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劝学篇》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又号香严，晚年号抱冰老人，清朝直隶(河北)南皮人。张之洞出身于中国清朝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其父辈以上三世为州县官。他在27岁时中进士，以殿试一甲第三名的资历授职翰林院编修。同治六年(1867)年充任浙江乡试副考官，不久离京到湖北任学政。同治十二年(1873)典试四川，就任学政。光绪七年(1882)初出任山西巡抚。三年后升为两广总督。光绪十五年(1889)调任湖广总督，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离任，在此十七年间曾在1895至1896年临时代理两江总督，并在1902至1903年入京参加清末“新政”从事厘定新学制。1907年调任朝中任军机大臣，主管学部，总揽全国教育大权。1909年病卒，谥文襄。张之洞的仕宦生涯长达40余年，而且大部分时间为地方官，是清朝末期最有影响的封疆大吏，尤在湖广任内，大办洋务，兴实业，办工厂，主张工业救国，成为清末杰出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同时，他在任地方官和主管学部期间，大力创办新学堂，改革旧书院，倡导留学教育，而且亲自参与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学制的制定工作，从而使得他成为中国近代最有实际影响的教育改革家。然而，真正使得他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还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而是他在长期的政治和教育实践基础上，迎合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和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需要，在中西文化大冲突和大融合的特殊历史的环境与氛围中，全面地总结了洋务派和清王朝统治集团开明人士的政教思想，以新儒家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调和论为思想基础，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系统的教育主张，这一教育主张深远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改革方向及文化发展趋向，亦成为中国近代最有影响的教育思想家。

张之洞一生著述颇丰，后人编有《张文襄公全集》共229卷，包括他一生撰述的各种奏议、公牍、文集等，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轩语》、《书目答问》、《抱冰堂弟子记》和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劝学篇》。

《劝学篇》，张之洞著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并于同年发表。该书系统地阐述了“中体西用”的思想。1901年初，清政府实行“新政”，把“中体西用”作为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 要求学堂“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以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1903年，张之洞主持厘订癸卯学制，明确提出以“中体西用”为“立学宗旨”，强调“以忠孝为敷教之本，以礼法为训俗之方，以练习技能为致用治生之具”。1906年，学部正式宣布中体西用的教育宗旨，规定：“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拒异说者；”“中国民质之所最缺”的是“西学”，“而亟宜针砭以图振起者”。同年，发布上渝，强调“学堂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劝学篇》不仅受清廷的重视，而且也受外国传教士的赏识，美国传教士渥内基(Samuel Wood Bridge)竟将《劝学篇》译成英文，题名为《中国的唯一希望》。在华的耶稣会教士，还将此书译成法文出版。它的影响广播于海内外，由此成为一代名著。

《劝学篇》全书共24篇，分内篇和外篇两大部分。内篇包括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九篇：外篇包括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十五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张之洞在本书的《序》中申明：“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以为“务本”“务通”，使表政里学均以“中体西用”为宗旨，既可兴人才，而且籍人才以“保国、保教、保种。”这里的所谓“本”，亦即所谓“中体”，是指有关世道人心的封建纲常名教，所谓“通”，亦即所谓“用”，是指有关富国强兵的工商学校报馆练兵矿物铁路诸事。在《序》中，张之洞对这本4万字的《劝学篇》各篇大意作了说明，如《同心》篇，在于“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手足利则耳目康，血气盛则心志刚。贤才众多，国势自昌也”。“明纲”者，“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宗经》，“周秦诸子，瑜不掩瑕，取节则可，破道勿听，必折衷于圣也”。《正权》，“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之乱政也”。《循序》，“先入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游学》，“明时势，长志气，扩见闻，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功也。”《设学》，“广立学堂，储为时用，为习帖括者击蒙也”。《学制》，“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择善而从也。”《广译》，“从西师之益有限，译西书之益无方也”。总之，24篇之义括之为“五知”，即知耻、知惧、知变、知要、知本。所谓知耻知惧，是要以明晓中国所处的恶劣的国际环境为忧惧，发愤自励，卧薪尝胆，以防止中国亡国灭种丧教。所谓知变，即要知道“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所谓知要，即“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所谓知本，就是“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以为“无学、无力、无耻，则愚且柔；有学、有力、有耻，则明且强”。在《序》中，张之洞阐明了撰述《劝学篇》的写作目的和各篇大意，并说明了他的良苦用心在于矫正新旧两派的极端做法，企图以折衷调和的态度与精神，寻找新旧两派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即“中体西用”。指出在有史以来的急剧“世变”之际，“海内志士，发愤搤捥。于是图校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以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瘉，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其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客观上，张之洞的《劝学篇》旨在对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派的“邪说”展开正面攻击，在戊戌年间新旧两派即将摊牌的关口，“绝康、梁并谢天下耳”。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史上作为后期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是极其复杂的。一方面他鉴于当时清王朝的政治和教育腐败，提出整顿学政和大力倡导新学的主张，而且在实践上他有别于旧洋务派只重军事、工业学堂的作法，而是从革新旧教育内容与形式着手，改革旧书院为新学堂，或变革书院的教学内容与教学目的。如在湖北、四川、山西所建的经心书院、尊经书院、令德书院以及在广州所建的广雅书院和湖北的两湖书院，都是当时比较著名的教育机构。建设这些书院的目的，旨在培养“明体达用之士”，“羽翼圣道”、“匡济时艰”。他对各种教学内容的具体要求是：“经义以通大义为主，不取琐屑；史学以贯通古今为主，不取空论；性理之学以践履笃实为主，不取矫伪；经济之学以知今切用为主，不取泛滥”。他主张书院教育培养“体用兼备”人才，“令守道之儒兼为识时之俊”。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当维新派提出改革旧书院为新学堂时，他上书清廷，提出将经心、两湖书院改为学堂，“按照学堂办法，严立学规，改定课程，一洗帖括词章之习，惟以造真才济时用为要归”。改造后的两湖书院分设经学、史学，地舆学、算学四门；经心书院分设外政、天文、格致、制造四门，并以算学为公共必修课。不久，他又提出：“书院之设，原以讲求实学非尚训诂词章，凡天文、舆地、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皆儒生分内之事。”因此增加实用科目，汰减。经史内容。在创办和改造书院方面他坚持“中体西用”的办学宗旨，在创办新式学堂如湖北自强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黄埔鱼雷学堂，湖北武备学堂、三江师范学堂、武昌农务学堂及工艺学堂，以及他所倡导的留学教育，也都贯彻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立学宗旨。“中体西用”的思想作为《劝学篇》全书的主体思想，它反映了张之洞改革旧教育和倡导新教育的保守主义立场与观点，同时也反映了清末教育革新思潮的时代特征和历史趋归的必然性。

张之洞虽然是洋务派的后期领袖，竭力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但由于他面对现实，通权变法，怀有爱国之心，所以他在政教方面也时有接近维新派乃至直接接受维新派某些主张和作法的进步表现。如在暂署两江总督和返任湖广总督时，他先后资助上海强学会、《强学报》和《时务报》，既有靠拢维新派的打算，又有控制维新派的意图。1897年，湖南维新派创办时务学堂，筹办新式水陆交通，开矿山，设武备学堂，组织保卫局，设立南学会，出版《湘学新报》(后改名《湘学报》)，张之洞亦曾夸贽，认为“《湘学报》大率皆教人人讲求经济时务之法”，“有裨士林”，通饬湖北各道府州县“一体购阅”。但是，张之洞对变法运动并非真心拥护，而是像严复所指出的：张之洞以“谈新法为一极时髦之装，以此随声附和，不出于心”。尽管如此，他的思想势必要受到维新派的影响。由于张之洞处于复杂矛盾的特殊历史时代，既要变法图新，又要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因此他在思想理论上不得不徘徊于改革派和守旧派之间，倡导“中体西用”。

一般史学家们认为，“中体西用”的主张，不是张之洞最早提出的。如1861年改良派冯桂芬在其《采西学议》一文中提出要 “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896年孙家鼐在奏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正式提出“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完整概念。张之洞的《劝学篇》对“中体西用”从理论上作了系统论述并使之成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它之所以成为一部教育名著，正是因为它对中国近代改良派和洋务派发起的 “中体西用”教育思潮作了一个具有相当深度的比较全面的理论总结，为中国教育思想发展史由近代转向现代，起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

《劝学篇》以“中体西用”为本书的“一贯之道”，主张在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原则下，谨慎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西艺”与 “西政”，以此来“补”封建制度之“阙”，“起”清廷统治之“疾”，在西方文化、政治、经济、教育等的尉烈冲击下，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利。《劝学篇》的核心问题是要求人们“保国、保教、保种”。张之洞认为，西方之强，中国之弱，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实。但是，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不是外在的军事技术和军事实力的悬殊，而是由于中西文化与教育的重大区别。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从本质说来，注重治道人心，沿续了几千年的纲常名教，对于维护封建统治和社会伦理秩序有重大作用，这是西方基督教不可替代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主张以西方宗教取代儒教，以西方“民权”取代封建专制统治，只能使“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因此必须从文化与教育方面做固“本”的工作，使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这个“本体”牢固地存在，并且永远作为中国政治的基础。《劝学篇》指出：新学派和旧学派均不识时务，旧者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新者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由是使中国文化与教育根本动摇，祸乱相仍，“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有鉴如此，《劝学篇》着重阐述了“保名教”即是“保中国”和“保种”的根本措施问题。

诚然，张之洞作为开明的洋务派，并不像早期洋务派和当时的“国粹”守旧派那样，完全抵制和否认西方文化与教育的，相反他认为中国要富强，要保国保教保种，就必须承认中国文化与教育那些不合时宜的落后成份，大胆地学习西方的文化与教育。他从中国传统的“政教合一”的认识出发，以为教育是政治的一部分，但应重于技艺，所以他提出学习西方文化，要有区别和选择，“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他说：“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尽管这里的“西政”，不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所指的民主宪政，更不是民权之说，而是作为政治基础的学校、教育和选士制度等。《劝学篇》以十五篇的篇幅，大胆地提出了改革学校、变科举、游学、广译西书、变法、练兵、兴办农工商学、修铁路、兴矿业以及建立新学制体系的建议，尽管这些主张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统治的保守主义改良之策，然而它毕竟适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并为清王朝统治集团所认同和接受，在客观上对于推动旧教育的改革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起了实际作用。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自古以来，急剧的革命和变法都要受到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的阻滞乃至最终归于失败。张之洞在戊戌维新运动处于即将夭折之际抛出《劝学篇》，一方面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老练圆滑之举，另一方面也是为维新运动失败后推行“不改其旧”以“求新”改良作思想、舆论上的准备。《劝学篇》提出“中体西用”的系统思想，以恪守纲常名教的保守主义态度，揣度清朝统治者可接受的心理，从文化和教育的建设方面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思想，力图将社会、教育的改良引向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在一定意义上说，《劝学篇》的“中体西用”主张，是中国近代封建统治集团推行改良主义政策的必然结论，尽管它只强调了中西文化与教育的肤浅的、表层的、硬性的结合，但是它确实把中西文化与教育的可融性、共同性及特殊性作为中国政治与教育建设的基础，首次系统地提出以中国旧文化作为主体建筑的骨架，把西方新文化作为这个建筑的可利用材料，企图通过教育手段来建构一个“中体西用”的新文化体系，并通过这一新文化体系的建设来改良国家政治，“富国强兵”，“保教保种”。尽管这在理论上是极其荒谬的，但在实践上却能超越顽固派死守“中学”、“旧学”的偏见，并避免了维新派“全盘西化”的失败和超越历史现实的幻想，成为清末统治者可接受的改良思想，影响了文化政策的修订，促进了教育制度的改造和近代第一个新学制的诞生，从而推动了旧教育内容的全面改革和留学教育的发展。

《劝学篇》作为中国近代最有影响的一部教育名著，除了上述历史原因和学术意义外，其中部分篇章所提出的改革和发展教育的思想与措施，是值得介绍的。

在《外篇·游学第二》中，张之洞极力主张发展留学教育事业。指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如日本“伊藤、山县、檀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诸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他列举中外古今留学生归国后的创举事实，说明留学教育事业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并主张中国的留学教育应当重点学习东邻日本，因为它有“路近省费”、“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和西学经日本“已删节而酌改之”，且“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所以留学日本比留学西洋有许多捷便之处。他批评近代以来留学教育的失败在于“失之幼”、“失之使臣监督不措意”，“失之不选”。所谓“失之幼”，是早期洋务派仅派幼童赴西洋留学，没有扎实的中学功底，为西学所化，且人才不多，难予应急之需。所谓“失之使监督”，是指对留学生的管理不善。“失之不选”，是指遣派的留学生不得人选。由于这些原因，导致从前的留学教育失败或成效甚微。但是，张之洞认为留学教育是势在必行的且关系国家人才培养的大事，“若因噎废食之谈，豚蹄篝车之望，此乃祸人家国之邪说，勿听可也。”坚决主张发展留学教育事业。这一主张对清末留学运动的勃兴确实起了推动作用。

在《外篇·设学第三》中，张之洞主张“非天下广设学堂不可”。以为：“夫学堂未设，养之无素，而求之于仓卒，犹不树林木而望隆栋，不作陂池而望巨鱼也”。学校是养才重地，而人才是国家之本，因此要刷新政治，富国强兵，“必以学有初基”。他倡议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皆宜有学，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中小学以备升入大学堂之选，形成大中小学相互衔接的教育系统。他规定大中小学校的教学内容，要求以中学为本，西学为辅。“学堂之法”六条：“一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政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二曰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小学堂先艺而后政，大中学堂先政而后艺。西艺必专门，非十年不成；西政可兼通数事，三年可得要领。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然讲西政者，亦宜略考西艺之功用，始知西政之用意”。“一日宜教少年”，把青少年作为主要教育对象；“一日不课时文”，以史事、地理、政治、算学等为学校教育主要内容；“一日不令争利”，即改革教育经费管理制度；“一日师不苛求”，即教授新学堂的教师，只要对新书介绍的“政艺要领”研求三月以上的高明之士，即可以教小学堂。至于师资问题待后师范教育兴起即可逐步解决。张之洞有鉴于国家财政匮乏，要求兴办新学堂的经费从多渠道解决，如改书院为学堂则取经费于原有学田，或取资于赛会演戏之款、祠堂之费，或寺观田产等。所有这些，均对清末书院改学堂运动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在《学制》和《变科举》篇，张之洞系统提出改革旧教育体制，使学校教育与实际人才的养用相结合的主张。他以为国家人才的培养，必须参照外洋各国的学校制度，有专门之学，有公共之学，通过系统的教养训练以造就专门人才和“学成之后仕宦工商各有生计的劳动者”。他认为外国的学制，优于中国教育制度，其专门之学，“极深研几，发古人所未发”，有利于学术的发明和专门人才的培养；“公共之学，所读有定书，所习有定事，所知有定理，日课有定程，学成有定期”，“国家欲用人才，则取之于学堂，验其学堂的凭据，则知其任何官职而授之。是以官无不习之事，士无无用之学。”这种把学校教育与任官选才相结合的方法，是“以教为养之法”，应当效仿。张之洞从政教合一的传统观点出发看待西方的学制，并以此观点作为他“变科举”的思想基础。在《变科举》文中，他批评科举之弊败坏人才，但他认为完全废除科举制度是不合时宜的，故“窃渭今日科举之制，宜存其大休而斟酌修改之”。如何“修改”呢？这就是将三场先后次序互易之，增加西政西艺及时务经济考试内容。“大抵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实际上张之洞主张的科举变革，只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改良，他根本不想采取由学校来选拔人才的方法，这与他希慕西方学制的观点是十分矛盾的，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他深知科举是封建政治的支柱，“中国仕宦出于科举”，“其得美官者，膺重权者，必于科举乎取之”。而且科举制度的推行，确有益于“中体西用”办学宗旨的落实，可得“纯正之士”。这种变科举的主张，实际上与古代的科举改革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使之稍有更改以适应时宜而已。

总之，《劝学篇》作为中国近代封建社会即将解体、中西文化与教育日益由冲突、碰撞而趋向汇通、融合、改造与吸收的特殊历史时代的产物，系统地总结了近代以来的“中体西用”思想，并把它作为一种教育纲领提出来，确对中国政治、文化、教育诸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劝学篇》的评价，历来不同学派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持有不同看法。如梁启超说：《劝学篇》不特无益于时，然而大累于世。“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得掩鼻而过之”。严复指出，《劝学篇》的“中体西用”论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至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胡适等人对“中体西用”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所有这些，都证明《劝学篇》在客观实践上产生过不可低估的影响。对于它的消极面没有充分的认识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张之洞作为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制度重要的奠基人，他所著《劝学篇》之所以能够产生持久的影响，除了中国传统教育与旧文化作为它的生存土壤存在外，还应该承认《劝学篇》作为向西方学习和力图保持本土文化生命力方面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它给僵化的封建文化体系打开了一个缺口，并以保守主义的方式推进了中国旧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改革，初步提出了一个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革新的基础上建设融通中西的文化模式与教育体系的设想。所有这些，它在理论上有超越守旧派和早期洋务派的地方，对于这一点进步是应当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