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文教育的“伪圣化”

我以为，中国的语文教育，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弊端，其中一个是“伪圣化”。

所谓“伪圣化”，就是用一套惟一的“公共思维”模式，箝制师生丰富多元的精神方式、说话方式，压抑精神自由，禁绝个性语言，让全体师生都用一个模式思维、用一套话语说话；就是用伪神圣、假崇高的观点去看待“高尚”、“健康”、“先进”、“有意义”等真正的人文价值范畴，让师生的语言，远离真实的人生和真实的现实生活。

“伪圣化”产生于语文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化”情结。推动它的是中国语文教育中的两股思潮，“文以载‘道’”思潮和“文‘道’合一”思潮（“道”之所以加引号，是因所谓“道”不过是狭隘的、急功近利的政治思想）。

第一种表现——禁绝个性语言、多元解读

譬如，我们总喜欢面命耳提地引导十几岁的学生“说崇高的话”；我们总爱说，“《项链》是批判资产阶级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雷雨》是揭示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和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麦琪的礼物》是表达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小人物悲惨生活的同情”；甚至“《绿》是对祖国山水和大自然的热爱”。

崇高、有意义这些人文价值理应倡导；但关键是怎样理解、如何把握 “有意义”和“崇高”？那些课文也的确可以如此解读———但是，是否只有惟一的解读？必须强制性地如此解读？可否允许教师与学生做出自我的、多元的合理解读？

一位高中生说：“最令人气愤的就是作文课了……所谓练习议论文是怎么个练法呢？第1段必须在4行以内，并且提出论点；第2、3段都必须先设立分论点然后行文；第4段总结全文，提出口号，也必须在4行以内。纯粹一个‘四股文’！且慢，论点还有要求，必须是靠近理想、奉献、爱国等重大主题。有一次老师要求评述《祥林嫂》一文，我评论的是她的几个希望的产生与幻灭，自以为文采等都还可以，没想到被判为零分，并被勒令重写。原因是评述本文最佳角度是抨击封建礼教的罪恶。”（付刚《学生：作文如八股》）

学生不能说出自己的真实体验，不能抒发自己真实经历的内心感受，不能说出有独立精神体验的有个性的话。

再者，教师们如此这般日久天长地面命耳提，一节课一节课地训导熏染，我们的学生就学会了根据不同的公众场合、根据不同的人们的不同需要，说人们想听的话，而不是说自我真实体验的话。有时甚至说假话、套话。

教师在课上也不敢跟学生说自己的真心话，只能把真实的自我隐藏起来，包裹起来：只为应付考试背一串教参上抄来的话，说一通不得不说的话。语文课，应是最具人文特性的课，可是人的最基本的精神自由哪里去了？《项链》题旨是否只能惟一地解释为批判资产阶级虚荣心与追求享乐的思想？能否像北大钱理群教授所解读的：“作者正是为人的命运的‘变化莫测’，人太容易为生命中的‘偶然’所左右，而感到不可理解。”《项链》作者自己也说“人生是多么变幻无常啊，极细小的一件事可以败坏你，也可以成全你！”

对统编教材中的每一篇文章，为什么只能有全国绝对一致的或大体一致的解读？对有些文章，可否允许教师和学生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生命体验，进行稍许独到的自我阐释、自我解读？

第二种表现——定制统一的公共话语套子让师生共同使用

师生的表达，大体都有统一的套子。如，写青松，必须联想先烈；写石子，必须联想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写太阳、写春雨，必须联想党的温暖、党的培育、党的政策；写长城，必想解放军。我们年纪稍大一点的人，都是被上千堂语文课“培养”、“训练”出来的。我们可以沉静下来，深入想一想，通过这上千堂语文课的“训导”，在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当中，甚至连一些基本语汇，都成了“公共”的了，都是两两相合的。譬如白衣天使与护士、医生；蜡烛、孜孜不倦、兢兢业业与教师；残酷、黑暗、吃人与资本主义、旧社会；光明、温暖、与社会主义、新中国等等。在说话、写作中，只有如此这般相联，方才合格，主题才积极，才是有意义。否则，语文老师那里就通不过。

比方，你绝对不能写一个教师的懒惰、不敬业；绝对不能写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文明与友爱，也绝对不能写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丝愚昧与丑恶；甚至绝对不能写见了落叶之后所引发的一些愁思，绝对不能写你对富足的物质生活的向往与期盼……你总是被面命耳提地告知，必须升华，必须昂扬，必须写正面，写光明，写本质，写积极的一面，必须写精神追求，不能写物质追求，不能写消极，不能写阴暗面，等等。当学生时，是老师面命耳提告诫你；走上社会后，提笔写作或张口说话时，是你自己下意识地告诫自己———这已经成了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我们的孩子们被纳入了一个个早已准备好的套子之中。孩子们的精神、孩子们的个性就是如此泯灭的！

我们可以抽查天南地北、城市乡村的学生作文，会有一个惊人发现，相当数量的作文，从谋篇布局，到语词的选用，甚至开头结尾，都如出一辙。你很难见到有个性的文章。千万个不同的大脑，却有着大体一样精神套路、言语方式！

中央党校一位34岁的教授李书磊博士，他当年在北大读书时，亲身经历了一件难以忘怀的事。上英语课，外籍教师让全班学生用英语写一篇作文《我的母亲》。大家都写得相当流畅，因为从小学到中学写了不知多少遍了。然而英语教师在阅读了全部作文后，脸色非常难看地走进教室， “用一种陌生的、带着几分怜悯的眼神扫了我们一眼，就像是看一群猴子一样———这一眼看得我们自惭形秽。

原来我们每个人无例外地都写了自己的母亲多么慈祥，多么勤劳，我们多么爱我们的母亲，连用的形容词都大致相近。从小学我们就是这么写的。她用手指点着这些目瞪口呆的学生：‘你，王！你，李！难道你们大家都长着同一个脑袋？难道你们的母亲没有虐待过你们？难道你们的母亲就没有好吃懒做的吗？难道你们对母亲就没有一点遗憾吗？’遗憾当然有，但一写成文章我们却只会这么写。我们早已学会在表达中排除个人经验而服从公共套路。”（《为什么远行》）

李书磊痛愤地说：“现在我是一个‘吃写作饭’的人，而我写作的最大的困难也是最大痛苦，就是总得费力地排除来自学生作文时代的陈词滥调。倒不是说那些词调没有意义，但从文章学的角度看，它们因变成了公共语言而毫无意思……人就是这么给弄呆的。我至今也没有怨恨过我的语文老师，我知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但我却无法原谅这种写作培养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我们的有些语文教师，不但没有成为语文学习的导航人，反而成了扼杀“天才”的刀斧手———深入地说，这决不是广大语文教师的过错，语文教师也是社会培养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