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齐桓晋文之事》

《孟子》的《齐桓晋文之事》，是孟子说服齐宣王施行保民的仁政的言论。说明王天下的关键，在于保民；保民的根源，在于有不忍之心；不忍之心的作用，在于推行仁政；推行仁政的具体措施，在于制民之产。这是全篇的章旨。

孟子的保民和推行仁政思想，对当时社会来说，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当时的人民，正处在七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和“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水深火热的环境里，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正如孟子所说：“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盛于此时者也。”如果能够解除战争和过度剥削所带给人民的痛苦，正是人民所渴望的“如解倒悬”的事。其次，这时的国君，都“以征伐为贤”，强调战争的作用，孟子则强调民众的作用，他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保护人民，推行仁政，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人民的生活，虽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争取人民的拥护，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但这些思想，却是符合当时人民的愿望的。不过，孟子从齐宣王的不忍之心，来推断他能够保民而王，这是唯心观点，不是从当时社会的客观现实出发，是行不通的。制民之产即恢复井田制度，这是美化了的古代社会的农村公社，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孟子提出制民之产的建议，虽然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但他关心人民物质生活，对当时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的人民是深表同情的。他并且说，人民因冻饿而犯罪，它的过错不在人民而在统治者。他希望人民分得田地，人人不饥不寒，老年人可以衣帛食肉，青年人有入学受教育的机会。这些理想，正符合当时人民的愿望，是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人道主义精神。

孟子是战国时代的散文大家，也是一位有名的雄辩家，其门人公都子对他说：“外人皆称夫子好辩。”孟子回答说：“我岂好辩哉?不得已也!”郭沫若在《荀子的批判》(《十批判书》)中说：“孟文的犀利，庄文的恣肆，荀文的浑厚，韩文的峻峭，单拿文章来讲，实在各有千秋。”孟子雄辩的才能，犀利的笔锋，在《齐桓晋文之事》这一章中，也可略见一斑。

本文的艺术特点，在于孟子善于掌握说话对象的心理活动，从而逐步启发对方的认识，这就形成了本文组织结构上的层层深入与跌宕生姿。

本文一开头，齐宣王向孟子问霸道齐桓晋文之事，可见他对王天下之道是不大愿意听的。面对着这样一个不愿听王道的人而和他讲王道，而且能够使他愿意听下去，这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如果不抓住对方的心理，从而启发他的认识活动，而空谈一番王天下的大道理，那肯定是要失败的。孟子不但使齐宣王愿意听下去，而且最后接受了保民行仁政的主张(不过在事实上，宣王后来并没有实行孟子的主张)，就可看出孟子是怎样的善于辩论了。

孟子是怎样层层启发说服齐宣王的呢?

当齐宣王发出“德何如则可以王矣”的疑问后，孟子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保民而王”的话，这是全篇的中心论点。但宣王认为王天下很难，霸天下则比较容易，所以接着又问孟子道：“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这正说明了他怕难的心理。下面孟子就从宣王“以羊易牛”这件事，说明他具有不忍之心，而不忍之心，就是保民而王的基础。宣王虽有“以羊易牛”的事，但对于这个不忍之心，认识还是模糊的，因此有启发他的必要，否则后面要说的“推恩”“制产”等等都要落空了。所以宣王的“以羊易牛”，究竟是不忍，还是吝啬，这是必须搞清楚的。孟子以“百姓皆以王为爱”“牛羊何择”“见牛未见羊”的话，替宣王发现解决认识上的矛盾。他不用注入式，而是经过宣王心理的疑难、矛盾，用启发式给以解决的。难怪宣王要说出“《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的衷心悦服的话了。宣王认识上的曲折性，反映在本文上，形成了层次的曲折性。

等到齐宣王发出“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的问题后，孟子似乎就可以大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行仁政的一番话了。但这里又有一个曲折，孟子提出了“百钧”“舆薪”“挟太山以超北海”“为长者折枝”等比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宣王心理上还以为行王道是一种非常困难的事；这种畏难情绪不解决，空谈“推恩”“制产”还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于是孟子接连用四个比喻，来消除宣王的畏难心理。依照儒家“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原则顺序，仁民较易，而爱物是较难的。宣王既做到了比较难的爱物，那么，推恩、行仁政的事不是比较容易，不是“不能”而是“不为”吗?这是由于宣王认识上的曲折，而反映在本文层次上的第二个波折。

难易问题解决后，孟子就发出了“老吾老”至“王请度之”的一段议论，说明能不能王天下，关键在于能不能推恩。但是宣王听了孟子这段议论后，还是不能接受，还没有说出“请尝试之”的话。孟子察言观色，知道宣王心里还有障碍，那就是通过战争来称霸天下的“大欲”。这个“大欲”不去掉，王天下的大道理是听不进去的。经孟子“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一激，宣王不得不承认自己所怀着的“大欲”，但还是不肯具体说出它的内容。孟子于是就故意提出“肥甘”“轻暖”“采色”“声音”“便嬖”五项，旁敲侧击地衬托出宣王“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称霸天下的“大欲”。接着又用“缘木求鱼”的比喻，小不敌大、寡不敌众的道理，使宣王死心塌地地暗中承认这种“大欲”是完全没有可能实现的。能破才能立，于是“发政施仁”“制民之产”，便能得到宣王的接受了。孟子使宣王去“大欲”的一番话，是本文层次上的第三个波折。这些波折，使文章跌宕生姿；但这决不是故作曲笔，为波折而波折，而是启发宣王在认识过程上的曲折性的反映。

“盖亦反其本矣”至“孰能御之”一段话，已使宣王接受了孟子“发政施仁”的主张，所以说“请尝试之”。自“无恒产而有恒心”至结束，是施行仁政的具体措施制民之产。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保民而王”的中心论点贯穿着全篇的各个组成部分；又表现了本文结构上层层深入与跌宕生姿的特点。

本文的艺术特点，其次表现在与本文思想内容相适应的修辞方法。汉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比喻是一种修辞格，是文学语言的表达形式之一，大多数比喻，既具有生动的直观性，又能够揭露事物的本质。本文用了好几个比喻，具有这样的特征。用“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来突出宣王的“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同样是力能做到而不做，“不为也，非不能也”。“挟太山以超北海”与“为长者折枝”也是形象的比喻，说明前者是绝对做不到的，而后者不过是举手之劳。这样，“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就异常鲜明而突出了。“天下可运于掌”这个比喻，也是具体而形象的。“缘木求鱼”的比喻，和孟子其他许多比喻一样，已变成成语。爬到树上去捉鱼，除非有神经病的人才会这样做，因为鱼在水中而不在树上，这是三岁小孩都知道的事，而宣王以区区之齐，要战胜力量八倍于齐的各诸侯国，和“缘木求鱼”的行动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本文用的另一种修辞格，是“排比”，这在孟子文章中也是常用的。“同范围同性质的事象用了结构相似的句法逐一表出的，名叫排比。”(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但句法上的排比，不仅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内容上的问题。陈《文则》说：“文有数句用一类字，所以壮文势、广文义也。”所以排比句法的运用，可以突出思想、加强感情，并增强文章纵横捭阖的气势。如文中：“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恩焉”，“为肥甘不足于口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今王发政施仁……皆欲赴愬于王”，“五亩之宅……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等。以上所举的例子，从形式上讲，是排比，是反复，句式在整齐中具有参差的美，读起来气势很盛，声调铿锵，是富于音乐性的。从内容上讲，这种修辞，又能突出思想、加强感情。像“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五个排比句，描绘了“发政施仁”的具体效果，在宣王面前展现了一幅“保民而王”的美丽远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四个排比句，也形象地写出了小农生产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情景，这不但加强了思想上的说服力，而且加强了情绪上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