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都德还活着

“那天早上上学，我去得很晚，……

”这是都德《最后一课》的开头两句。几十年来，这两句话常常不期然地在我脑际闪现，特别是听过姚锡娟的朗诵，这两句话以至于整篇《最后一课》就象金子浇铸一般，在我脑际熠熠闪射成一片纯净的辉煌。

作品是作家和读者共同创造的。都德提供了一个联想域，姚锡娟通过自己的联想及再创造，把《最后一课》塑造成一个语言艺术的精品。我最早“结识”的外国作家就是法国人都德。抗战时期山区小学的课本没有一定的来源，老师只好采取“战时措施”，抓到什么讲什么，往往要靠油印或手抄。那时候忧虑的是如何找到一本书，不象如今忧虑的是如何减轻书包的重量。我念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老师几经奋斗，从洛阳城弄到一批初级中学第三册国文课本，于是这个山区小学出现了一个奇观──四、五、六年级一律用这个初中课本，早上从几个教室传出同一的读书声。不管这种教学法如何悖于常规，拿到新课本的小学生仍然个个高兴，因为这是少见的正规课本嘛。

都德的《最后一课》是这册课本里最长的一篇课文，因此一开始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１８７０年普法战争爆发，当年３０岁的都德应征入伍。这场战争是以法国战败求和，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而告终，都德深深地感受到战败的屈辱和痛苦。１８７３年，都德发表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小说通过小学生弗朗士最后一次听韩尔老师用法语讲课时的感受，抒发出沉痛的爱国之情和亡国之恨，为近世爱国主义名篇。中国小学生在抗日战争中读这篇课文，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当时日本军队步步进逼中原，坏消息不断传来，不久，我的家乡也变成“阿尔萨斯”了。我在跟随家人逃难的路上，常常想起讲授《最后一课》时声泪俱下的老师，想起我的外国大朋友都德和小朋友弗郎士。我随身带的小包袱里有几本书，其中就有这册课本。

后来，我读了都德的长篇小说《小东西》等不少作品，我认为由于抗日战争那段缘分，我是理解都德的。但有一次我却发现，一位名叫姚锡娟的演员比我更理解都德的作品。甚至我怀疑她那理解可能比作者本人更细腻。

１９８２年春，花城出版社曾经主办过两次诗歌朗诵演唱会，一次是“花城诗歌朗诵演唱会”、一次是“外国文学作品朗诵会”。姚锡娟在前一次朗诵会上朗诵了日本电影片段《草帽》。在后一次朗诵会上朗诵了《最后一课》。虽然大家知道她有深厚的语言功力和高超的艺术技巧，但还是为她选择《最后一课》而担心。朗诵艺术是一种非常凝练的语言艺术，《最后一课》需朗诵十几分钟，观众能不能耐心接受，是大家所担心的。就我个人来说，我很希望听听姚锡娟朗诵这篇在我心头回响多年的课文，以期得到一种新的艺术体验。

友谊剧场座无虚席，当报幕员报出姚锡娟朗诵《最后一课》时，楼上楼下泛起一阵小小骚动。

“那天早上上学，我去得很晚……”姚锡娟开始朗诵了。剧场倏地平静下来，象一泓深深的湖水。一只声音的飞燕，在湖上剪波穿浪，敲击着人们的心湖。

我的心被那童稚的声调，唤到遥远的过去，我跟着上学迟到的小弗郎士听到画眉鸟的歌唱，看到普鲁士士兵的操练；我看到韩麦尔先生踱来踱去，胳臂底下夹着那怕人的戒尺：“我只好推开门，当着大家的面走进静悄悄的教室。”

韩麦尔先生温和地对我说：“快坐好，小弗朗士，我们就要开始上课，不等你了”。“我的孩子们，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柏林已经来了命令，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学校只许教德语了。新老师明天就到，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法语课，我希望你们多多用心学习。”

我不禁泪流满面，我的最后一堂法语课啊！我听到屋顶上的鸽子咕咕咕咕地低叫，我恨恨地说：“他们不会强迫这些鸽子也用德国话唱歌吧！”剧场静极了，偶尔有几声抽泣。

姚锡娟用声音塑造了一个小弗郎士，也塑造了我和千余个观众，令我们同小弗郎士一起在上那最后一课，在经历一次心灵的炼狱。不知道时间是怎样流逝的……

“散学了──你们回去吧”姚锡娟缓缓垂下双手，抬起头，闪着泪光的双眸温柔地望向台下，一千多观众还在凝神谛听，仍沉浸在朗诵造成的境界里，稍倾，突然醒悟似地，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发自内心的没有一丝虚饰的掌声。

作家贺青同我坐在一起。他不住感叹道：“太好了，朗诵得太好了！十多分钟场子里没有一个人走动，没有一个人咳嗽，大家都被感动了。”

“这就是艺术的力量。”我说。

“是的，这是真正的艺术。”贺青点着头，“群众需要这种高层次的艺术。”

我同贺青随着人流走出剧场，西天的晚霞正在外面等候，春风吹来，霞光被吹得通明，把我们的脸烤得热烘烘的。

“姚锡娟把《最后一课》每句每字都咀嚼透了。”贺青说。

“好象她比都德还要理解《最后一课》。”我说。

作为作家，我与贺青都承认，有时别人比自己更理解自己的作品。

最近，在姚锡娟艺术语言欣赏会上，姚锡娟又朗诵了《最后一课》，我再一次被她的朗诵艺术所征服。我想，如果都德还活着，他一定会去听姚锡娟的朗诵，他一定会象爷爷一样，握着姚锡娟的手道一声谢谢。

都德会送姚锡娟一支法国玫瑰，为了她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