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现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创始人

一

郁达夫（1896-1945）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浪漫主义文学家、散文家和诗人。他是“创造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与鲁迅、成仿吾、田汉、陶晶孙等交往甚密，共同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起到过推动作用。他在早期创作的作品中，细致入微地、赤裸裸地展示出了主人公的内心情感，呈现出明显的浪漫主义文学风格，开创了我国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成为我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创始人之一，虽然这些作品中同时也饮食着自然主义及其它一些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手法，但浪漫主义的风格是其主要的特点。

郁达夫浪漫主义文学风格的形成与控日本，是近代日本浪漫主义文学有着很紧密的联系，可以说是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迁就了他的浪漫主义文学，其风格与日本浪漫主义文学风格极相似，即呈现出一种“忧伤、厌世”的情绪。这一风格同时也成为了我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早期特点。

郁达夫在日本留学十年。从1914年考入东京旧制“一高”预科，到1922年东京帝大经济学科毕业，他不仅耳濡目染了汇集东西方文化、五光十色的“大正文化”，同时也饱尝了海外游子受歧视的辛酸和孤独的痛苦。他的早期作品是这种社会背景下的产物，作者通过表现主人公的压抑感到遗憾和病态心理，表现出了一种渴望获得个性解放的愿望，喊出“五四”前后中国青年的苦闷之声，呼吁社会尊重人的价值。

二

从1921年郁达夫出版处女作－－短篇小说集《沉沦》（包括《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三篇短篇小说）到他1945年在印尼被害为止，他一生共创作了小说约50篇以及大量的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总计５００多万字。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他的研究，随着中国社会的风风雨雨，走过了坎坷曲折的历程。我们在对郁达夫浪漫主义文学与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之前，不妨先把它梳理一下，以求对郁达夫的文学及其学术研究有总体上的了解。

第一，20至40年代，褒贬不一，毁誉参半。

首先是对《沉沦》的争议。1921年10月,《沉沦》一出版,立刻引起轩然大波，一方面是受到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另一方面也招来了非议，“所受的讥评嘲骂，也不知有几十百次”（１）。于是有“五四”文学运动的主将之一周作人出来为《沉沦》说话，他认为《溶液》“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道德的性质”（２），《沉沦》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这也就是趋势与普遍的所在”（３），并明确指出《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４）。由于击作人当时在文坛的地位，影响和分析的有理有据，终于澄清了封建卫道士们所强加于《沉沦》的“诲淫”、“不道德”的罪名。

1932年10月，郁达夫的《茑萝集》问世，又马上引来一批评论文章。对之持肯定态度的，有萍霞的《读〈茑萝集〉》（５）、胡梦华的《读〈茑萝集〉的读后感－－覆郁达夫的一封信》（６），他们都中肯地指出郁达夫小说积极入世的思想倾向和浪漫率真的特点。但是，持批评意见也不少，如徐志摩 、殷公武等人就认为郁达夫是“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作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７）。

从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是郁达夫创作的又一个旺盛 期。他先后创作了《春风沉醉的晚上》、《秋柳》、《寒宵》等小说。随着作品的大量问世，郁达夫成了当时文坛的热点，几乎每年都有数篇有份量的专题评论出现。如仅1931至1933年，就先后出版了素雅（李赞华）编的《郁达夫评传》（８）、贺玉波编的《郁达夫论》（９）、邹啸（赵景深）编的《郁达夫论》（１０）三本郁达夫研究专集。一个作家能够受到同时代人的如此关注，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对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总体上持肯定意见的，有郑伯奇的《〈寒灰集〉批评》（１１）、黎锦明的《达夫的三时期：〈沉沦〉－－〈寒灰集〉－－〈过去〉》（１２）、钱杏村的《〈达夫代表作〉后序》（１３）、贺玉波的《论郁达夫的转变》（１４）、秀子（寇冰华）的《郁达夫的作品和思想》（１５）等等，他们既肯定郁达夫的“伟大”和他的作品的“无上的价值”，又指出他的“感伤极重”和“情感颓废”。他们的观点对后来的郁达夫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为郁达夫研究者广为引用。不过，随着30年代初左翼文艺运动高潮的到来，郁达夫也遭到了社会各界的严厉批评，特别是华汉（阳翰笙）的《中国文艺运动》（１６）、苏雪林的《郁达夫论》（１７），几乎否定了郁达夫的创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暴发，郁达夫研究也因此进入了停滞状态。至到1945年9月郁达夫被日本人暗杀，才月形成一个热潮。但这时大多数是郁达夫生前友好的一些回忆性散论，如胡愈之的《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１８）郭沫若的《论郁达夫》（１９）、《再谈郁达夫》（２０）、陈翔鹤的《郁达夫回忆琐记》（２１）、五一任叔的《记郁达夫》（２２）、静闻的《忆达夫先生》（２３）等等。他们从郁达夫的生平、思想和创作等各个方面出发，在宏观上对郁达夫作出了总结的评价，阐明了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特殊贡献和重要地位。

第二、50至70年代中期，否定批评居多，中肯客观的评价较少。

建国以后，首先对郁达作出评价的是丁易。他在《郁达夫选集·序》中，一方面肯定了郁达夫早期作品带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另一方面又认为“浪漫主义的感伤颓废是达夫先生作品中的一个主调”（２４），并说“这种精神情绪实在是不健康的”（２５），是“在客观上对青年们的前进向上的热忱起了一种很不好的消极作用”（２６）。作者甚至断定，郁达夫的作品在“五四”以后“不但已经丧失了它的社会意义，相反的，在一定程度上，倒成了社会前进的阻碍了”（２７）。丁易对郁达夫的有保留的肯定和简单化倾向的批评，直接影响了50、6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郁达夫的看法。

较多地承袭丁易的观点的，是这时期出版的几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如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作家出版社，1955年）、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作家出版社，1956年）、复旦大家中国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以及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小组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59年）等等。其中特别是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对郁达夫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张著首先是否定了郁达夫的爱国主义思想，以为“其狭小可不言而喻”（２８），甚至申明“这种爱国热情和他的渺小的自我结合着，使人觉得有些庸俗”（２９）。另外，还认为郁达夫的作品在揭露旧礼教的虚伪的同时，也起了副作用，即“对青年读者，他的作品是很少教育意义的，相反，有坏的影响”（３０）。这些近似于武断的批评，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时，也出现了几位力求客观公允地评价郁达夫的论者，虽然为数极少。如文学史家王瑶，他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修订重版，1953年）一书中就基本肯定了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五一著解释郁达夫的“伤感到遗憾颓废”，“实际上是对现实不满的悲愤激越情绪的一种摧抑，浪漫的情调中是有反抗和破坏心情的”（３１）；又说：“他的小说大部份都可以当作不满现实又不愿逃避的爱国的青年的苦闷忧郁来读的”（３２）。其他象曾华鹏、范伯群的《郁达夫论》（３３）、田仲济的《郁达夫的创作道路》（３４）等文，深入系统地探讨了郁达夫的生平思想和创作道路，对郁达夫的一生作出了高度的概括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进入60年代，对于郁达夫研究的论著就日见稀少了，“文革”十年，大陆的郁达夫研究这块园地，可以说是寸草不长，一片荒芜。

第三、70年代末至90年代，重新评价，并向纵深发展。

经过前面的低谷期，郁达夫研究在进入新时期后马上出现了转机，并很快形成了高潮，象1984、1985两年，就发表了150多篇文章，这样的研究热潮，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这时期首要的工作是拨乱反正，重新评价郁达夫和他的作品。象李南蓉的《试论郁达夫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３５）、朱靖华的《一个充满矛盾而易遭误解的作家－－略论郁达夫》（３６）、温儒敏的《郁达夫的小说创作》（３７）、李永寿的《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述评》（３８）、董易的《关于郁达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个性的形成》（３９）、《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初探》（４０）、张恩和的《郁达夫小说温议》（４１），多层次、多角度地对郁达夫的思想和作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和分析，得出了较为客观中肯的结论。如朱靖华的文章认为：“郁达夫决不是一个颓废、厌事主义者，而相反，他是一个以描写压抑、消沉为表象的，内心实际充满着追求光明、真理的积极入世者。动摇、幻灭不是他的主导，而探索、追求、进步、胜利，才是他的本质”（４２）。以上所有的这些研究论文，为恢复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起到了匡正的作用。但是，这些论文都没有系统地论述郁达夫早期的创作与日本近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研究开始向纵深掘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研究领域的大大拓展

以往学术界对郁达夫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郁达夫的生平思想和小说创作方面，这一阶段，则出现了许多探讨郁达夫的散文、诗歌乃至文艺观点的专论，如朱信忠的《诗情画意纪游程－－读〈郁达夫游记〉》（４３）、温儒敏的《略论郁达夫的散文》（４４）、张梦阳的《郁达夫散文创作漫论》（４５）、吕洪年的《郁达夫的纪游诗》（４６）、徐荣衔的《郁达夫诗词论》（４７）、净承尧的《略论郁达夫文艺观的形成与发展》（４８）等，它们都较为全面、系统地评述了郁达夫在散文、诗歌等方面的成就。

２、小说专题研究的激增

过去的郁达夫研究，印象式批评和综合性市评论居多，这时期则出现了大量的“小说专题研究”。如赵圆的《郁达夫‘自我’写真的浪漫主义小说》（４９）、许子东的《郁达夫风格和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５０）、张国桢的《郁达夫和我国现代抒情小说》（５１）、朱信忠和男庚锷合写的《略论郁达夫小说的抒情风格》（５２）、吴茂生的《浪漫主义英雄－－论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５３）、李源的《郁达夫小说中“色情”描写再评价》（５４）等。这些从文学风格上来探讨郁达夫文学的文章，为深化郁达夫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３、研究方法和视角多元化

这一阶段，除了用得最多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外，还有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的，如黄川的《外国作家和文艺思潮对郁达夫的影响》（５５）；有从美家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如纪秀荣的《郁达夫小说的美学追求》（５６）；有运用人格心理学的理论来探讨的，如黄爱华的《郁达夫的“变态艺术人格”及其成因》（５７）；有从生命文学的视角来解析的，如耿传明的《郁达夫生命文学创作的思想特征新探》（５８）；有用文化学的眼光来观照的，如净建滨的《选择与焦虑：文化视角中的郁达夫现象》（５９）；更有从文学的叙事模式切入的，如五一晓初的《心境小说：郁达夫早期小说的叙述形式和意义》（６０）等等。比起前两个阶段，本时期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大大地丰富多样起来。

４、个人专著的大量涌现

这时期则接连出版了近２０部郁达夫研究专著，特别是从1982年至1992年这10年中，竟有１０余部之多。如孙百刚的《郁达夫外传》（６１）、曾华鹏和范伯群合写的《郁达夫新论》（６２）、辛宪锡的《郁达夫小说创作》（６３）、王自立和陈子善合编的《郁达夫研究资料》（６４）（上下册）、蔡震的《郭沫若与郁达夫比较论》（６５）、张恩和的《郁达夫研究综论》（６６）等等。这些论著对郁达夫及其作品都作了全面的切中肯綮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综合上述可以看出，我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一方面认为郁达夫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作家，但很少有人论及其早期文学作品与近代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关系。近年来，国内有些学者从中日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分析和探讨和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与近代日本文学之间的关系，发表了一些颇有影响的论著。除前面提到的许子东外，还如何德功《中日启蒙文学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靳明全《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年）、刘立善《日本白桦 派与中国作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秦弓《觉醒与挣扎》（东方出版社，1995年）等。他们虽然研究的视角不同，提出的观点不同，但至少普遍都认为郁达夫早期的作品具有浪漫主义文学风格。

鉴于此，本文国围绕着郁达夫的早期作品与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说明近代日本的文学、教育、社会等各方因素对他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并形成浪漫主义文学风格所产生的影响。并由此联系到我国早期的浪漫主义文学与近代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以求达到客观、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我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的目的。

三

要说明郁达夫是我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创始人时，我们首先有必要简单地考察一下他早期作品中的浪漫主义文学特点以及在文学风格上与当时中国其它作家的不同之处。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为的早期作品指郁达夫留日期间创作的三个短篇小说－－《银杰色的死》、《沉沦》、《南迁》。他1922年回国后，由于受到客观环境、状况、经济等诸方面的影响，作品的内容、风格也渐渐发生变化，应另当别论。

说起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特点，我们不妨先来看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术史》中的归纳：

第一，浪漫主义最突出的而且也是最本质的特征是它的主观性。……把情感和想象提到首要的地位。……由于主观性特别强，在题材方面，内心生活的描述往往超过客观世界的反映，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特别多，自传式的写法也比较流传。由于当时作家各人大半和社会处于矛盾对立，……浪漫主义的作品一般富于感到感伤忧郁的情调……

第二，浪漫主义作家喜欢采用中世纪题材，其特点在想象的丰富，情感的深挚，表达方式的自由以及语言的通俗。

第三，……由于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文化和工业文化的厌恶……感伤主义的诗歌和小说大半是对农村破产的哀挽，对城市腐化的诅咒和对于大自然的歌颂，从此自然景物的描绘成为浪漫主义文艺的一个特点。”

把朱光潜先生的这些分析拿来看郁达夫早期作品的话，实在毋庸多加论证了。

《银灰色的死》是郁达夫的处女作，它完成于1920年，发表于1921年7月，刊登在当时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署T。D。Y。

该小说描写了留日学生Y君在妻子亡故后，又失去了酒家少女静儿的爱情。他在饱受“灵与肉的冲突”的痛苦中，所有的希望、理想均被毁灭，最终孤独地走向死亡。

郁达夫在这篇小说里着意选用了抒情式的、描写式的表现手法，侧重展现了主人公的内心情感和活动。整个小说中虽然也不乏有写实性的段落，但始终是主人公内心活动为主轴来展开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主人公内心深处所具有的忧伤、孤独，彷徨的情绪。

例如为表现主人公Y君贪恋酒色，郁达夫没有采用平铺直叙的写实性手法，而是采用了通过描述内心情感、欲望，通过表现“幻觉”来展开的：

有时候他想改过这恶习来，故意到图书馆里去取他平时所爱读 的书来看，然而到了上灯的时候，他的耳朵里，忽然会有各种悲凉的小曲儿的歌声听见起来。他的鼻孔里，会有脂粉，香油，油沸鱼肉，香烟醇酒的混合的香味到来。他的书的字行间，忽然会跳出个红白的脸色来。一双迷人的眼睛，一点一点的扩大起来。同蔷薇花苞似地嘴唇，渐渐儿的开放起来，两颗笑靥，也看得出来了。洋磁似的一排牙齿，也看得出来了。他把眼睛一闭，他的面前，就有许多妙年的妇女坐在红灯的影里，微微的在那里笑着。也有斜视他的，也有点头的。也有把上下的衣服脱下来的，也有把雪样嫩的纤手伸给他的。到了那个时候，他总会不知不觉地跟了那只纤手跑去，同做梦的一样，走了出来。等一他的怀里有温软的肉体坐着的时候，他才知道他是已经不在图书馆内了。

1921年，郁达夫在东京又创作了《沉沦》、《南迁》。这两个短篇更进一步地反映出了郁达夫浪漫主义文学的风格。两篇小说都是“自叙传”性质的，以自我表现为其显著特色。小说均以留日学生“他”的苦闷、孤独、内心的压抑和忧伤为主题，展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所感受到的“生的苦闷”、“性的压抑”，反映了他们渴望获得“自我解放”，渴望爱情以及希望祖国早日强大的心声。

郁达夫在创作这两篇小说时，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为素材，活脱脱地再现了他自己。换言之，郁达夫在创作这篇小说中着重在于抒写自我体验，仍然以内心情感的描述为主，不太具有当时活跃于中国文坛的其它作家，如鲁迅、叶绍钧等人的那种写实性表现手法。

对郁达夫留日情况较熟悉的人，一旦读了这两篇小说后，会清楚地觉察到小说中的主人公基本上就是郁达夫自己，而且主人公内心的苦闷也基本上就是郁达夫当时的痛苦心情。为了表现主人公的浪漫，郁达夫在小说中不仅大段地引用了“湖畔诗人”华兹华斯的诗，而且还借用了一些梦幻般情景的描述，五彩缤纷的田园景色等，力求在人们面前描绘出一个天真无邪，好梦想析年青人。同时，把这种景色与主人公“苍白的脸色”、“阴郁的内心”相并列，巧妙地衬托主人公的忧伤和孤独。

郁达夫早期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什么故事情节，也没有高潮，也无需铺垫。作品自始自终是以主人公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展开的，一句话，讲述的是主人公自身的“琐事”。他的这种小说的创作法受了当时日本流行的“私小说”的影响，当时中国国内的其它作家大都不具有这种风格。

对于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主要区别，郭沫若认为是“前者主情，后者主智”。虽然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但精神实质大体如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郁达夫早期的这三个短篇的话，可以说它们是典型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因此，至少我们说郁达夫早期是浪漫主义文学作家 ，这是有理有据的。

如果我们再看一下本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国文坛的创作情况时，我们则更有理由认为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创始人。

众所周知，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于1971年前后，当时是以文学革命为先声的，1917年元旦的《新青年》杂志上登载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２月又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３月、５月又连续刊载了钱玄同、刘半农支持胡适、陈独秀文学革命的书信和文章，由此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有关新文学运动的讨论。

在新文学的理论和创作上，首先给人们带来振动的，是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和周作人的论文《人的文学》，这两篇都 发表在1918年的《新青年》杂志上。

《狂人日记 》“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

害”（68）。但鲁迅并不是简单得用故事情节来具体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有及狂人所受的迫害，更重要的上年目的是通过狂人的眼睛去无情地揭露和批判旧封建制度、旧礼教的实质。

《狂人日记》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所应占有的地位无需在本文中再过多地探讨或论证，它是中国新小说创作的榜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对这篇小说具体的研究和分析上，历年来，学者都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国学界普遍把它归结到“问题小说”中，承认它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文学特点，不属于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例如，刘绶松在其著作《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序论》中评价《狂人日记》是“在内容上是爱国主义的，在创作上是现实主义的”（６９）；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中指出：“因此他用现实主义的笔法来刻画狂人不稳定的精神状态的无逻辑的心里状态时，贴切逼真，得心应手。”（７０）他们的观点基本上代表我国学者对《狂人日记》的普遍认识。

继《狂人日记》后，从1919提到1920年间，中国文坛先后还出现了汪敬熙、叶绍钧、谢冰心等人及鲁迅后来创作的一批反映封建统治下的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小说，如《雪夜》、《这也是一个人》、《斯人独樵悴》、《孔乙己》、《药》等。这些小说同样也带有较明显的现实主义文学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仍把它们划到“现实主义文学”之中。

顺便值得一提的是在1919年9月1日的《时事新报·学灯》上，郭沫若发表了诗歌《抱和儿在博多海浴》，此后，他又连续发表了不少新诗，徐徐地拉开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登上中国文坛的序幕。

1918年以后的二、三年间，中国文坛上虽然不断有一些小说的诗歌发表，但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处于一种创作的寂寞、荒凉之中。鲁迅、沈雁冰、郑伯奇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的《导言》中，对当时文坛的情况均作过很生动的描述。鲁迅是这样说的：

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息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零年至二二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情景。（７１）

沈雁冰则谈到：

现在我们回顾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到民国十年（一九二一）这五年期间（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前半期），总会觉得那时的创作界很寂寞似的。作者固然不多，发表的机关也寥寥可数。然而再看看那时期的后增的五年（一九二二到一九二六），那情形可就大不同了。从民国十一年起（一九二二），一个普遍的全国的文学的活动开始到来！（７２）

郑伯奇表示赞同沈雁冰的估计，并作了些具体的描述：

这观察大致是准确的。前半期创作界的“寂寞”，正表示出那期间中国的新文学还在启蒙运动时期。“不多”的几个作者，大概也都保持着启蒙运动者的态度。当然，“后半的五年”，“普遍的全国的文学活动”是在这里胚胎着着。后来的许多作者已经在那里练习身手，许多文学团体已经在暗中准备队列。（７３）

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正是在前五年这样一种“寂寞、荒凉”的背景下，在主要是“问题小说”占领文坛的情形下问世的。它以独特的表现手法，“惊人的取材与大胆的描写”（７４），震动了整个新文坛和思想文化界。这里所为的独特的表现手法，指的就是郁达夫早期作品中所带有的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大胆的自我内心暴露和“私小说”风格。

《沉沦》的问世为中国当时新小说的创作又开创出了一种新的形式，以至于郭沫若后来赞颂它说：“他的清新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社会里好象吹来了一股春风”（７５）。

《沉沦》的问世，奠定了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作家地位，同时，开创了我国新文学运动中的浪漫主义小说之先河。

那么，郁达夫的这种浪漫主义文学风格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四

1939年9月，十八岁的郁达夫随兄嫂由上海乘船渡日，10月下旬抵东京，信小石川。次年7月，郁达夫经过刻苦地学习，考入了东京的旧制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同学中有后来同是“创造社”发起人的郭沫若、张资平等。

郁达夫考入“一高”后，初读一部（文科），后遵兄意在即将毕业时转入三部（医科）。在学校里虽然功课紧张，但课暇之余，“也居然读了两俄国杜儿葛夫（屠格涅夫－－笔者）的英译小说，一本是《初恋》，一本是《春潮》。”（７６）郁达夫由此渐渐开始了与西洋文学的接触。

从杜儿葛纳夫到托尔斯泰，从托尔斯泰到独思托以夫斯基（托思妥耶夫斯基－－笔者），高尔基，契诃夫，更从俄国作家，转到了德国名作家的作品上去，后来甚至于弄得把学校的功课丢开，专在旅馆里读当时流行的所为软文学作品。（７７）

1915年7月，郁达夫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9月被分到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三部学习，一年后，郁达夫情愿多在八高学习一年，而决定由医科改入法科，专攻法学部政治学科。关于郁达夫为何要从医科改学法科，这其中还有一段背景

前面曾谈到，郁达夫当初在东京一高学医科是听从了兄长之命。然郁达夫自己对医学并不感兴趣。在八高后，转入法科的那一年，郁达夫给兄长写了这样一封信

去秋因学费不敷，欲乞补助，书发半月，不得回札，是以兄能泣血陈情，求留学监督为改入第一部（第一部包括文、法、政、经、商等科－－笔者注）。（７８）

在这封信中郁达夫较明显地流露出对自己学医的不满。郁华事后得知他又改学法科后很生气，责备他游移轻浮，学志不专。而郁达夫对兄长也因此而抛弃了手足之情，在小说《沉沦》中，郁达夫描写到：“他恨他的长兄竟同蛇蝎一样”，“因为想报复他长兄的仇，所以他把他所学的医科丢弃了，改入文科里去。”

郁达夫弃医从文，其中出于对长兄意志不满仅是次要的一面，更关键的是出于他对文科的真正爱好。今天我们回头来看，郁达夫当时的这一举动充其量不过是他学习兴趣的一种转换，因为他当时并没有立志当作家。但客观上，他的这种转换是促使他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因为在日本旧制高等学校里，英语当时是第一外语，此外，因所学的科类不同，学生还要学习诸如德语、法语、俄语等第二外语。医科的学生除了英语外，第二外语是德语。郭沫若1914年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翌得分配到冈山的第六高等学校，一直到1918年入九洲帝国大学，始终学的是医科。因此，郭沫若对德文有很深的造诣，这便使他有能力在1922年把《少年维特之烦恼》由德文译成中文，率先将这部德国浪漫主义名著介绍给中国的读者，甚至后来试图把《浮士德》也译成中文出版。

郁达夫从医科转入文科后，比起其它文科学生来，他除了英文外，还会德文，这一点使郁达夫有了更广泛地阅读近代西洋文学的手段，为他后来接触本文浪漫主义文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郁达夫在名古屋的“三高”读了四年，他回忆说：“在高等学校里读了四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有1000部内外”（７９）。可以说，郁达夫是在旧制的高等学校里系统地接触到西洋文学的。换言之，日本旧制高校的教育是促使郁达夫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重要因素之一。

不光郁达夫是这样，郭沫若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也与日本旧制高校的教育有着紧密的联系。郭沫若在回忆自己与西洋文学最早的接触时说到：

“但日本人教外国语，无论是英语、德语，都喜欢用文学作品来做读本。因此，在高等学校的时间，使不期然而然地与欧美文学发生了关系，我接近了太戈尔、雪莱、莎士比亚、海涅、歌德、席勒，更间接地和北欧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都得到接近的机会。这些便在我的文学基底上种下了根”（８０）。

留日的中国青年学生们是在这种教育下接触到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文学，从而渐渐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同样，许多日本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的作家，也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薰陶成长起来的。

芥川龙之介是1910年考入一高的，当时年仅18岁。在此以前他虽然也阅读了许多文学作品，但那仅仅是一般性的爱好，阅读的作品也停留在东洋传统的文学上，范围也只局限于带有劝善惩恶思想的江户风俗小说和中国古典的《西游记》、《水浒传》等，极少接触过近代意义上的“小说”。进入一高后，芥川读的是一高一己（文科），同学中有后来也成为日本著名作家的久米正雄、菊池宽、山本有三等。在一高，芥川才开始系统地接触到西洋近代文学，阅读了大量的近代西方文学作品，其中最倾心的是波德莱乐、斯特林堡、柏格森等人，由此深受他们那种世纪末文学思想的影响。一高毕业后芥川进了东大，此后不断发表作品，风靡文坛。

某种作家菊池宽也是深受一高的学习生活影响而最终致力于文学创作的人。他出生于四国的香川县，于芥川龙之介同年入学，在一高的教育，加上周围同学的相互影响，菊池宽迷恋上了王尔德、肖伯纳的作品，倾心于爱尔兰戏剧，而后自己创作了大量的戏剧作品，成为近代日本代表性的剧作家。象芥川、菊池宽这样在旧制高等学校中成长起来，由此致力于文学创作的其它日本作家还有很多，如稍后的尾井基次郎（三高）、中谷孝雄（三高）、中村真一郎（一高）等等。

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有一段描述，详细地回述了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的学习心态和日本旧制高校的学习生活。音从这段文学中我们也能再次感受到旧制高校在促使学生们爱上文学、创作文学作品上所起到的客观作用。

我自己在小是本来就喜欢念诗，因为母爱从口头教我们暗育宋诗人的五绝、七绝，在国办中学校肄业的几年间，科学方面的教员们通是些青黄不接的资料，不能够唤起科学上的兴趣，我自己也就只好在古诗、古学里面消磨。这不幸的几年间构成了我日后的一相怎么也难克服的文学倾向。

我初到日本来是，是决心把这个倾向克服的。二三十年前的青少年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国家主义者。那时的口号是“富国强兵”。稍有志趣的人，谁都 想学些实际的学问来把国家强盛起来。因而对于文学有一种普遍的厌弃。我自己是在这种潮流之下逼着出了乡关，出了国门，虽然有倾向于文艺的素质，却存心要克服它。这就是我所以要学医的原故。爱着时代潮流的影响，既厌弃文学，同时也厌弃法政经济之类的学科，而自己的科学上的基本知识却没有坚实的，对于数学尤其有点畏验证，所以避开了理工科，而取了这条学医的折衷路径。便不料我在一高预科时无心之间和印度诗人太戈尔的作品接近了。同住的有一位本科生，有一次他从学校里拿了几章英文的油印录回来，是从太戈尔的《新月集》中选出来的几首诗，是《岸上》、《睡眠的偷儿》、《婴儿的世界》等篇。我把来展读时，分外感受着清新而恬淡的风味。和向来所读过的英诗不同，和中国的旧诗崇尚格律雕琢的也大有区别。从此我便成为了太戈尔的崇拜者。凡是他早期的市场供应和戏剧我差不多都是读过的。我在冈山时便也学过他，用英文来做过些无韵律的诗。《辛夷集》开首的《题辞》便是1916年的圣诞节我用英文写来献给安娜的散文诗，后来我把它改成了中文。

准备学医的人，第一外国语是德语。日本人教语学的先生又多是一些文学士，用的书大多是外国的文学名著。例如我们在高等学校第三年级上所读的德文便是歌德的自叙传《创作与真实》（《Dichtumg und Wahrheit》），梅里克（Morike）的小说《向拉格旅行途上的穆查特》（《Mozart auf Reise nach prague》）。这些语学功课的副作用又把我用力克服的文学倾向助长了起来。我和德国文学，特别是歌德和海沓等的诗歌接近了，便是在这个时期。(81)

旧制高等学校这种以西洋文学作品为课本的外语教学法,客观上向学生们宣传、灌输了西方近代文学，使留日的中国青年们通过日本到了近代小说，唤起了青年人对文学的憧憬，并由此逐步涉足于文学。可以说，没有日本旧制高校独特的外语教授法，由文学学士担任的外语教师那醉心于西方近代文学的“痴情”和社会、学校宽松、自由、良好的求知氛围的话，留日的中国学生后来或许不会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正是在这种清新、浪漫、自由的文学气氛和学习环境下，学医的郭沫若，学兵器的成仿吾，学地质的张资平以及学经济的郁达夫才志同道合地走在一起，在东京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创造了大批优秀的小说，独显风流，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增添了光辉。

如果说旧制高等学校的教育仅仅为郁达夫打开了一扇通往文学创作之路的大门的话，那么当时郁达夫在日本社会所感受到的内容深年的压抑也可以说是使他和其它中国作家接近文学，以至于创作文学作品的另一个因素。这里所说的压抑又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性的苦闷”，另一个是“生的苦闷”。

在郁达夫回忆当时东京人的生活中有如下的的段描述，从一个侧面我们可以看出郁达夫对当时日本社会生活、性泛滥的不安之感：

两性解放的新时代，早就在东京的上流社会，－－尤其是智识阶级，学生群众－－里到来了。当时的名女优像衣川孔雀、森川律子辈的妖艳的照相，化装前的半裸体的照相，妇女画报上的淑女名姝的记载，东京闻人的姬妾的艳闻等等，凡是以挑动青年心里的一切对象与事件，在一个世纪末的过渡时代里，来得特别的多，特别的杂。伊索生的问题剧，爱伦凯的恋爱与结婚，自然主义派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富于刺激性的社会主义两性观，凡这些问题，一时竞如潮水似地杀到了东京，而我这一个灵魂洁白，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义不坚的异乡游子便成了这满潮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到推挤，涡旋，淹没，与沉沦……（８２）

就在这样一种令人兴奋、不安的社会中，青年学生虽然感受到的孤独、寂寞的程度不同，但多数人还是被当时如车轮一般飞速发展的社会物质、精神方面的变化而束手无策。加上身在异国，颇有背井离乡的忧愁，因而更加感到与日本当时社会的不适。人处于不适之中，于是饮酒、读诗歌小说，甚至嫖妓，谋求各种感官、官能刺激的行为便会应运而生。而当时日本歌唱爱情等的浪漫主义文学和含有自我内心情感暴露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品也就立刻成为留日青年们最先选择的目标。

另一方面则是所为“生的苦闷”。由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加上明治末期以来社会、经济及生活诸方面的急速发展，等到本世纪初中国学生大批赴学习时，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已十分地明显，中国学生在日本也时常感到受侮辱和压抑。在这种身在异乡，而又受到歧视的痛苦心情，不仅使中国青年贴近文学，从文学中寻找慰藉，而且还使他们开始了创作，以发泄自己内心的苦闷。

在这种主客观两方面的左右下，在“灵与肉的冲击”中苦苦挣扎的他们渴望渲泄自己内心的压抑，因而便不约而同地拿起了笔，开始了各自的早期创作，于是在二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坛上便诞生了如郭沫若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诗，1921年）、《地球，我的母亲》（诗，1920年）、郁达夫的《银灰色的死》（小说，1921年）、张资平的《约檀河之水》（小说，1920年）、成仿吾的《一个流浪人的新年》（小说，1922年）、郑伯奇的《最初之课》（小说，1922年）等浪漫主义风格的作品。

郁达夫在回忆《沉沦》的创作心情时写到：

人生从十八九到二十余，总是要经过一个浪漫的抒情时代的，当这时候，就是不会说话的哑鸟，尚且要放开喉咙来歌唱，何况乎感情丰富的人类呢？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惨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故国的陆沉，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到遗憾所思，所经所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万余，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女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

所以写《沉沦》的时候，在感情上是一点儿也没有勉强的影子映着的；我只觉得不得不写，又觉得只能照那么地写，什么技巧不技巧，词句不词句，都一概不管，正如人感到了痛苦的时候，不得不叫一声一样，又那能顾得这叫出来的一声，是低音还是高音？或者和那些在旁吹打着的乐器之音和洽不和洽呢？（８３）

就是这样，大正社会给郁达夫等留日的中国作家们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忘不掉的梦，有悲痛和绝望，也有摩登和新潮，同时又不由分说地把西洋的和日本的、过去的和现代的等各种事物、各种文艺思潮、文学风格，全灌进到了中国作家们的头脑中，在促使他们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同时，也形成了郁达夫、郭沫若、陶晶孙、张资平等那种文学作品体裁的复杂性、多样的文学表现手法。

郁达夫走上文学创作之路，除了以上两种“性”和“生”的苦闷因素外，也与他的性格密切相关。他是一个性格狷介，但又有几分孤独的人。他对人，对事物极端敏感，有时甚至有点神经质。

郁达夫1896年12月7日诞生于浙江省富阳县城内的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1904年，入富阳城内的公立书塾“春江书院”学习，“九岁题诗惊四座”，他自小便聪明早慧。

1907年，郁达夫12岁，转入由书院改建的学堂－－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情，令郁达夫终生难忘。

当时在富阳，“洋学堂”是一般人崇拜和惊异的目标。郁达夫进学堂时“在全校的学生当中，身体年龄，都属最小”，但他却成绩优秀，受到堂长和知县的提拔，升入了高两年的班级。

年幼无知的郁达夫在这时为虚荣心所驱使，竟向母亲提出了无理的要求：为他买双皮鞋。当时母亲为“凑集学费，已罗掘得精光了”，“不得已就只好老了脸皮”带着郁达夫，“上大街上的洋货店里去赊帐，”所有的店主开始都笑脸相迎，但一听到赊账二字时“都一样的板起了脸，放大了喉咙，说是赊欠不来”，母亲不得已终于回家拿了一大包衣服“上当铺去抵押现钱。”郁达夫见此情景，不禁心酸至极，“哭着喊着”，赶上了后门边，把娘抱住“绝命地叫喊：娘！娘！您别去罢，我不要皮鞋穿了，那些店家，那些可恶的店家！”（８４）

有过这场“皮鞋风波”后，郁达夫后来非但“皮鞋不穿”，就是衣服用具都不用新的了。他后来在自传中回忆这场小小风波带给他的打击时写到：“拼命的读书，拼命的和同学中的贫困者相往来，对有钱的人、经商的人仇视等，也是从这个时候而起的。”（８５）

“皮鞋风波”给当时年仅12岁的郁达夫内心深处所造成的创作在于，一方面庄然使他对有钱人、游手好闲的宦官子弟开始产生了敌视的情绪，但另一方面却也逐渐养成了他那生性敏感且孤傲的性格。而且这些性格影响了郁达夫的一生，也充分表现在他笔下的不同主人公身上。

1911年2月，郁达夫离别富阳到杭州，考入杭州府中学。在学校里，因为不善交际，衣着朴素，不太说话，但“做起文章来，竟会压倒侪辈”（８６），郁达夫被同学们称为“怪物”。加上必竟是省城的中学，乡宦家子弟居多，郁达夫对他们那种“熏香傅粉”、“卖弄富有”表现出了明显的恶感到遗憾，因此“怪物”之名愈传愈大，郁达夫同他们之间筑起了“一堵高墙”，他成了一个“不入伙

的孤独的游离分子。”（８７）这样，在杭州的学习生活使郁达夫先前所有的畏怯、矜持和孤独的性格愈加明显。他一方面习惯于这种孤独、游离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却又深受这种生活的压抑。

郁达夫从小学到中学由于内外因素结合，逐渐加剧了郁达夫那畏怯、矜持和孤独的性格。不幸的是，这种性格伴随着他东渡日本，并在好个岛国被进一步的加剧，演出了一幕幕郁达夫辛酸、孤独的留学生活片断，促使了他下定“索性沉沦到底”的决心，终于在日本过着一种放荡、麻木的生活。这种性格也促使郁达夫最终拿起笔杆来泻泄自己内心的不满。可以说，他的这种“敏感且好忧伤”的性格也是促使他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因素之一。换言之，这种性格迁就了郁达夫早期“忧伤、厌世”的小说。

但是郁达夫作品的忧伤风格也并非是完全由他的性格所导致的，它同时也与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特点有关。可以说，首先是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特点迁就了郁达夫早期作品的风格。

众所周知，诞生明治末期的日本浪漫主义文学具有与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不同的风格。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文学流派，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意识形态。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包括有各种倾向，如积极的浪漫主义、消极的浪漫主义、宣传神秘的浪漫主义等，但其主流是代表资产阶级进步倾向的积极浪漫主义。其中的代表作家有德国的歌德、席勒，法国的雨果、乔治·桑，英国的雪莱和拜伦等。

欧洲的浪漫主义运用热情、奔放的语言，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表现一种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在席勒、雪莱、拜伦街人的作品中充满了资产阶级对封建体制的不满情绪，渴望从封建体制下挣脱出来的“自我解放”。他们歌唱英雄、赞美理想，作品的字里行间满泛着热情洋溢的情感，表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进取之心。

由于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是在介绍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基础上诞生的，面介绍这些浪漫主义作品的人大都是信仰基督教的作家，如星野天知、平田秃木、岛崎藤村、户川秋骨、马场孤蝶等，他们自幼受西方启蒙思想、自由民权思想和影响，在精神上对西欧近代的政治自由、近代文明产生了一种憧憬，但联想到日本当时的现实时，人与人之间却又感受到自我存在、自我发展受到了肉体、世俗等外部客观因素的束缚。他们无力摆脱这种束缚，因此一方面对西欧的浪漫主义文学充满了热情，竭力宣传和效仿，但同时又不免产生与日本现实社会相抵触的消极情绪，甚至学着日本传统的西行、芭蕉等样子，追求一种隐居者生活的文学。

在这样一种东西方文学的混合下，形成了日本早期、独特的浪漫主义文学风格，即一方面在作品中表现出反封建的个性解放和渴望恋爱自由热情，但由于现实社会的压抑，同时又带着明显的感伤、悲观的色彩。而这种风格的作品恰好又是郁达夫当时所求之不得的。因而他不仅毫不犹豫地接近了它，而且自己也开始创作这类风格的作品。

郁达夫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不论是《银灰色的死》中的Y君还是《沉沦》、《南迁》中的“他”，始终都是以一种“社会的零余者”、忧伤者的面孔出现的。他们似乎始终为社会所抛弃，终日以“感伤的诗”、“醉人的酒”和“清冷的泪”为伴。翻开短篇小说《沉沦》，出场的是这样一个青年：

从南方吹来的微风，同醒酒的琼浆一般，带着一种香气，一阵阵的指上面来。在黄苍未熟的稻田中间，在弯曲同白线的似的乡间的官道上面，他一个人手里捧了本六寸长的Wordsworth的诗集，尽在那里缓缓的独步。在这大平原内，四面并无人影。……

他看看四边，觉得周围的草木，都在那里对他微笑。看看苍空，觉得悠久无穷的大自然，微微的在那里点头。一动也不动的向天看了一会，他觉得天空中有一群小天神，背上插着了翅膀，肩上挂着了弓箭，在那里跳舞。他觉得乐极了。便不知不觉开了口，自言自语地说：

“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轻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这晚夏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纯朴的乡间终老了罢。”

这样的说了一遍，他觉得自家可怜起来，好象有万千哀怨，横亘在胸中，一口不出来的样子。含了一双清泪，他的眼睛又看到他手里的书上去。

郁达夫笔下的这种“零余都”形象与屠格涅夫作品中的“零余者”有着一定的联系。自从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零余者的日记》问世后，“零余者”这个名词迅速流行开来，甚至一度成为中国新文学作家，如鲁迅、谢冰心等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而郁达夫早期作品中的“零余者”有其独特的形象，他们都是被挤出社会的小人物，可能有些才干，甚至不无理想，却被生计问题逼迫，在腐败的社会中几乎没有立锥之地。贫穷困厄，使他们失去生活的信心与安全感，常常“置身在浩荡的沙漠里”，或者如同在荒田野墓间无目的地游逛的多余人。他们自暴自弃，自哀自惭，却不甘心和丑恶的现实同流合污，总表现出一种虽然落魄却又正直坦诚的品格，表现出与当时不合理的现实社会对峙的孤独倔强的姿态。

郁达夫的这种风格同时也离不开日本作家的作品对他的影响。以上面“忧伤的”青年形象不例，我们在岛崎藤村早期创作的诗歌，如《千曲川素描》中，从佐藤春夫的“忧郁”小说中均能找到“熟悉的”面孔。“青年忧郁症”是大正文学创作的主题之一。不光是当时浪漫主义、新浪漫主义文学作家，自然主义文学作家，如田山花袋等也在其作品中所所表现。然上述《沉沦》中的那种长篇大论式的刻划在郁达夫早期作品中比比皆是。郁达夫的这类描述颇有些夸张的色彩，读后不但不令人对主人公产生同情，反倒觉得主人公着实有些“无病呻吟”。郁达夫的这种描述不是紧扣故事情节来展开的，显得牵强，看得出郁达夫是在模仿，表现出他早期创作的不成熟性。但这也恰好证明了郁达夫在创作上受日本作家影响的事实。

日本文学对郁达夫文学创作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是他“私小说”的运用。郁达夫早期的三篇小说都是“自叙传”性质的。这种技巧常见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作家田山花袋、葛西善藏的作品中，被认为是日本“纯文学”的正宗。但是郁达夫却在这种自然主义文学的格式里灌进了浪漫主义文学的风格。

日本的私小说重心境描写而漠视外部事件，笔触细腻。郁达夫不但擅长这种描写，而且贯穿首尾。郁达夫在运用私小说的技巧时，不是借用了通常的“第一人称”，也非直接地“告白”或“自传”，而且把“我”客观化、对象化、心境化，有所创新和发展，形成了他那种独特的“他－－抒情诗”式的私小说风格。以《沉沦》为例，我们看到的整个故事都是通过“他”的眼睛观察的并且通过“他”的叙述传送出来，我们一详尽刻也没有能够离开“他”的视线和“他”的流动的感觉：

他看看四边，觉得周围的草木， 都在那里对他微笑。看看苍空，觉得悠久无穷的大自然，微微地在那里点头，一动也不动的向天看了一会，他觉得天空中，有一群小天神，……在那里跳舞，他觉得乐极了，便不知不觉开了口，自言自语的说……

我们就这样通过“他”的眼睛，“他”的感觉和“他”的讲述获知了文本中的这一切：他怎样在稻田的中间缓缓地独步；他怎样碰到了三个穿红裙的日本女学生而不知所措；他的家事；他的邪念；他的“偷看”和“偷听”；他的狎妓与自杀……我们也通过“他”的眼睛认识了他周围的一些人，被他暗恋的旅店老板的女儿；山上守梅林的农夫；酒店的侍女……对于文本的叙事来说，“他”是一位聚焦者，是文本所发生的故事的核心的观察者和反映者，《沉沦》整个叙事都是通过“他”的观看和叙述完成的，离开了“他”，我们无法确知人物的言行举止，不论是他的自言自语，还是他“窝里犯的罪恶”，或者最后在无人的海边自杀，没有任何人能对这些细节提供证明。不过，郁达夫对自己的这种风格似乎并不满意，在回忆《沉沦》的创作时，他承认：“但是我的描写是失败了”。他回忆到：

写《沉沦》各篇的时候，我已在东京的帝大经济学部里了。那里候生活程度很低，学校的功课很宽，每天于读小说之暇，大半就是咖啡馆里找女孩子喝酒，谁不愿意用功，谁也想不到将来会以小说吃饭，所以《沉沦》里的三篇小说，完全是游戏笔墨，既无真生命在内，也不曾加以推敲，经过琢磨的。

记得《沉沦》那一篇东西写好之后，曾给几位在东京的朋友看过，他们读了，非但没有什么感想，并且背后头还在笑我说：“这一种东西，将来是不是可以印行的？中国那里有这种体裁？”(88)

果然,中国文坛没有接受郁达夫的这种体裁。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在郁达夫运用了这种技巧之后，中国其它作家很少以“身边琐事”为创作素材，“一味地重心境”来创作小说的，“他－－抒情诗”式的创作手法也没能在中国现代文坛上进一步发展。

五

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以其“厌事、伤感”的特点，比起西方那种气势客观存在的浪漫主义文学来更能满足当时郁达夫的那颗“孤独、破碎”的心，郁达夫那种“好孤独忧伤”的性格和当时在日本所受到的种种压抑、歧视，也促使他毫不犹豫地、积极地选择了最能“表白内心忧伤和痛苦”的日本浪漫主义文学。这是郁达夫与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郁达夫在模仿的基础上，创作了自己早期的浪漫主义作品。

郁达夫把这种“厌事、忧伤”的文学带到了中国文坛。一时间在中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我们暂且不论这场轰动中的孰是孰非，但郁达夫是中国开创这种浪漫主义文学的第一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通过这一事实，我们也完全能够有理由认为，中国早期的浪漫主义文学是在近代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下形成的。如果我们还能进一步考察郭沫若、成仿吾、田汉、张资平、陶晶孙等“创造社”同人的早期创作的话，相信对这一看法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那么，为什么建国以来我国的一些权威性的中国新文学史著作中都“忽视”了中国早期的浪漫主义文学与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间的这种关系呢？我认为这是深受了建国以来极“左”思想影响的缘故。

长期以来，我国的现代文学研究在所为“中国文学史上只有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错误思潮的影响下，对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不但研究不够，而且还加上了许多遭难。以致“创造社”的主帅，同是我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创始人的郭沫若多少年来不敢承认自己是浪漫主义文学者。由于这种极“左”思潮的横行，郁达夫、郭沫若等人开创的浪漫主义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应占有地位不但得不到公正的承认，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形成与近代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关系也被“忽视”。

事实上，从建国后到80年代为止，中国新文学史基本上还是以鲁迅、叶绍钧、茅盾、巴金以及“延安文学”为主线来写的，对浪漫主义文学谈论得很少。不光是浪漫主义文学，连一些其他它文学风格的一些作家，如徐志摩、戴望舒、李金发，而且以及“新感觉派”的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也被“忽视”了。

庆幸的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在党的实事求是方针的指导下，我国学界逐步纠正了这些错误，开始客观、中肯地认识和评价郁达夫的创作及其开创的浪漫主义文学，对他的文学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应占有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积极的肯定。

历史总归是历史，从中国新文学的整个发展来看，其诞生到早期的成长都离不开外国近代文学思想的影响，而这其中日本近代文学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是有证可查，有据可依的。鲁迅通过日本的写实主义文学接触到了俄国近代文学，“创造社”同人通过日本接触到了欧洲近代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日本“新感觉派”对中国“新感觉派”的影响等，仔细推敲起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轨迹中都不同程度地留有受日本近代文学影响的痕迹，郁达夫的浪漫主义文学只是其中的一章。

郁达夫从一个青年学生逐渐成为一个作家，这是日本近代教育、社会状况、近代文学对他影响的结果。他早期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文学民是深受了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而形成的。郁达夫在二十年代初期把这种浪漫主义文学推上了中国文坛，吹响了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诞生的号角，其功不可抹。而由于他及“创造社”其它成员的共同努力，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在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下成长、发展起来。

注释：

（１）郁达夫《〈鸡肋集〉题辞》，1927年10月20日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初版，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19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初版。

（２）（３）（４）仲密（即周作人）《沉沦》，原载于1922年3月26日《晨报副镌》“文艺批评”栏，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第306--30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初版。

（５）萍霞《读〈茑萝集〉》，原载于1924年12月初版。

（６）（７）（８）（９）（１０）参见黄爱华《郁达夫的研究与变化中的中国文化语境》，「鬃达夫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1996年12月于浙江富阳。

（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又感受见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郁达夫研究研究目录》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初版。

(24)(25)(26)(27)丁易《〈郁达夫选集〉序》，1951年7月北京开明书店初版，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第444--45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初版。

(28)(29)(30)张毕来《新文学史纲》第一编第一章第三节，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第459--46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初版。

(31)(32)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一编第三章第四节，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第456--45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初版。

(33)(34)同11

(35)参见《安徽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36)参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1辑。

(37)参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2辑。

(38)参见《天津师院学报》1980年第5辑。

(39)参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辑。

(40)参见《文学评论》双月刊1980第年6期。

(41)同6

(42)同36

(43)(44)(45)(46)(47)同11

(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同6

(67)郭沫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红旗》杂志1958年第3期，转引自吴中杰《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第8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

(68)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69)利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序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1月1版。

(70)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9月1版。

(71)(72)(73)分别参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小说二集、小说三集》转引自黄淳浩《创造社：别求新声于异邦》第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

(74)成仿吾《〈沉沦〉的评论》，原载于1923年2月1日《创造》季刊第1卷第4期，专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第30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初版。

(75)郭沫若《论郁达夫》，原载于1964年9月30日《人物杂志》第3期，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第91--10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初版。

(76)(77)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过去集〉代序》，上海开明书店1927年11月15日初版，转引自李红编《郁达夫自叙》，团结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

(78)引自沈绍庸《关于郁达夫的一封信稿》，风1981年9月《杭州大学学报》第3期。

(79)同76

(80)郭沫若《学生时代》，原载于1942年6月桂林《野草》月刊第4卷第3期，转引自黄淳浩《郭沫若自叙》，团结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

(81)郭沫若《创造十年》，1932年9月上海现代书局初版发行，转引自黄淳浩《郭沫若自叙》，团结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

(82)郁达夫《雪夜》，原载于1936年2月16日第16期《宇宙风》，转引自李红编《郁达夫自叙》，团结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

(83)郁达夫《忏余独白·〈忏余集〉代序》，1933年2月上海天马书店初版，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第21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出版。

(84)(85)郁达夫《书塾与学堂》，原载于1935年1月5日《人世间》第23期，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第28--2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出版。

(86)(87)郁达夫《孤独者》，原载于1935年3月5日《人世间》第23期，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第28--2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