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之雄理学的先驱者韩愈

我国史学家钱穆先生在所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特别指出：研究近代学术，必须从宋代开始；研究宋学，则必须从唐代开始，从研究唐代韩愈的思想开始。他说：“唐之学者，治诗赋，取进士第，得高官，卑者渔猎富贵，上者建树功名，是谓入世之士。其遯迹山林，栖心玄寂，求神仙，溺虚无，归依释老，则为出世之士。亦有既获膴仕，得厚禄美名，转而求禅问道于草泽枯槁之间者。亦有以终南为快捷方式，身在江海而心在魏阙者。独昌黎韩氏，进不愿为富贵功名，退不愿为神仙虚无，而昌言乎古之道曰：‘为古之文者，必志乎古之道。’而乐以师道自尊，此皆宋学精神也。治宋学者首昌黎，则可不昧乎其所入矣。”

我们知道宋代理学之昌盛，可以说是衰落已久的儒学之复兴；而儒学之复兴，则在唐代已见萌芽。近人胡适之先生尝以宋儒的“新孔学”，克服佛教束缚，为中国文艺复兴的中国。而真可称为宋儒“新孔学”亦即理学的先驱者，当推韩愈。

宋代的学者文人，几乎异口同声，对“文人之雄”的韩愈表示一致的推崇。如宋代的理学家石介就曾说：“孔子为圣人之至，韩吏部为贤人之至。不知更几千万亿年复有孔子，不知更几千百年复有吏部。孔子之易、春秋、圣人以来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人、原毁、佛骨表，自诸子以来未有也。呜呼，至矣。”（徂徕集尊韩）又如宋代的苏轼，平生自视颇高，但在其所作“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独推尊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并指出从东汉以来，圣道沦丧，文风败坏，佛老的邪说都流行起来。虽经唐朝贞观、开元的盛世，有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名臣的辅佐，也不能挽救；惟独平民出身的韩文公，在谈笑里领导了大众，天下的人就跟随了他，重归正路，到现在已经三百年了。他的文章，振起八代衰颓的文风；他的道理，拯救了天下人的沉溺；他的忠心，不怕触怒皇帝；他的勇气，能制伏三军的统帅。这难道不就是能参与天地造化，关系天下盛衰机运，表现了浩然正气吗？对韩愈真是推崇备至。再由于当时在政治上学术上都具有崇高地位的欧阳修出来鼓吹，尹师鲁、梅尧臣、王安石、曾巩等的推动，韩文遂大行于世，达到“天下学者非韩不学”的盛况。从宋儒的著作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韩愈对他们的重要影响。正如新唐书“韩愈传”中所说：学者敬仰他，好象群山仰望泰山，众星围绕北斗星一样。（参见新唐书卷一七六列传第一○一）

凄凉孤苦、颠沛流离

韩愈字退之，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七六八），他的原籍是河内修武（即今河南南阳县），先世曾居昌黎，所以也自称昌黎人。三岁就父母双亡，依靠着哥哥及嫂嫂郑氏抚养。七岁就知道努力学问，出口便成文章。十一岁时，他哥哥因为宰相元载得罪了朝廷，受到连累，贬官岭南。他跟着哥哥嫂嫂迁徒到南方。十五岁时，他的哥哥死在韶州刺史任内，韩愈跟着嫂嫂，带着哥哥的灵柩，万里奔波，归葬中原。又值中原多事，兵慌马乱，全家又迁居到宣州（即今安徽宣城）。命途坎坷，历尽艰苦，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韩愈有三个哥哥，都不幸很早就死去；承接先人血脉的只有韩愈和他的侄儿十二郎。“两世一身，形单影只”（韩昌黎全集第二十二卷），凄凉孤苦的身世，颠沛流离的环境，更激发他刻苦自修、好学不倦的毅力。终于读通了六经及诸子百家之学。

焚膏继晷、兀兀穷年

韩愈曾在他“进学解”一文中，借学生的口气说出他在治学方面所下的工夫。说他嘴里不停地念着六经的文章，手里不住地翻阅着诸子百家的书籍；记事的书一定要抓住纲要，言论的书一定要探求深意。“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是说他学不厌；“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见全集第十二卷），是说他非但白天苦读，夜里还要点油灯继续用功，积年累月、努力不懈。

他在“答李翊书”中勉励他在治学作文上下工夫，希望他能达到古人立言境地，不要企望赶快成功，不要为权势利禄所诱惑。要像种植果树，施肥养根，等待它结果；像点油灯，加上油，期望它发光。他说树根深厚的，果实一定丰美；灯油充足的，发光一定明亮。仁义的人，言论必定温和淳厚。

他谦称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工夫到家了没有，不过他总算孜孜不倦的已埋头学习了二十多年。当初，“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见全集第十六卷），在家忘掉一切，出外忘掉道路，专心苦读思索，寝馈于古代的典籍之中。当搜索心思拿笔写文章的时候，只求尽力躲开陈陈相因的滥调，开始时真是很吃力，很难做到；在写出来给人看的时候，常常受到别人的讥笑，却不知道这是讥笑。这样经过好些年，仍然不改变初衷，然后认识了古书里的正道与邪说，和那虽属正道但不纯粹的，都像黑白两种颜色那样明显易分了。再尽力剔除不纯粹的，慢慢就更有所得了。于是他搜索心思拿笔写文章，文思就像水流般涌出来了。写出来给人看，有人鄙笑他，他就很高兴；赞美他，反而使他忧虑，因为他担心文章里还有迎合流俗讨人喜欢的地方。这样又经过好些年，然后下笔如江河流水般滔滔奔放了。他又恐怕还有驳杂的地方，再就勃发的文思，排除其不合于道的，平心静气地去考察，直到完全纯粹了，然后充分发挥。还要在道德学识上有所涵养：立身行道方面，要走仁义的路；读书明理方面，要从六经中探索其来源；并且要终身努力，在治学作文上用深厚工夫，才能有所成就。

韩愈的文章议论严正，规模宏大。邵博在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四中指出：“韩退之之文自经中来。”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也说：“文字要奇伟，有精采，有英气、奇气……但奇伟出之自然乃妙……;此存乎其人，读书深，志气伟耳。若专学诗文，不去读圣贤书，培养本源，终费力不长进。如韩公便是百世师。”这就是韩愈自己所讲的“闳其中而肆其外”（语见进学解）“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语见答李翊书）的意思。

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

韩愈因为读书多，所以见事多，理足而识见有主，下笔为文，遂能浅深反正，四通八达。韩愈为学作文，更注重养气：胸怀浩然，则能行乎其不得不行，言乎其不得不言，言行完全出乎真诚。不徒托之以空言，且能见之于行事。持身立朝，乃能表现高风亮节，直言敢谏。新唐书本传说他“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人家讲他的坏话，毁谤他，也不惧怕，好几次得罪了执政，触怒了皇帝，被贬官、被放逐，到蛮荒远地亦不懊悔。韩愈就是这种不仅能知“道”，而且真能切实行“道”的人。

唐德宗贞元八年（公元七九二），韩愈考取了进士，时年二十五岁。因为生性耿直，不善奔竞，直到三十一岁才得到入仕的机会。在做监察御史、职方员外郎、中书舍人的时候，前后三次贬官，都是因为上疏奏陈政事，与朝廷议论不合而获罪。在宪宗朝，上表论佛骨，出言亢直，气势磅礡，忘一己之利害，置生死于度外，义之所在，则强立而不回，这是因为他平日集义养气，所蓄深厚，才能达到此一境地。

韩愈在“答李翊书”中又说：气像水，言论就像漂在水上的东西。水大了，那么能漂的东西不论大小都会漂了起来。气和言论的关系也是这样：气要是盛，那么言论不论长短，声音不论高低，都会恰当。虽是这样，他自己还不敢说已接近圆满成功的地步；即使接近成功，为人所用，又有什么可取的地方呢？不过，希求别人拔用，则必须迎合人的喜恶，自己好象是被动的器物，用与不用，完全操在别人手里。君子却不是这样，君子居心有一定道理，行为有一定规矩；用他，就把大道行于世人；不用他，就把道传给学生，或著书立说，留为后人的模范。韩愈指出：当世学古文的人很少；立志学古文，就必被遗弃于今世。他真喜欢这种人的志愿，而悲哀这种人的遭遇。他所以常称赞这种人，是劝勉他、鼓励他的意思。（参见答李翊书）

韩愈在另一篇文章“进学解”中指出，从前孟轲长于雄辩，孔子的道因此昌明，可是他游遍天下，奔走到老也没有人用他。荀卿守着正道，发挥伟大的议论，为了逃避谗言到楚国去，最后丢了官死在兰陵。这两位大儒，说出话来就是经典，一举一动都可以让人效法，且超过常人，达到圣人的境界，可是他们一生的遭遇却是如此。

上面韩愈所说的“言”与“文”，实在就是“道”，就是“理”。理直则气壮，道盛则气盛，气盛则文昌。立志学“文”的人，也就是立志行“道”的人，这种人既不肯少贬其道以迎合时俗，更不肯自毁其道以盲从邪说。这种人服官受到贬黜，被投闲置散，原是本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韩愈能够屡挫不屈，不怨不悔。

特立独行、举世非之而不惑

韩愈在伯夷颂中曾说：“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把伯夷推尊到比“作为万世标准的圣人”更上一等，真可说是“推崇备至”的了。曾国藩在求阙斋读书录中指出：“举世非之而不惑，此乃退之生平制行作文之宗旨，此自况之文也。”这实在是真正了解韩愈志节与文章的人所讲的话。

在韩愈以前一般人所写的文体，大都注重辞赋及骈体文，文体呆板，多拘偶对，使作者的思想受到束缚，而且文格绮艳，陈陈相因。韩愈起来倡为“古文”，解除束缚，恢复自由，改极呆板的骈文，为较活泼的散文，表面看来是“复古”，实际是一种“革命”。由于韩愈不愿迎合流俗，所以受尽别人的非笑。韩愈认为作文“若与世沉浮，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见答刘正夫书）。故豪杰非常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见伯夷颂），不肯随俗浮沉，以邀一时之誉。宁愿寂寞当时，但求流名于后世。

韩愈虽好读古书，学古人，但不为古书所迷，更不让古人牵着他的鼻子走。能“卓然不丐于古而一出诸己”（宋景文语），能尽力躲开陈陈相因的滥调，能温故而知新，更能融古而创新。他谏佛骨之对人主的忠心，是人臣中少有的；他趋贼营宣抚王廷凑的勇敢，也是同僚中少有的。他讲一般人所不敢讲的话，作一般人所做不到的事，特立独行，信道守道，确已达到“举世非之而不惑”的境地。

以道弘文、以文贯道

韩愈在所着“原道”一文中指出：博爱叫做仁；做事合宜叫做义；照着仁义做叫去做道；修养自己的天性圆满，无求于人叫做德。他又指出：他所讲的道德，是合仁义来一起说的。也可以说韩愈所言之道，是仁义，是修己以安百姓，是不离乎人伦日用之间的。进一步讲：韩愈所讲的道，就修养说，则是正心诚意，以至修齐治平；就人生说，则是纲纪伦常，养生送死；就政治说，则是礼乐刑政，风俗教化；这就是孔子所讲“道不远人”（中庸第十三章）的意思。

韩愈在“题欧阳生哀辞后”一文中曾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全集二十二卷）韩愈的意思是说：他是因为好古道而为古文，并不是为古文而后好古道。这乃是“以道弘文”的意思；也就是“诚于中则形于外”，道盛则气盛，气盛则文昌的意思。

韩愈的女婿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说：“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于斯道，有至焉者不也。”这不仅是说文章的好坏与入道的深浅有密切的关系，而是说“文”与“道”是一以贯之的东西。说“以文贯道”，与“以文明道”，及“以文载道”，有极大的距离。“以文明道”是说文章可以明道教人，可以记事传世，是发扬道德的工具；文章的醇驳，看它见道的多少而有差别。“以文载道”则其境界较“以文明道”更深一层，是说文章要能直趋圣人之大道，能窥大道之全，乃可以言“载道”。“以文贯道”则又深一层，是说文道一贯，文以道为内容，道以文为形式，二者已发生不可分的关系，再进一步就可渐渐达到“文道合一”的境地。

古时候的圣人，能体道于身。道充于中，事触于外，形乎言而成文。宣之于文，发之于功名事业，无非为其道之外见。故其文即道，其道即文。韩愈一生学道好文，二者兼营：“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能约六经之旨以成文；其立身行事，出处进退，又能一合乎道；文以行立，行以文传。所以宋朝的欧阳修说：“昔孔、孟惶惶于一时，而师法于千万世；韩氏之文，没而不见者二百年，而后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恶之所上下；盖其久而愈明，不可磨灭，虽蔽于暂，终耀于无穷者，其道当然也。”（记旧本韩文后）

以师自任、以道自任

韩愈作“师说”一篇，一开始即说：古代求学问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人不是生来就知道一切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呢？有疑问不去跟老师学习，他的疑问就永远不能解决了。

韩愈认为：比他年岁大的，理解道比他早，他就跟着学；比他年岁小的，如果理解道也比他早，他也跟着学。他师法的是道，那里管年岁比他大还是小呢？所以不管是富贵还是贫贱，是年长还是年幼，道在那里，老师也就在那里。

韩愈接着指出：由于师道之不传，所以人多不学；一般人爱其子，故择师而教之，可是临到他自己却见理不明，以找老师为可耻。韩愈又指出：巫医百工不耻相师，可是士大夫求师，则群聚而非笑之；孔子大圣尚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而多方求师；士大夫不求师，则由于不知术业有专攻，不明见贤思齐的道理。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见全集第十二卷师说）照曾国藩的解释；传道是传修己治人仁义伦常之道，受业是受古文六艺之业，解惑即指解此二者之惑。教师的目的在明道、传道，而道不外乎明五伦。师之名，虽不列于五伦之内，而五伦之名，实赖师以明。无师则亦无五伦，道不外乎明五伦，而五伦之外，别无所谓道，所以说“道之所存，即师之所存也”。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指出：孟子曾说过：“人的毛病，在喜欢做老师”。从魏晋以后，人更不重视老师。现代没听说有作老师的；有了，大家就讥笑他，以为是疯子。只有韩愈奋然不顾时俗，冒着人家的讥笑侮辱，招收后进学者，发表“师说”，板着脸孔，要做老师。社会上果然有许多人奇怪，手指目视，一起责骂他，把他作为谈笑的资料。韩愈因此得了个“疯子”的名号。

韩愈所以“召闹取怒”，“抗颜而为师”，并不是他“好为人师”。他的“以师自任”，一方面是他不愿随俗浮沈、迎合时下的风气，而要移风易俗，行古道，“独为所不为”；一方面是他“古道热肠”，基于对青年后进的爱心与责任心之驱使，因此他要“以师自任”“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所以韩愈“以师自任”的主旨，还是为了传“道”。他在“师说”中所讲“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仍是“闻道有先后”，“以道为主”的说法。

韩愈卒于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八二四），享年五十七岁。韩愈的学生皇甫湜，在所作“韩文公墓志铭”中，说他为人坦白明朗，胸无城府；宗族姻亲朋友故旧不能自立的，穿衣吃饭嫁女娶妻治丧埋葬诸事，完全靠他帮忙。平日在家里，就是睡觉吃饭也要带著书，累了当做枕头，吃饭用来提口味。讲解论说，孜孜不倦，如此磨炼学生，还恐怕不够完美。又用幽默的笑话及吟诗歌的方式来舒畅精神，终要想尽方法，使学生陶醉在义理里，忘了回去。

在韩愈侄女婿李翱所作韩公行状中指出：韩愈幼年由嫂郑夫人抚养长大，嫂死之后，他穿一年丧服，以报答她的抚育之恩。在他所作祭郑夫人文及祭十二郎文中，我们可以在字里行间体会到他的哀恸，体会到他对家人的深厚的感情。他待人诚恳，与人相交，始终不变；于后进则爱护备至，提掖有加，惟恐失其成就，这就是“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第二十章）。他所说的“道”，不仅表现在他的言论上、他的文章上，也表现在他的性情之中，表现在他的立身行事上。

韩愈在所作“原道”一文中指出：他所讲的这个道，由唐尧传给虞舜，虞舜传给夏禹，夏禹传给商汤，商汤传给周文王、武王、周公。周文王、武王、周公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轲；孟轲死了，就没有人得到真传了。韩愈虽未明言“道统”由他而传，而“以道自任”之意，则隐然可见。

文彦博、杜牧都说过：称孔子之德，莫如孟子；称孔子之尊，莫如韩愈。（参见樊川集及文潞公集绛州新修至圣文宣王庙碑记）我们假如说孔子之道，由孟子、韩愈之阐扬而益为昌明，则是毫无疑问的。孟子距杨、墨而道以之传；韩愈排老、佛而道亦因文以见。自孟子以后，韩愈以前，虽不乏尊孔孟，或辟佛老者，但可以说，其影响的深远和钜大，没有一个人可以比得上韩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