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语文名师薛瑞萍：评薛瑞萍笔下的母语课堂
结识薛老师之时，她正从“心平气和的一年级”起步，一晃，这个班级已伴着琅琅书声走到了四年级。此时，我希望人们把视线更多聚焦到这个不断成长的班级，聚焦到薛老师的母语课堂，而非当初的“草根大师”“网络大侠”。本文主要依据薛老师三年半中积累的二十余万字课堂自录来进行评析，均为本班家常课，且基本依靠其个人记忆完成。这些自录不同于流行的课堂实录，既没有摄像、录音等手段来保证其“物理真实”，也少有观摩者加入，以实现“旁观者清”，难免有加工润饰的痕迹。在薛老师看来，自录强调的是心理意义上的真实，而作为课程与教学研究者，我也曾专程到她的班级蹲点听课，靠眼耳和笔做过一些实录。对照两种笔录，我发现，他人立场的记录固然显得更为客观，但远达不到作为当事人的教师对课堂过程的理解与把握，更不能替代教师自身的回顾与反思。教师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日复一日地坚持“自录课堂”，是其专业自我觉醒的重要标识，研究者认为这些自录为“实录”之一种，则是对教师专业尊严与能力的尊重与信任。当然，认同、重视“自录”不意味着轻视传统课堂实录，必要时，两相结合，三角互证，定能使教学研究更为饱满，更为贴身。
一、教材教学与“白色朗读”
薛老师的课堂自录中，教材教学类仅占三分之一，更多内容来自课外美文、经典绘本，且相互交融，不便分离。前者，重在师生间的“实名制”对话，讨论的精彩度随着年级的升高不断攀升，课堂生成也常常多于教师之预设；后者，则几乎清一色为她钟爱的“白色朗读”，选材相当自由开放，解读也相当洒脱无束。
两种来源的文本，薛老师虽在文字记录上明显地厚外薄内，但并不认为自己因此轻视了教材内容的学习，在她看来：朗读的开放、自由，是对教材教学步步为营、稳固坚实的补偿；反过来，也只有在步步为营、稳固坚实的基础之上，教师才敢那样地带着学生在情感体验和思维发展的田地里自由驰骋。
对于备课时基本没感觉的文本，薛老师主张只“读顺、识字、做题——‘完成教学任务’，如此而已”，还以独特的换角度思考来为这种教材现状作幽默的合理化：“幸好不是所有课文都让教师有感觉，否则，教师心力会因过分过量投入而衰竭的。
薛老师曾发愿要做“中国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一组批判文章也真的在教师中间激起不小反响，但她终于决定不做，因为她意识到比起批判，教师更应当、更急需做的，是引来儿童阅读和文学经典的浩瀚清流，将教材里的污染物给消解、超越、淹没掉。于是亲近经典文本、推广儿童阅读成了她这些年最为执著的事业，这些比教材更为丰满、滋润的文本，正以“白色朗读”的姿态有力地渗透到她的日常教学之中，使其母语课堂日益呈现出既纯且净、既活更厚的姿态。
二、变和不变
《猴王出世》这则案例是薛老师以前带的班级中发生的，反映了她过去二十年中逐步形成的一些教学理念，如高度重视朗读、分段落重层次。她在各种场合发表的一些观点，在此实录中也有所体现，过去就显得有些扎眼，在新课程的背景下，更有几分离经叛道、我行我素之味。“教师有权利也有责任在课堂上发表自己的见解与主张”，废止命题作文，代之以每周一次的“随便写”等，均是从那一届就开始，一直延展至今。
在薛老师的课堂自录中，有很多她多年来“固执己见”的言行，且越做越觉得自己有道理，越说越牛气：“读不好，绝不往下面走”——这是教师的信念，也可以说是教师的偏执。乐意也好，屈服也好，是我的学生，就必须把“读好”作为第一重要的事情。
现在的考试，已经不考分段了，可是分段——乃至分层次的事情我从二年级开始就一直在做。……这是逻辑训练，也是写作指导。第一单元测验，习作题目是《第一次》，不少孩子得到了满分……之所以能写到这样，原因有四：一是……；四是教师视结构分析与朗读指导并重的长此以往的语文教学。这第四条，只有教师能做。教师最应当提供的，是父母不能替代的专业服务。
很多时候，耳朵和心灵的感觉重于知性的思辨。面对圆融紧凑的美文，教学也应当是圆融紧凑的。教师主导的当仁不让，就是为让教学圆融紧凑、一气贯注。
然而，我更读到了伴随这个新班的成长，薛老师渐行渐生、渐行渐改的许多想法，更值得关注。毕竟，这三年半来，她不断啃读教育理论，不断遭遇多种班级“重要他人”，这些思想资源对其教育信念不只起到加固、验证作用，更形成一定的修正与纠偏，使她现在的母语课堂渐趋于中庸化的变革、稳妥性的拓展。
感谢李玉龙，感谢范美忠，不是他们的逼迫，我不可能想到所有课文都让孩子们先放开了问——现在，备课任务大大减轻——不用像从前那样想到学生可能哪里不懂，我在哪里需要讲解；现在是真正的教师跟着学生走。
再面对她不敢奉承的课文，薛老师的态度也发生了悄然的变化，由原来的“就当那是识字课本，完成教学任务就行”，变为如今的坚守“过滤”、慎言批判：
作为小学课文，《微笑着承受一切》实在让人不敢奉承。既辜负了桑兰，也辜负了儿童。但是——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孺子歌》）只要教师不固守着自己的愚顽和麻木，即便是这样的沧浪浊水，也可以使师生得到洗涤。
而今我知道，即便这样，教师也要发掘其中有限的价值，滋养孩子。批判是我的乐意和擅长，然而在小学阶段，在儿童时期，在大部分孩子的鉴赏力刚刚萌出微弱芽苞的时候，在一部分孩子理解课文都还吃力的时候，教师还是应当克制自己批判的欲望，带领孩子好好学习。在课堂上过早和轻率地批评教材，会使文学的根须还没有长出、还没有深入土壤的孩子从轻视教材开始，养成眼高手低、狂妄刻薄的劣习——这对于孩子来说是不负责任的。
阅读这些自录，我深切体会到，多年来一直不变的是薛老师对母语教学的独到体悟，对母语教材的“恨铁不成钢”；变化的则是对母语学习规律、母语教师责任的认识。且看在对一组意识形态味过浓的“思品课文”进行批判后，她对这种批判中教师角色及其危害的反思：
如今，我的看法丝毫没有改变。但如今我终于知道：抱怨是没有用的。面对这样的文章，教师应当做的是竭力发掘其中的“语文因素”以使儿童受益。何况，四年级了，知道一些历史，哪怕不够全面和不够真实的；听取一些说教，哪怕是意识形态的灌输——也是必要的。毕竟孩子在一年年长大，一年年长大的孩子，终要进入社会、融入社会，而社会正统思想和主流话语，是每一个社会人必须面对的巨大现实。当教师，因自己对于所谓“话语霸权”和意识形态的逆反而在课堂上贬斥“思品课文”的时候，其实已经让孩子落进了教师个人的话语霸权和“意识形态”。其实这也是一种关于世界观、价值观的屏蔽与灌输，其实这也是一种对于儿童精神自由的压制与剥夺。
一连三个“其实”，一串严肃的自我拷问，让我看到一个更诚恳、更平和的薛老师，让我对这种有节制的抵抗油然而生更多的尊敬与欣赏。
三、“我发现”——师生共舞的美好
大多课堂实录中，“师生”是符号化的：教师即使顶着公开课的光环，也是不能恣意发表自己见解的“执教者”；学生就更憋屈了，无实名不说，“生1”“生2”背后透露的是师生初次见面的伪默契和假合作。教师不知道哪个学生是班上朗读最好的，哪个是决不会主动发言的；学生只要有过足够的公开课经验，也会知道，这位老师的作业是假装布置的，他的种种现场承诺不需要事后兑现。此类课堂自然有存在的合理性甚至是必要性，但，当教师不是学生自己的教师，学生不是教师自己的学生，其共舞即使也能成功，但不是教学的至境，更不应成为模仿的样板。
薛老师的课堂自录恰恰相反，已有的20多万字跳荡着的是她和64名学生三年半来的课堂脉搏，对话与聆听、紧张与舒缓，种种节奏与气氛以真实可感的气息向读者扑来。其中最吸引我的莫过于频频出现的各种“我发现”：
我发现凡是署名的课文，大多质量较高，文字背后大多立着一个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反之，那些不署名的课文，虽然内容题材各不相同，却像按程序输入关键词语、有关场景、故事梗概、中心思想之后，得到的电子文本——机械文本。……署名对于作者而言，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责任。学生和教师需要知道、有权知道，自己耕耘于斯、勤奋于斯的课文，作者究竟是谁。这样对于文本质量，至少是一个小小的保证；这样对于认真教学的师生，至少是一种负责的诚恳。
——这是教师在大段施展自己的新见、心得，以薛老师的个性，也敢于在课堂上对孩子们直言。能经常自信、坦然地讲出这种“我发现”的老师，在中国基础教育界，并不多见。
在新近记录的《珍珠鸟》一课上，孩子们的发现同样不断，且确实颇多令人惊讶、惊喜之处：
作者和珍珠鸟是什么关系？
（前面已有“朋友、父母和儿子”等答案）
朱翔宇：都错了！都不是！是主人和宠物的关系，作者其实把珍珠鸟的一家当作玩物来养的。因为没有人可以因为自己的需要就限制朋友的自由，限制孩子的自由。那不叫友谊，也不叫爱。
作者是怎样的一个人？
鲍秉轩：养鸟人中的最善良的人。
文章结尾有什么问题？
韩玉铮：“看着这可爱的小家伙，我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呼唤：信赖,不就能创造出美好的境界吗？”这不合情理。作者为了不惊到小鸟，连笔都舍不得动，怎么可能发出呼唤呢？这样的一惊一乍，太滑稽，太可笑了！
因去过那个班级，知道这些名字都对接着现实中某个鲜活的生命，我便更爱读这种记录着师生共舞的文字。即使时而聒噪如鸭塘，时而静默似春园，这样的母语课堂，这样的班级生活，始终令我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