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峡》备课必看

三峡工程问题

有一种论点说：三峡工程将有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且因为不是火力发电，所以不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

想获得巨大的收益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大坝造成的破坏也是相当严重的：100多万人必须迁移，肥沃的河岸土地将被淹没；珍稀濒危与中可能面临灭绝的威胁；某些重要的历史名胜古迹将被淹没，其中的部分古迹甚至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

其他的影响还包括：对于数千公里河流水文特性无法逆转的改变，对渔业、养殖业的破坏，带来复杂的下游洪泛区的改变，以及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某种洪灾的可能等等。下面我欢迎各位继续探讨。

在对三峡工程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时，中国科学院指出：工程最具破坏的方面是大规模的移民和大片土地被淹没。移民安置向来是中国修建大坝过程中较为头痛的问题，特别是三门峡、新安江和丹江口水库，每次移民的人数都超过30万。然而，三峡工程造成的移民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的。大坝工程将淹没19个县的部分地区，其中包括有着1000多年历史文化的涪陵和万县的部分地区以及重庆的部分地区。移民人口总数超过100万并可能将近190万。在这次移民的人口中，城镇居民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致使三峡工程的移民工作比以往的难度更大，费用更高。又因缺少合适的地点安顿如此多的移民人口，移民工作变得更加艰难。由于中国人口众多，适宜的土地已被开垦和占用，大部分的人口将会被安置到近年来人口业已过剩的水库上游贫瘠的高地上。安置100多万人的生产生活，无疑是等于重建一个社会，必将打乱原有的经济结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会在相当长的时期造成生产力水平下降，致使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再者，由于历史和交通的原因，境内工业集中布局于长江沿岸的城市和集镇。所以三峡工程淹没的工厂多，损失也大。虽然受淹厂可重新搬迁新建，但是因停产必将打乱相互协作配套的原有系统，对经济发展会造成较大的损失，最重要的是长江沿岸的千年古镇人文遗失，那些古调古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了赖以发展的土壤，到他乡人生地不熟悉，尤其是那些方言和地方戏曲无法再发展传承．

另外对农业，前面所提到的14000h平方米肥沃农田将会没入水底，土地资源严重丧失。正如这个庞大的工程在规划时所预料的，它将给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长江的鱼类资源丰富且易受破坏。由于河流的动态，河水的温度和化学组成的变化，以及符合这些鱼类生活特性的自然生活环境和食物来源的改变，都有可能对鱼的种类、数量产生影响，某些鱼种有可能因无法适应新的环境而数目骤减。

特别是工程将会严重影响到生活在长江中游的鱼类，而这一水域恰恰是中国特有的千种珍稀鱼类的主要栖息地，其中仅仅只生活在长江中下游的中华鲟和白鳍豚更令人关注。葛洲坝的建成可能已严重影响了中华鲟的繁殖，白鳍豚的数量也下降到仅有几百条，此外，另一值得关注的野生物种当属濒临灭绝的西伯利亚鹤，长江中下游恰恰是其越冬的栖息地，无疑也将受到大坝的影响。

河流的泥沙会带来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后果。长江是世界上泥沙量最大的河流之一，每年都会带走5到10亿吨的泥沙，尽管水库的泥沙流速难以预测，但专家普遍认为一般情况下每年河流携带的泥沙都将会被大坝截住。若此种假设成立，长江所携带的泥沙将在100年内填满水库。水库中的泥沙沉积会对下游造成影响。几千年来，长江三角洲地带一直把这些泥沙作为农田和渔业的营养源泉。反对三峡工程的人发出警告：水库尾部附近的泥沙流速会加快，在旱季将严重影响上游的通航，水库尾部的泥沙还会抬高河岸。成问题的是还无法准确的预测水库泥沙的沉积速度。此种情况有可能使经济效益比预期的要低很多，即便有可靠的泥沙，沉积速度记录，泥沙沉积的速度与位置也是难以预测。

以印度的多用途水库为例，水利专家穆尔蒂说：“大多数水库每年的泥沙沉积速度是建设时计算速度的145%到875%。”利奥波德指出：“世界范围内，三峡大坝是在未经充分验证的情况下进行施工的，中国约有330个大型水库，其中230座的泥沙问题相当严重，导致总蓄水量减少了14%，其中一些水库由于分析不足和设计缺陷，在不到10年的时间蓄水量下降了 50%。”

三峡工程还会产生其它多种影响因素，水库所处的地区还是水源传染病易发地区，如血吸虫病。水库中的水大量政法会减少大坝下游的水流量。该工程的反对者对大坝方形来往船只的连环闸的可靠性也表示担忧。一旦五个密切相连的闸门中的一个出现问题，那么长江的航运将会中断。葛洲坝的船闸升降机就出过类似的问题，而它只有一个闸门，在技术上比三峡工程船闸设计要简单得多，原本自由流动的河流将要变成一个缓慢流动的水库，人们担心被淹没的农田和居民区会释放出有毒物质和污染物。水库对水流的控制会增加上海市地下含水层海水入侵的可能，从而影响到上海市的供水，归根结底，三峡大坝造成的影响可涉及的范围是事先无法预测的。一旦大坝建成，它的影响将持续几十年乃至几个世纪。

从三峡工程一案例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水利工程在兴建的同时必然会产生许多对我们有害的方面。特别是大型水利工程，移民问题，泥沙问题，以及生态环境破坏，经济效益减少等问题更令人担忧。我们兴建水利工程是为了使人类更好的生活在这一“水”球上，但若不经切实真正有效详细的设计和思考，也许弊还是要大。若一个工程真正投入建设实施，我们一定要尽量减少它给我们带来的弊端，使得人们受之福而不患其灾。。水利工程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方面，它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是水利工程成功的重要途径。

新的气候变化研究表明，全球正在变暖，而气候变暖使中纬度地区绛雨增多，到时，我国黄河流域降水增多，长江流域是否也可以维持流域供水。全球变暖后中纬度降水量增加不确定，全球环境恶化，使得旱涝灾害频发，程度在加剧，也可能华北不缺水，也可能缺的更多

三峡工程主要的弊处为战争时的威胁,诱发地震,破坏环境和生物圈．

黄万里毕生反对三峡工程 预言大坝终将被迫炸掉

核心提示：今年是黄万里先生逝世5周年。出身名门，作为黄炎培之子的黄万里，一生中的转折点就是黄河三门峡工程上他的坚持己见。右派平反后，他曾六次上书国家领导人反对在长江三峡上建大坝。本文发表于2005年。

半个多世纪以来， 黄万里以学识渊博、观点独到而蜚声中外，更以敢讲真话、仗义执言而在学界独树一帜。从这个意义上说， 黄万里的离世意味着，在国内重大水利工程讨论上，另一种声音的消失

2001年8月27日下午3时5分，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90岁的 黄万里先生溘然而逝。

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著名水利工程专家。自1937年留学归国起，倾毕生心力于国内大江大河治理。

9月4日的追悼会上，他的一位学生告诉记者：在国内水利学界，多年来， 黄万里代表着科学家的良心。

他当年的助教回忆说，黄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耿直，敢说敢言，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针对谁，他都是照说不误，有时可以说是口无遮拦。在他对三门峡工程的意见中，这种性格得到了体现。

1957年6月，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开会，给前苏联专家的方案提意见，谈看法。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专家学者，除了一位名叫温善章的人提出改修低坝外，只有 黄万里一人，从根本上全面否定了前苏联专家的规划，其余的人异口同声，赞成三门峡大坝上马，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就要清水长流了。研讨会开了10天， 黄万里参加了7天，也辩论了7天，到最后，会议就成了以他为对象的批判会。

孤身反对三门峡工程，被划为“右派”

1957年上半年，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黄万里在水文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述了他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可能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的灾害。二是所谓“ 圣人出黄河清 ”的说法毫无根据。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造床质为沙土，即使从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将河床中的沙土挟裹而下。在课堂上，他对“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甚为不屑，使人觉得这种说法实出于政治阿谀而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

早在1956年5月，黄万里就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这篇文章刊于《中国水利》1957年第八期，并收入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1958年4月水利电力部印）。意见书全面否定苏联专家关于三门峡水库的规划，而不是只在个别问题上持不同意见。 在反右期间，向一个党支部书记提意见就是“反党” 。指名道姓地说邓子恢副总理的报告“不正确”。光这一句话就够右派了。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同年9月关闸蓄水拦沙，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的农民一批批挥泪踏上离乡背井之路。这一切不几乎都在黄万里的预见中吗？其实，黄万里只是本着科学家的良知，说出了关于黄河及泥沙与三门峡大坝问题的科学的真话，可是他被非民主决策击败了，他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于是三门峡工程改建的“两洞四管”方案确立。改建的四条钢管于1966年7月投入运用，增建的两个隧洞分别于1967年8月、1968年8月建成，水库淤积开始减缓，排沙能力依然不足，潼关以上河床“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

事实虽证明真理在黄万里一边，但令人伤心的是，有些人反而迁怒于提出正确意见的黄万里。1961年，黄万里“奉命在密云劳动，与昌黎民工同居同食同劳，所居半自地下掘土筑成。”“文革”中更贬他到三门峡挖厕所以示惩罚。

三门峡工程的一切问题和灾难都按黄万里的预言来了。我们从这一重大失败中总结教训，可以使我们获得大量思想资源。但传统文化的惯性却导致一些人要隐瞒真相，歪曲事实，混淆是非，为自己、为大人物、为尊者，文过饰非。

六次上书中央谈三峡问题

1980年2月26日，在度过了22年半的右派生涯后，黄万里终于获得了右派“改正的决定”。决定只有短短几行，称：“黄万里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

经历了20多年的冤屈镇压，黄万里仍没学会看政治风向表达学术观点。从上三峡大坝的消息传出后，黄万里就先后给众多国家领导人上书，不遗余力地反对在长江三峡上建大坝。

他认为：从自然地理观点，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江口苏北每年十万亩的造陆运动；淤塞重庆以上河槽，阻断航道，壅塞将漫延到泸州、合川以上，势必毁坏四川坝田。目前测量底水输移率尚缺乏可靠的手段，河工模型动床试验在长期内长段落中尚欠合理基础，只可定性，不能定量，不足以推算长江长期堆积量。故此而论， 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修 。如果是为了发电，可在云贵湘鄂赣各省非航道上建大中型电站，它们的单价低、工期短，经济效益比三峡大坝发电要大四倍以上。就流域经济规划而言，也应先修四川盆地边缘山区之坝，如乌江电站等为宜。

此外，从国防的角度看，大坝建起来后无法确保不被敌袭，也很不安全。黄万里预言：“ 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 ”同时，他还指出，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必须悬崖勒马、重新审查，建议立即停止一切筹备工作，分专题公开讨论，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黄万里教授没有被邀请参加工程论证。黄万里数次给中央领导人和政治局，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家监察部写信，痛述三峡工程的危害。要求中央决策层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没有答复。

黄万里晚年病重昏迷中仍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2001年8月27日，他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黄万里报憾辞世

“圣人出，黄河清”是封建时代的人文思维，带有谶纬迷信色彩，在严肃的科学论证面前，本来上不得台面。但当时的某些参与决策者，竟然将这种腐朽观念奉若神明。苏联专家不会懂得这个掌故，肯定是中国人才会搬出这种错误的人文思维作为武器，为错误的技术思维开路。该工程当时没有问责制，如今要想问责，主要决策者已经不在了，剩下几个技术官僚和科学“泰斗”，在责任上“顾左右而言他”，肉烂嘴不烂。

在既有三门峡和阿斯旺的前车之鉴、国内也存在众多反对意见的背景下，三峡工程议案于1992年被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通过，反对177票，弃权664票，赞成票数之少，在人大历史上是空前的。

国家机器需要“标准件”，“独立思想者”如黄万里教授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纷纷落马，或被弃置不用，形成了人才选拔上的“精英淘汰制”，这就为好用听话的“标准件”入选创造了条件。经过“文革”对文化、道德的摧残，急功近利的技术思维逐渐占据上风，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门峡工程不足四年就现世现报，水利工程逐渐变成了“水害工程”。在难以逆转的生态灾害形成之后，如何恢复生态，能否拆除这个废物，就成了谁也负责不了的“老大难”。谁又能够想象，将来三峡工程正式退休以后，后代子孙该如何为它老人家送终？

黄万里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对三门峡的意见不幸言中，痛心疾首，反复叨念：“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晚年病重昏迷中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如今三峡工程竣工，库区清污成本和长江航运成本剧增，已是不争之事实。据三峡工程防汛办提供的气象资料显示，“今年（编者按：指2005年，下同）4月份三峡坝区天气复杂和剧烈变化程度为近50年同期所少见”，请看《中国三峡工程报》的报道：“今年4月三峡坝区气候反常。气温并没随夏季的到来逐渐上升，反而呈下降趋势。4月末平均气温不足12摄氏度，4月中旬周边山区还出了较大范围的降雪，月内有3次降温过程，温差升降剧烈、颠倒错位的现象严重。另外，4月份全月降水量为236.5毫米，破坝区近10年降水量最高纪录，破宜昌地区近118年同期降水量最高纪录。”

三峡库区地质环境复杂，暴雨、洪水频发，自古以来就多滑坡。三峡大坝坝址附近区域为坚硬的花岗岩，向上游则多以碎屑岩、碳酸岩为主,包括侏罗纪遗址的粉砂岩。地质容量、环境容量的天然不足，仅国土资源部查明的滑坡就有2490处。近两年我国南北气候反常，今年重庆地区大雨滂沱，多处发生山体滑坡。这些现象是否与生态上的变异有关，虽有待专家们继续观察论证，恐怕也无须久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