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的悲剧——被误读的《黔之驴》

《黔之驴》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的寓言名篇，当今流行的几个版本的初中语文教材中都选有此文。其寓意按照教参上大众化理解为：讽刺“统治集团中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无才无德、外强中干的某些上层人物”。然而，这种理解疑点颇多：柳宗元笔下的驴似乎不像高官显吏，也未“仗势欺人”，谈不上与“上层人物”有多大关系；相反，它看起来是个可怜的动物，其遭遇尤其值得同情。一句话，柳宗元创作此文的本意或者说这篇寓言的真正寓意有重新解读的必要。

一、不可谈“驴”而不顾“麋”“鼠”——从《三戒》说起

很多人在研究我国古代寓言时疏忽了一点，我国古代寓言不同于独立成篇的西方寓言，而往往是长文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仅仅是说理的一种手段，所以不可以割裂后单独分析寓言的寓义，而应该还原在长文中理解作者所赋予的意义。《黔之驴》是柳宗元一组寓言《三戒》的第二篇（第一篇为《临江之麋》，第三篇为《永某氏之鼠》），既是一组就有共同的背景、创作意图，都是为了让人有所戒鉴，相互间必有联系，因此理解《黔之驴》必须从《三戒》谈起，不可谈“驴”而不顾“麋”“鼠”。

我反复阅读《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发现小鹿、驴、鼠都不象是敌人、恶人或罪恶事物、人物形象的代表，而且也不是作者嘲讽的对象。

“临江之麋”是被人“畋得(打猎得到)而蓄养的，本身也是受害者,身不由己,只不过它“乘物以逞”，在主人的关心、保护下失去了警惕性，以为一群“外犬”（野狗）也可以象主人家的犬一样“狎戏”，结果被野狗“杀食之”而“至死不悟”！“至死不悟”，是它不知道同是狗，为什么家里的狗能“狎之”而野狗却要吃它！黔之驴虽然“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但它也是无辜的。它被“好事者”用船装到黔，当地人由于从未有过驴而使它“无可用，放之山下”。驴从无害虎心，虎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挑衅。当驴“不胜怒”（也是忍无可忍），踢了虎一脚（“蹄之”），从而暴露了自己的无能，被虎“跳踉大阚，断其喉，食其肉”。“永某氏之鼠”的矛头所向也不是“鼠”。永州某氏属鼠，便以为鼠是神，因而“爱鼠，不畜猫”致使鼠忘乎所以。当然永某氏之鼠也有不是，无远见，以为“饱食无祸”的日子可以永远过下去。结果当然不是这样，换了一个主人（这个主人不是死掉了，而是徙居他州）,新主人对他们下毒手,一网打尽!

前人议论《三戒》的文字不少，有人说柳宗元的寓言后面，“必有一句最有力量，最透辟者镇之”（林纾《韩柳文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言下之意是每个寓言后面作者自己的“评论”就是对寓言内容最透辟的解释和评论。而《黔之驴》结束的评论是这样的：

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唉！体形庞大也好像有修养，声音洪亮也好像有本领，当初不显示它的本领，老虎即使凶猛，也始终不敢攫取。现在竟成了这个样子，悲哀啊！）

但令人遗憾和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对理解作品主题这么关键的一段话却被每一个版本教材的编写“高人”给删除了（而且在注释里也未作任何说明，只在“教参”里提了提）！难道这一段话太艰涩难懂了？但和前文相比，我看不出来任何艰涩难懂之处！我向来对对这种随意删改大家作品的做法，持有反感！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不道德的行径！因为这删除的不仅仅是一段话，而是关闭了一扇我们理解作者和作品的门，会造成我们对作品的误读和误解！从结尾这一段的议论中，我们不难发现，柳宗元分明是同情驴的，因为他是受害者，而且是被“好事者”用船把它装到它不熟悉的地方后发生的悲剧！言下之意，如果驴不被好事者弄到黔，它可能就不会遇到虎，也就不会被吃掉！

而要读懂《黔之驴》另一个关键点是《三戒》的小序。小序是柳宗元对自己创作动机的说明，它是理解作品最好的一把钥匙，序的全文如下：

“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大致意思是：我一向讨厌不知道推究自己本来面目，却假借外物来表现自己的人：有的人依仗别人的势力要求与另一类人交好，有的人显示出自己的所谓本领惹得强大者发怒，有的人乘机放肆作恶，但最终结果一定是祸。有客来谈及麋鹿、驴子、老鼠三种动物，我就模仿它们的情形，写了《三戒》。）

由此可推知《黔之驴》说的是在乱世不可出技以怒强，否则无法保全自己，远离灾祸。他说他“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世之人”不能直接解释成政敌或敌人是显而易见的，只能说世上有这么一些人，柳宗元常常对这么一些人感到厌恶。厌恶他们什么呢？他们“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即是不从自己的实际（实力）出发，依仗外力（别人的力量）来达到目的。“逞”，不少书中都注成“逞强”，但从三篇寓言看，麋、驴、鼠都没有逞强，只是不谙世事，不知对手的厉害不切实际地想达到目的。柳宗元对麋、驴、鼠“卒迨于祸”的原因认为是“依势干非其类（依靠某种势力与自己不同类型的人打交道，一起干事）。上文说过他在三篇寓言的评论文字中也表现了对麋、驴、鼠的同情。“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柳宗元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有人跟他谈了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的情况，他觉得“似其事”，所以才写了《三戒》。

“似其事”三个字是关键！向来无人注意此三字！因为容易懂不必解释。从字面上看，“其”，代词，这里毫无疑问应解释为“那，那些”，“似其事”就是象那件事情，或象那些事。这“那件事”，或“那些事”，究竟是什么事件呢？弄明白了“那件事”、“那些事”，麋、驴、鼠的所指大概也就基本清楚了。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就必须研究、分析柳宗元创作《三戒》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感情。

二、“知其人，方能解其言”——柳宗元创作《三戒》的时代背景

文学创作往往“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文学作品常常是作者经历，思想感情的外现。“知其人，方能解其言”，因此，理解《黔之驴》或《三戒》须先对柳宗元的人生经历和他处的时代背景有一个较为细致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其言”——理解作者作品真正的寓意。

《三戒》是柳宗元被贬为柳州司马，到永州后创作的。柳宗元33岁时擢升为礼部员外郎，成为王叔文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依靠重病在身的唐顺宗李诵的支持，打击宦官、藩镇和大地主大官僚的势力，推行政治改革（史称“永贞革新”），兴利除弊取得一定成功，仅几个月，由于李诵病重被逼让位于宪宗李纯，李纯在宦官、藩镇、大官僚地主的支持下取消改革，贬谪、诛杀改革集团的主要领导人物，年轻有为的政治家、文学家柳宗元和刘禹锡、韦执谊、韩秦、陈谏、韩晔、凌准、程异八人都被贬为偏远州的“司马”，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八司马事件”。柳宗元从“超取显美”的高官一下子被贬为“自度罪大”的流囚。这种不平常的遭遇和社会地位的巨大变化给予他极大的精神上的打击。

柳宗元在柳州的职务全衔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是编外闲员，到永州后，他既无官舍，又无具体职务，他自己说是“俟罪非真吏”（《陪韦使君祈雨口号》），即不是真正的官吏，而是被流放的囚徒。柳宗元初到永州，寄居在一座古寺——龙兴寺里，这里环境荒凉，所居西厢房仅有北窗，光线昏暗，潮湿闷热。整天接触到的是僧侣和佛经。半年后，随他来永州的70岁老母就病故了，柳宗元身心再次受到重大打击。柳宗元被贬后，政敌们仍不肯放过他。造谣诽谤，人身攻击，把他丑化成怪民，而且好几年后，也还骂声不绝。由此可见保守派恨他的程度。在永州，残酷的政治迫害，艰苦的生活环境，使柳宗元悲愤、忧郁、痛苦，加之几次无情的火灾，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当时他只30多岁，就已经“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致，内消肌骨”（《寄许京兆孟容书》），竟至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

在这种情况之下，柳宗元的政治思想表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为自己和改革辩护，希望当政者和朋友们谅解，这还算积极的一面；二是自怨自艾，自我忏悔，自我责备。在他的《与裴埙书》中,他说自己参加革新活动是“年少好事，进而不能止”“性有倨野，不能摧折，以名盖恶，势益险”。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说自己“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很忤贵近，狂竦缪戾”，以致反对派对他“诋诃万端，旁午构扇，尽为敌雠，协力同攻”。柳宗元得意时确实年少气盛，骄矜之态溢于言表，他自己在《答问》中以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当事急务”。加上当时改革派得势，鱼龙混杂，其中不少人结党营私、贪污受贿，以为有顺宗李诵支持，可以永远掌权，反对派主要人物之一、大官僚韦皋在给当时监国的李纯的奏章中写道：“今群小得志，毁紊纪纲，官以事迁，政由情改，朋党交构，荧惑宸聪。树置心腹，遍干贵位，潜结左右，唯在萧墙”。也大体上说明了当时改革派缺点错误的一面。到了永州，由于他身心交瘁，精神十分苦闷，所以自幼就受到佛教熏染的柳宗元这时进一步到佛教教义中寻求解脱，甚至一度发展到想出家当和尚的程度。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黔之驴》（《三戒》）是柳宗元由社会上一般情况联想到“永贞革新”“其事”从而发出的种种怨愤和自我嘲讽，或者也可以说是对“永贞革新”的影射和总结。他不愿直接也不能全面准确地说清当时的那些事，那些人，只觉得改革集团成员“不知推己之本”，不考虑自己的力量，以为依靠顺宗李纯的力量（“外力”）就可以“干非其类”“以技以怒强”，部分改革派中的腐败分子又“窃时以肆暴”，这一切都导致了“卒迨于祸”！柳宗元的佛家思想又使他有点悔不当初，受人愚弄的感觉……可是这些他又怎能公开说出来或写出来呢，何况直接涉及到封建社会里神圣而又不可侵犯的顺宗李诵和宪宗李纯！于是他只好用三个寓言来表达了（其他寓言中也有类似的意思）。

复旦大学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在评论柳宗元的寓言创作时说：“柳宗元寓言如著名的《蝜蝂传》借小虫讽刺那些‘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不知死之将至的贪心者；《三戒·黔之驴》则借驴比喻那些外强中干、实无所能的庞然大物；《罴说》则借鹿、貙虎、罴一物制一物来比喻那些‘不知善内而恃外者’只知假借外力而不思自强的愚蠢行为。”这两种看法，应该说是比较客观，他们认为柳宗元的寓言讽刺的“贪心者”、外强中干、实无所能的庞然大物“和‘不知善内而恃外者’只知假借外力而不思自强的愚蠢行为”，也包含着柳宗元参加的“永贞革新”集团的各色人等，这是毫无疑问的。

三、《黔之驴》暗喻了柳宗元乃至中国文人的悲剧

那么，《黔之驴》到底写的是什么人的悲剧?它的寓意又究竟如何?秉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态度，我提出一个也许是“惊世骇俗”的看法：我认为，《黔之驴》写的是柳宗元乃至中国文人的悲剧；它的寓意在于告诫文人不要“出技以怒强”，而应锋芒内敛，谨慎处世，以求全身远祸。这是柳宗元基于历史上许多文人的不幸遭遇和自己的痛苦经历而得出来的人生经验与教训。

现在来看看，寓言中是怎样描写黔之驴的命运的。寓言开篇说：“黔之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所用，放之山下。”接下来说：“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这样的驴不正是那些声名远播的文人儒士吗?他们入朝或入仕之前，名声显赫，像一尊假神一样，让人“景仰”。如韩非，本为韩国公子，名闻秦始皇，始皇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竟出兵威胁韩国而得到韩非；如李白，还是草野平民时，唐玄宗已仰其声名，下诏征他入朝。然而，真到了朝廷，又怎样呢?自我感觉恐怕就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在权贵眼里就是“技止此耳”，其处境只能是“黔驴技穷”、“至则无所用”。

在《黔之驴》一文中，“好事者”也真好事，把一头很好的力畜，以为“无可用”搁置在山下，使这头立志于田间耕作的驴有才不能施展，使驴子成为“废物”，真乃英雄无用武之地也！“好事者”其用“驴”之道可见一斑。我想，在此，黔驴的悲哀不亚于“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杂说》韩愈）的千里马，不知道柳宗元有否自喻，但我们依稀看到了柳宗元的影子，“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柳子厚墓志铭》韩愈）。没有人赏识千里马的才能，是别人的无知，“好事者”认为驴子无用是“好事者”的无知。柳宗元主张“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将文章与现实结合起来。他虽“精敏绝伦”（《新唐书》卷一六八）却不为世用，他的抑郁愤懑是非常强烈的。驴子初次见到虎时，想必它也一样不了解对手：它过去的环境或许是一片祥和的田园生活环境，没有争斗和角逐，这个善良的毛驴无从知道这个世界上竟有不事农活的食肉野兽。毛驴一鸣，亦如千里马“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杂说》韩愈），或许也像柳宗元一样，因“以生人为己任”，而锐意改革弊政吧？我们知道：毛驴的本性是善良的、勤劳的；其志不是动物之间尔虞我诈的角逐，其志在于田野，在农耕，在运输。如果我们说:“黔驴技穷”，也只不过是黔驴的斗技穷已。而柳宗元笔下的虎多代表君权、宦官势力、黑暗的社会制度等，如《捕蛇者说》。柳宗元“不知愚陋不可以强……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寄许京兆孟容书》）的情景与黔驴无异。文尾：“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这句话与“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如出一辙。宦官的势力是强大的，出技以怒“宦”使他触罪被贬乃至终身不赦；也许，这恰恰表现了他在政治斗争失败之后的复杂的心理过程：沮丧、懊悔、乃至绝望。《愚溪对》有：智者“聪明皎厉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愚者“触罪摈辱愚陋黜伏”。这些深曲的反语潜藏着牢骚与讥讽，是对那个是非不分、贤愚颠倒的世道的谴责；谁又能说《黔之驴》没有反意哪？

其实，如果再往深层里想，可以发现历史上许多有思想有才情的“真文人”，尽管在生活中不一定对驴有什么偏好，但在精神性格上无不与驴相通相似。他们学问才气了得，但都书生气十足，敢说敢怒，敢发牢骚，敢不平则鸣，即使面对强权，也任性而为，无所畏惧，表现出一种兀傲不驯的“驴性”气质。比如：战国时法家代表人物韩非、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东汉末大学者孔融、西晋著名诗人嵇康，以及唐朝大诗人李白和大文学家韩愈，等等，无不如此。 其次，考诸文人儒生的人生际遇，又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性现象：历史上的“驴脾气”文人大都遭遇不幸，甚至下场悲惨，善始善终的情况可以说是微乎其微。“黔驴”者，前有古人屈原，后有来者岳飞，他们志在报国，而君主以为“无可用”将他们“置于山下”；屈原尚有《离骚》一鸣；而岳飞不曾“出技”，便以“莫须有”之罪，最终被“虎”所害。其死不悲吗？

朝廷腐败，政治黑暗，权贵擅作威福，帝王“虎啸龙吟”，百无一用的文人书生能不惊惧不安，时时怀自危之忧?“驴鸣马嘶”、锋芒必露的谔谔之士，多入罗网；温驯规矩、小心处世者才能“虎口余生”。想一想，韩非到了秦国，连秦始皇的面都难得见到，后来被姚贾、李斯陷害时，竟无法找机会向始皇辩解；李白，被唐玄宗征召入朝后，成为撰写应景诗文与歌词舞曲的宫廷弄臣。至于司马迁，任职太史令，不过是“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 ；王粲，尽管死前几年已高居官位，但以前大段日子，不过是陪曹操父子“怜风月，狎池苑，叙酣宴” 罢了。而且他们还得如履薄冰，小心行事，一不留神，就会被姚贾、李斯、高力士、杨贵妃乃至秦始皇、汉武帝、曹操、司马炎、唐宪宗之类“恶虎”诬陷凌辱，“荡倚冲冒”，甚至落得一个“断喉尽肉”的下场，脑袋被莫名其妙地搬了家。我们再看看遭患之后柳宗元，晚年他几乎锐气殆尽。只说他被贬永州后，南方有很多读书人欲拜他为师，而他竟不敢担师之名，说自己“假令有取，亦不敢为人师”，生怕像韩愈那样得个“狂名” 。所以，一些论者认为《黔之驴》是柳宗元“后悔自己及祸而作”，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少，说他从驴的悲惨下场中想到驴脾气文人的悲剧，并从历史上文人的不幸遭遇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总结出一些全身远祸的为人处世之道，以让文人同道借鉴，我认为，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综上说述，我认为：《黔之驴》的悲剧恰恰暗喻了柳宗元的人生悲剧，暗喻了中国历代文人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