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事略〉序》_语文论文

《〈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事略〉序》一文，作者孙中山先生借“书”以论史论世，借“序”以勉励国人。作者根据表达的需要，时而运用简练短促的散句记叙沉痛的往事，时而又以整齐的句式抒发一腔激情，或以舒缓的长句对形势和任务作精辟的分析。此文虽在戎马倥偬中所写，在语言节奏的运用上却颇具匠心。

文章一开篇，使用简练短促的语句概述了清朝末年革命党人为推翻清王朝历经艰险屡遭挫折的惨况：“满清末造，革命党人，历艰难险，以坚毅不挠之精神，与民贼相搏，踬踣者屡”，这几句节奏短促，顿挫低沉，表现了作者沉郁的感情。紧接着，语句由短促一变而为缓长：“死事之惨，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围攻两广督署之役为最”。这个长句，点明了起义的时间、内容，突出了其牺牲的惨重。如果说，上面短促的语句表现了作者对沉痛往事追忆时的哽咽难语，而这一缓长的语句却是一字一顿，显示了作者心情沉重的加剧。但作者并未被这巨大的悲痛所压倒，文章笔锋一转，以两组对偶句，运用夸张、拟人等修辞手法，对烈士的壮烈之举进行热情讴歌，抒发了由衷的赞颂之情：“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整齐的句式，铿锵的音调，读来琅琅上口，其势如江海奔腾，一泻千里，显示了作者怒涛澎湃的激情，感情由前文的沉郁一变而为悲壮、昂扬。作者对这场起义热情讴歌之后，又进一步揭示了“是役”的作用和历史意义，认为它“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这几句因是议论，故而多用散句。

第二段，作者记叙了因时局不宁，致使墓碣之迟修，事略之迟编。作者运用“……，始有……；……始有……”。两个相同的句式，将宾语提前，突出了修墓编史进程之缓慢，流露了作者遗憾、歉疚的感情。继而又用“……或……，或……，甚至……”层进复句，揭示了《事略》的严重缺陷以及无可补救的遗憾。最后以司马迁不能为五百人立传相类比，发出了“滋可痛已”的喟叹。这一段以叙事为主，兼有议论与抒情。在句式上，则以散句为主，中间又夹以整句。句式的变化，既避免了行文的板滞，又在客观叙事的基础上，强化了自己浓厚的主观色彩——歉疚、遗憾、沉痛的感情。

第三段，作者的感情已由上文的激昂、沉痛至此转入深沉的反思。作者开首略述邹君求序事后，用三个四字句和一个五字句，写出了当时倾危不安的严峻形势。四字句和五字句的节拍分别为“二二”式和“一二二”式，诵读时应作如下停顿：“环顾／国内，贼氛／方炽，杌陧／之象，视／清季／有加”。短促的节奏既显示了时局的严峻危急，又透露了作者焦虑不安的心情，给人一种紧迫感。继而作者又写道：“而予三十年前所主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诸先烈所不惜牺牲生命以争之者，其不获实行也如故。”这一长句，作者将“为诸先烈所不惜牺牲生命以争之者”这一定语置于中心词后，加以突出强调，既呼应了前文革命先烈的“死事之惨”，又为下文勉励国人张本。作者由前面的四字句和五字句一变而为四十多字的长句，诵读时的节奏由急促而转入缓慢，显示了作者的心情由焦虑不安而转入沉重，深感自己“此行所负之责任，尤倍重于三十年前”。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作者向国人提出了恳切的要求和希望。首先以一假设复句从正面阐明发扬先烈牺牲精神的重要，然后从反面指出空发感慨的无济于事，最后点明了写作此序的目的：痛逝者，勖国人。这几句分析精辟，论述透彻，节奏不疾不徐，显示了作者感情之深沉，希望之殷切，气度之从容。

以上仅从语言节奏这个角度对全文作一粗略的分析。我国古代文艺理论家刘勰认为：“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言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文心雕龙·情采》）。只有“形”“声”“情”配合得宜，才能交织为完美的统一体。人之喜怒哀乐诉诸文字，善撰文者，往往采用轻重缓急、长短有致的语言加以表达，从而使感情得到充分抒发，达到情文并茂。诵读孙中山先生的这篇书序，时而节奏短促，犹如“冰泉冷涩弦凝绝”，这是作者从心弦里弹奏的哀痛之乐；时而语句整齐，音调铿锵，犹如“飞流直下三千尺”，这是作者为革命烈士高唱的赞歌；时而轻重交错，长短有致，犹如“石破天惊逗秋雨”，那精辟的论述，令人心折。短短一篇四百余字的书序，读来却令人荡气回肠，感奋不已，实堪为书序中的典范之作。但作者讲究语言节奏的变化，并非是“为文而造情”，如仅仅追求文章的声律、辞藻，定会造成“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所以刘勰认为：“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文心雕龙·情采》）。刘勰在这里强调了情理的重要性，只有情理确定了，文辞才能畅达。孙中山先生这篇书序，之所以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成为鼓舞士气，进行战斗动员的檄文，最重要的还是作者饱含着“痛逝者”的深情和“勖国人”的殷切希望。有了这一“本源”，再“为情而造文”，讲究文章的语言节奏，做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才能成为不朽的传世之作。