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恨歌》主题的争议

对《长恨歌》主题的争议

玄宗被迫缢贵妃于佛堂前梨树下这非常引人注目的一幕，引发了众多文人墨客的咏叹。然而，文人的吟咏与史家的记述是不尽相同的。在文人的吟咏中，对玄宗与杨贵妃的态度也是褒贬不一的。总体说，偏重史实的作品，主调是讽刺；文学想象成分多的作品，主调是同情、感伤。

在白居易的诗歌作品中，《长恨歌》最受人们的关注，引起的争论也最多。二十世纪上半叶，俞平伯的《〈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质疑》和陈寅恪的《〈长恨歌〉笺证》是本诗研究中两篇重要文章。

对《长恨歌》的争论，从二十年代开始，直到八九十年代仍未结束。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作品主题方面，主要有四说：爱情说、讽喻说和讽喻、爱情双重主题说、时代感伤说。另外，对杨贵妃的下落、作品涉及的本事也有一定争议。

有关论述摘编：

对《长恨歌》，作者自评：“一篇《长恨》有风情”。自许《长恨歌》是他的“压卷杰构”。

唐宣宗在追悼白居易的挽诗中，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乐天之长恨歌，……实系自许以为压卷之杰构，而亦为当时之人所极欣赏且流播最广之作品。此无怪乎压千岁之久至于今日，仍熟诵于赤县神州及……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

在对《长恨歌》主题认识上，持爱情说者认为：《长恨歌》留给读者的，主要不是“惩尤物”式的道德教训，而是对刻骨铭心的爱情的深深的感动。作品前半部分虽然对李杨荒淫误国有所不满和讽刺，但全诗主要描写了李杨的爱情遭遇，歌颂了他们爱情的纯真性，而且这种爱情，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如褚斌杰在其《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及其评价》中指出，白居易借李杨爱情故事“歌颂了爱情的坚贞和专一”。也有人认为，作者通过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歌颂了那种与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感情相一致的纯洁无疵的爱情。李杨的不幸，古代男女也能碰到，因而具有一般意义。”经过作者的描写，李杨情事超越了本身的限制，而具有普遍的意义。还有论者认为，诗中写李杨前期爱情只是爱色，随着时代和人物遭际的变化，进而升华为爱情。

持讽喻说者指出：据陈鸿的《长恨歌传》，白居易写《长恨歌》的本意是要“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这可以说也有“讽喻”的意味。《长恨歌》是通过李杨故事暴露了统治者荒淫无耻的生活，展现出中唐时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面貌，统治阶级生活的荒淫糜烂和政治道德上的腐败堕落。白居易作此诗的目的是揭露与讽刺李杨纵情声色，贻误国政，最终引起了安禄山之乱，两人也因此身处异境，苦果自尝，最高统治者应该以此为戒。

双重主题说认为，此诗一方面对李、杨两人的生活荒淫、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很大的同情。明皇因溺于女色而招致祸乱，必须加以讽刺，并从中吸取教训。持此论者认为此诗的主导方面在后半篇，为使前后有机结合，前半的讽刺保持着一定限度，而且多有讳饰。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刺诗或爱情诗都不恰当。

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应该摒弃单一主题说的僵化模型，分三个层次去把握《长恨歌》的悲剧意蕴：即把李、杨悲剧分别看作爱情悲剧、政治悲剧和时代悲剧，从而使爱情主题、政治讽刺主题和时代感伤主题各有所依存和附丽。居于不同的层次的三重主题，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