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特级教师的历史贡献与局限

作为语文教师“族谱”中的精英，令人仰慕的特级教师，其人格特色、教学理念及其实践业绩浓缩着语文教育的斑驳昨天。尤其是其中声名显赫、影响深广的教学明星，镌刻着历史新时期以来语文教育的沧桑“年轮”，而今，以理性的目光予以历史的回眸，以理想的诗情予以审美的聚焦——这无疑是从全预制、全封闭和全垄断的指令型课程向生成型、开放型、多元化的新课程作“范式转换”的题中应有之义。

早在2000年，浙江教育学院主办的《教学月刊》（中学文科版）于当年第5期始，即展开了对所谓“南钱北魏”（即上海的钱梦龙和辽宁的魏书生）的热烈讨论，引发了对语文教坛著名星级人物的批判性反思。尽管此时依然褒贬不一、各执其词，但质疑和批判之声开始居于主导地位。正如蒋成瑀先生所评述的：“《教学月刊》架设对话平台，对 ‘南钱北魏’所倡导的模式进行反思，不是针对个人的。我们尊重钱梦龙和魏书生的政治地位、道德人格；对他们所获得的各种荣誉，表示敬意。但是与语文教学相关的学术问题，只能直言不讳，坦陈己见。在学术研究领域，没有权威、上帝和裁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①这场讨论的积极意义在于：通过对语文教星及其在指令型课程中形成的教学模式的“发难”，开始了对教星们所象征的那个时代的语文教育之反思。应该说，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此后，伴随着课程改革的逐渐推开和新课程理念的深入人心，对语文教星们的问难之声渐趋增多。最引人关注的是2004年初，由成都《教师之友》杂志第1期刊发、《现代教育报》于同年2月18日始陆续转载的一组“那一代”专题文章，该专题三篇文章分别对魏书生、于漪、钱梦龙作出了言辞激烈、笔锋犀利的否定性评判。“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善于审时度势的编辑给广大语文教师提供了一种能解除无形精神“遮蔽”的开放视野。《福建教育》（B刊）2004年4、5、6、8四期共刊四组文章，以“提供一个表达见解、民主交流的平台”为目的，继续这场引人广泛注目的讨论。

客观地说，闪亮的教星们既有至今令人称叹的历史贡献，也无法抹去时代使然的历史局限。

其一，教星们的辉煌其实代表着一个新教育时代的复兴与崛起。进入历史新时期以后，教育界与其他领域一样出现了“解冻”的春天——以违背人民意愿的反教育、反语文的恶劣倾向，开始受到纠正；被卸除了“臭老九”恶名的教师以清新的解放感而倾心投入到语文教育改革的时代潮流中。其中涌现了来自教学一线、在小小的课堂上做出了大大的文章的于漪、魏书生和钱梦龙三位代表人物。他们属于这个刚刚复苏的教育时代，是拨乱归正后语文教育改革的先锋。最初崛起于上海杨浦中学的于漪老师，鲜明地确认了语文学科工具性和思想性的统一，并逐渐演绎为语文教学应以语言和思维训练为核心、语文教育应综合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思想素质、道德情操和文化素养等观点，这无疑是语文教学观念的归正和升华；在具体教学中，作为情感派的代表人物，于漪热情横溢、才华独具，并通过精心设计和有效渲染，激发起青春生命的浓郁情趣，使之如浴春风、享受审美愉悦。最初在上海嘉定三中任教的钱梦龙先生，在刚刚结束的“人的缺席”和人性沦丧时期的80年代初，就在语文教学界率先提出了将“学生为主体”作为核心和特征的著名主张。由于前苏联凯洛夫教育思想的深刻负面影响，由于大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行政体制长期运作的惯性使然，学生一直处于那种被支配、被役使和被接受的压抑状态，根本上被剥夺了学习的自主性、选择性和调控性。而钱梦龙先生的“学生主体说”则提醒教学界必须关注学生学习的这些合法权利，尤其是唤醒了一线教师关于“谁是课堂主体”这种“问题意识”（从不是问题→意识到是问题，这本身不正蕴含着教学进步的可能性吗？）。至于他归纳提炼的阅读课的四种课型（亦称结构模式），即阅读式、教读式、练习式和复读式，贯穿着“学生主体”这个基本理念，它们作为实践模式因凸显了学生“自主学习”这个主题而分外新人耳目。作为语文教学界的一位“怪才”，辽宁省盘锦实验中学的魏书生凭借对教育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对童心世界的赤诚憧憬，专注探求在当时条件下的那种自主学习。诸如着力提高学生自主、自治、自律的主体意识，激发学生自学语文的浓厚兴趣，教给学生自学语文的方法，并怡然养成习惯等等。至于他的“六步课堂教学法”（定向——自学——讨论——答疑——自测——自结），则是上述探求在课堂教学中的一种具体体现。魏书生从全面育人的角度去全方位寻觅如何提高并真正落实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几乎已经穷尽了当时指令型课程范式下释放学生主体性的所有可能。综上所述，三位特级教师在对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课程的目标以及教学观念、方法等方面所做出的颇具价值的探求，是对极“左”政治思潮影响下反教育、反语文恶劣倾向的有力反拨，顺应了历史新时期社会各领域全方位改革的时代潮，并且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基础教育界空前热烈的教育改革。虽然，后来由于有些教师将学习教学改革简化为单纯模仿教星的教学模式，致使语文教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僵化的套路，但是，这并不减损于漪、钱梦龙和魏书生三位教星自身的光彩以及他们对当代语文教育的历史性贡献。在一个没有教育的时代恢复了教育，在一个没有语文的时代恢复了语文，这就是教星们的成功所在，也是为当时社会各界所广泛认可的历史原因所在。

其二，教星们以其艰辛而又为世人瞩目的实践昭示了一种超越时代的敬业精神和献身精神。这并不是寻常意义上所谓“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牺牲，而是以高度虔诚和持续努力为代价而赢得的事业感和成就感，是突破灰色平庸而凸显亮丽人生价值的执著追求。在传统的指令型课程与教学中，作为课程附庸的语文教师难免成了知识与义理的单向度阐释者，难免成为单调乏味、匠气十足的上下位灌输者，其本真正意义上的职业使命感在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机械运作中常常被消耗殆尽，其体现个人生命价值的个性化追求在这种无情的、共性化的简单复制中往往被斫损至无。这样，于无奈中打发平庸岁月、甚至于浑噩中消磨生命，就成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