每个月的收入是180元。

朱维娇老师的父母勤劳善良。在父母的影响下，朱老师也是一个劳动好手。她还有两个弟妹，现在也在高中就读。家庭的经济收入来源于几亩水田和几亩果地，还有家畜。

“我父母非常疼爱我，一直培养我读书。”由于早恋，朱维娇高中毕业后，考不起学校，就回家帮父母干活。23岁那年，从江县“普六”要验收，乡里缺教师，乡教站就通知她到相邻的大塘村去上课，她从此走上了代课教师生涯。

朱维娇是1995年3月8日到大塘学校上课的，在学校，她认识了一位比她大6岁的男老师，他们恋爱了，但这场恋爱只持续到7月放暑假的时候。暑假结束以后，男老师娶了一个妻子带到学校，一起同吃同住。

这时候朱老师才知道自己被男友玩弄了，“他的老婆又丑又矮，可就是有一份正式工作。”现实给她很大打击，“我快崩溃了，六神无主，几天不吃不睡”。

这件事后来成了一阵风波，村里寨里哪叽叽喳喳都在说她的小话，父母也很生气，但他们束手无策，只怪她不守本份。朱维娇只能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朱老师有一个堂哥在教站工作，看到这种情况后，向上级反应，把她调到宰略学校。

宰略离大塘大约有十公里，步行需要大约两个小时。朱老师到宰略小学的时候，开始情绪有点不好，工作松懈。学校里的老师们知道她的心情，也不多加责怪。“我曾经放荡过”，朱老师学会了吸烟、喝酒，学会了跳舞，甚至在教室里跳舞……后来在亲人的关怀和同事们的帮助下，在别人的讽剌、嘲笑中——“我要坚强起来，重新做人，活出个人样，要好好教书，好好做人”。

漫长的一年终于过去了，1997年，给朱老师很大打击的男老师又被调到宰略学校。朱老师受不了这个刺激，又要求调到龙江学校。

龙江村是一个侗族人口比例占100%的村。龙江人热情好客。朱老师在龙江村上课5年，一心扑在教学上。她从一年级跟班到五年级，上的是语文课，学生作文写得也很好，她也多次得到乡教站的表扬。

后来，她发现了自己代课七年没有机会转正原因——没有文凭。她感到自己落伍了，“我应该去高等学校学习，给自已充电，增加知识，也应该去看看外面的世界”。2001年，县教育局要一部分教师到高等教育学院进修学习，普及大专文凭，她毫不犹豫的跑到教育局报名，因为晚了一点，只有英语专业不满人。经过考试，被贵州民族学院录取。2001年8月就进了大学校门。

2003年7月，朱老师大专毕业，教育局不安排工作，由乡教站安排。乡教站只能安排到校学上课，但乡村小学又不开设英语，朱老师所学的英语专业实际上一点用都没有。

即便如此，她还是在2003年8月22日到乡教站报到，站长对她说：“我们乡的小学，你喜欢到哪一所小学，我们都答应你”。她回答说：“我要到一人一校的地方去。”

“事情太出乎意料了，他们越对我好，我就越难过，我一定要坚强，要坚强的活着，不要为一点小事顺其自然的勉强活下去，我要干一翻事业。”当时她并没有想到要到敖里建校，只想把教学成绩搞好，去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所以就这样回答。

“和我谈话的王站长，还有其他工作人员都不敢相信，不相信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里也很难受。我知道，我以后的道路会更加艰难。我是一个事业和感情都失败的人，我又是那样的争气，父母给这么多钱给我去读书，怎会是这样的结果？我做出这样的决定，我父母还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们知道后会怎样。”

站长看到她很坚决，就说：“我乡的学校，就敖里村是一人一校的地方，因为那里设有两个教学点，下敖教学点是一人一校，不过那地方山路不好走，而你又是一个女的，回家走路不方便，最好还是到交通方便的地方吧。”可她主意已定，说也白说。这样朱维娇就到敖里村小学上课。

敖里村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叫上敖里，另一部分叫下敖里。朱维娇上课的地方是下敖里。这地方交通闭塞，也较穷的地方，和外界的男婚女嫁从来没有与这个村有关系，这里的姑娘嫁不出来，外面的人也不到那个地方去娶媳妇。这个地方对朱维娇来说很陌生，也很遥远。她还想：“这个地方山高路远，我到这个地方去，没有人看我，我活得太累了，我怕人家说我30岁了，还没有嫁人，花这么多钱去读书，也还是一个样，有什么了不起……”去了以后，发现这里全是苗族，山清水秀，“那个环境肯定合适我，所以我就决定留了下来”。

父母知道她要到下敖里教书后很惊讶，父亲问她：“是教站安排你去的吗？”朱维娇说：“不是，是我自愿进去的”父亲急了，“明天我到教站去说说，叫他们重新调整”。朱维娇抢着说：“我已决定了，你去说也没有用。”那天晚上父母跟她说了好多好多话，她还是没有动摇，“我的事情谁也管不着！”她给父母甩下了这句话，就回房里休息。

第二天，父亲去了乡教站，教站也同意调整，可朱维娇不愿意。夜里父亲整夜都在骂她：“这个家不是你的家，这么大的姑娘不当家，还要往山里跑，害我辛辛苦苦培养你读书……”

朱维娇老师回忆说，“当时我也不说一句话，我就想，反正他不敢杀我，给他骂两天，等我走了，他就骂不着了，但我的眼泪却忍不住流了。”

2003年8月24日，她到从江县城买了一些小东西，第二天就来到下敖里学校。此后她有一年没回家。其实她很挂念家里，但就不打电话回家，要么就只打到叔叔家或邻居家问一问家里情况，没有什么事，她就很高兴了。“我要为自己争一口气，他们骂得我那样伤心，难道没有他们，我就不能活吗，就堵这口气，我一年不回家。”

下敖小学比想像中要好。这个教学楼是一栋二层楼的木架子，一块木板都没有装。如果装好了后，老师可以住二楼，但装不好那就惨了。夏天地面潮湿，说不定什么时候蛇就钻了进来，而且过度潮湿也很容易生病。整栋教学楼破破烂烂，教室里的墙板是用藤子捆的，门没门窗没窗。

朱维娇把一到三年级58个学生组成一个班上课，三级复式。“我上课真的是太累太累了，一早上的课下来，连句话都不想说。我坚持差不多两个月，感到太辛苦了，我向上级领导反应后，又从上敖教学点调一个代课老师下来。”

她看到学校那么破烂，心里很不是滋味。“学生艰苦，老师也艰苦，住没住的。在人家家吃饭多了，也不好意思，虽然自己也出伙食费，可还是在人家的家。放学后，总得帮人家干活，不干也怕人家不高兴，人家分配活路在那里，总得帮人家干，就是有作业要批改，也得先做别人的，然后才做自己的。老老小小都在干活，你不可能坐等人家。”

有时候，她心里也在暗暗哭，为什么要来受这个气。她感觉到父母说的话太对了，“现在我要回家吗？那是不可能的！”

她想了又想，“后来就去找村干，先装一个房间给我住”。（说明，当地的学校为木结构，“装房间”就是将木板加工、镶嵌成墙壁以后安装在柱子与柱子之间，使之不透风）

“为了达到目的，我组织村干组长来吃饭商量装房间这事，我进寨去买一只鸡和一只鸭来杀，傍晚，他们都干活回来了，然后上门一家一家去请他们来吃饭，他们都来了，我和村干们一起有说有笑的喝酒，吃在半中的时候，我就提出装学校的事。我问他们有没有木板，先装一个房间给我住，群众投工投劳可以吗？”

干部们都说“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外面的老师来住，所以我们就没有装”。

她又说：“就是没有外面的老师来住，我们学校也应该盖好一点，装好一点，让我们的学生有一个好的环境学习。”

正是喝酒上头的时候，朱老师提出这个问题，村干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我们确实应该把我们的学校装好一点，老师说得对，装好其实是给我们的孩子。”有的说：“老师，你们来我们组，我们特别高兴，第一次见到女老师到我们村来上课，我们很高兴。”有的说：“今年我们的学生特别多，往年从来没有这么多学生，我们的教室确实要装好。”他们各自发表自己的议论。

最后她又说：“明天你们能不能组织群众按投工投劳记工，把学校装起来。”村干们表示一一答应。那天晚上她喝了很多酒，散餐后，也各自东倒西歪的回家去。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她就听到组长喊说：“今天早上，去坡把牛草割回来快一点，吃早饭后，大家拿工具来装房间给老师住，老师没地方住太不方便了，每家一个劳力，不来的一天扣10——15元钱……”

吃早饭过后，群众陆陆续续的来到学校，大家你锯我推他砍，积极的动手。中午下课后，她买一些便宜的烟送给村民，还端来凉水，村民很高兴，很满意地说：“姑娘老师还不差嘛。”

装这个房间花了一个星期，有的群众积极，也有的很消极。她又请几个组干来商量学校的事，“每家可不可以出几片瓦和木板给学校，把整个学校装好”。组干说：“这正是秋收的季节，我们先把谷子收进仓后，再把学校装起来。”秋收后，村民投工献料，花半个多月才全部竣工。

学校完工了，学生喝水的问题还没解决，这时候正有国家特别照顾贫困山区的人饮工程队到敖里村修建自来水。在工程队的支持下，她组织村里的妇女们挑沙子，又在学校旁建一个自来水井。这时下敖教学点才真正完工。她和群众开了一个简单的竣工典礼，组里出一部分钱，学校也出一部分钱，买一头小牛来杀，和群众搞一次会餐。那天晚上，她太高兴了，喝得烂醉如泥。

下敖小学点的建成，她得到了乡政府、乡教站的鼓励，一个更大的愿望从心底冒出来——去看看有没有更需要自己的地方。

她走遍敖里村，发现上敖里教学点也是一个小如烟盒，乱七八糟的教学点——一年级还住在农户的楼脚下面，和牛圈并排；教学楼只能装70个人，老师没有宿舍，有一个简陋的办公室；这个学校虽然有老师六七个人，但多数还属于少不更事的年轻人，对养家糊口的期盼远远大于对改变现状的期盼。

朱维娇的父亲20多年前曾经在上敖里当了13年民办教师，后来被转成代课教师以后他放弃了教师这份职业，回家做了农民。他在上敖里的时候，发动当地群众将原来在村边的小学移到了目前的村子中央。

朱维娇一眼就看中了父亲曾经奋斗过的这个地方，他觉得上敖教学点位置好，人口集中，环境优美，学校的前面有一条清澈的小溪，溪上有一座像模不像样的风雨桥，左边有一课参天大树，周围住着人家。

朱老师盘算着：“我在上敖建一个大教学点行不行呢？”她和该村支书、村长商量，询问他们村里还有没有杉树，有多少，还够不够一栋学校的树。得到的回答是：“我们村的树多得很，我们村的树多得很，就是没有谁带头，一旦开工了，都是资金的问题。”

她说：“这很好，如果我要来上敖建校，你们同意吗，你们支持我吗？”村干们说：“那肯定支持。”她得到村干同意，对建校就有一个底，这个学校只要组织好群众投工投劳，学校就能建成。然后亲自打电话给乡党委书记罗朝明说：“我要到上敖建一座大的教学楼，我想从下敖调到上敖，这样有利于我和村干们商量。”罗同意她的做法。

2004年的2月，朱维娇调到上敖学校。她一到校就召集村干、各组组长、部分乡干部、教站工作人员一起吃饭，公布将在上敖建校的事。

为了和群众搞好关系，她想尽一切办法，比如村里的妇女没有文化，她为了和村里的妇女接近，请她们来学校吃饭喝酒，或到她们家，在平时和她们喝油茶、谈话互相交流中，你来我往，大家有说有笑。和群众关系搞好后，教学、生活方面都很轻松，她根本没有菜园，群众就打开菜园门让她去任意摘。

确定了建学校的方案后，就是钱的问题——立房架需要钱，但装房子要钱，盖房子买瓦也要钱。特别是盖房子的瓦要从100多公里外的榕江县买过来，运到一个叫另里的小寨，再花费100斤12元的价钱请人挑到敖里，成本增加了近两倍。一斤重的小小一块瓦需要近3角钱才能送到敖里。上敖里学校的建校花费，除了柱子和木板的花费外，木工、瓦等花费还要一万多元。

当地群众没有钱。因为上敖里特别偏僻，村民的经济收入就只有靠卖粮食和麦吉亚获得一些非常微小的收入，而这些收入又主要用来购买油盐。“村里的老百姓宁愿给你出几天的义务工，也没有谁能够为你出钱。”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人说。

乡政府也没有钱，罗朝明书记介绍，自从农业税取消以后，乡里财政每年只有上级返还下来的18.3万元的税收，离乡里正常支出所需要的83万元尚有很大差距，乡党委书记和乡长共同能够支配的招待费、汽车油费等等很多办公支出只有7.07万元，乡财政实在拿不出什么资金来帮助朱老师。

朱老师只是一个代课教师，每月工资只有180元，又要生活，怎么装房子？怎么盖房子？资金从哪来？她想到了小额贷款。她写了一份要贷2000元养猪的申请，还请乡教站的梁站长一起去信用社贷款。信用社工作人员看她是一个代课老师，工资太低，担心收不回帐，不愿贷款给她。她闷闷不乐回到学校，非常苦恼，吃不香，睡不着。

“我到哪里找钱呢？有谁能帮助我呢？我是不可能回家要钱的，我的父母是那样的对我，而我又从来没给家里一分钱。我一天到晚想的都是钱，我走投无路。”

最后，她还是硬着头皮回家。一进门，父亲就招呼她：“大姐，回来了。”她知道父亲不反对自己了。她第一个星期回家，什么都不说，更不敢说建校的事，每个星期接二连三地回家，星期天帮家里做农活，和父母拉家常，累得半死以后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敖里学校。

立学校的日子越来越近，最后她还是把建校的事说父母听，还特别提到“建校对我转正有很大的帮助。”一说到转正，父亲就毫不犹豫答应帮助她建校的资金，她高兴极了，心上吊着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原来我父亲是那么的好”。这样她得了1500元做立房架的钱。

2004年5月份，村干部组织群众砍树，9月份起房架，2004年的国庆节立学校。立学校时，乡所属单位分别捐资金500、100、10元，一共收到了2000多元；群众有物出物，大家吃一餐辛苦饭，喝一餐辛苦酒。

房架立起来了，装房子的钱去哪里找呢？“我得另想办法，我不能再回家要了，因为装学校还要一段很长的时间，这钱我能有办法找出来。”

今年3月份，朱维娇发现敖里的村民买货物都要到20里之外的一个集市上去购买，她就在学校房架立起来后，请木工在学校后面的柴房装修了一天，把厨房搬下来，然后用胶纸隔了大约2平方米的一小间专门卖货。他把这里命名为“敖里小学勤工俭学部”，以200元起家，慢慢滚动发展。目前已经积累了2000多元资金。

4月份，乡党委书记罗朝明和乡长吴雄到县教育局委主委叫争取到了7000元的盖房资金，朱维娇顺利地把新教学楼盖上，但楼板、墙壁的装修问题还没有解决。

曾经有人把朱维娇老师的故事贴上网络，为朱老师引来了贵州遵义市的一笔500元的捐款。5月3日，在看望朱维娇老师的时候，来自杭州的、李江、杨琦夫妇为朱维娇捐赠了1000元，来自西安的摄影师彭祥杰也为朱老师捐款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